哀悼刘岘先生 接到任殷女兄悲咽的电话,讣告刘岘先生于前一天谢世,我的心一沉。刹那 间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嗫嚅着劝她节哀,节哀;努力保持自己的健康,因为还有 高龄的伯母在,还需要她的特别照拂和劝慰。当得知伯母精神还能支撑,头脑清 醒而又明达的时候,我舒了一口气。是的,后死者的生存和温饱和发展,也应该 是第一义的吧。 其实,刘岘先生是一位幸福者。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在中国新兴木刻的 萌芽,发育,壮大的历史过程中,在日益增多的革命木刻家中,一生既得到鲁迅 的培育和扶植,又得到毛泽东题词奖励的,大概只有刘岘先生一个人。如今,他 们三位——一位中国革命的导师,一位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导师,一位战士、学 徒,以自己之力成就为木刻大家的战士、学徒,都作古了。他们之间的这一际遇, 使我想起古人的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下。”我没有见过刘岘先生,更遑论他的两位导师。真的,人生就是这样:“总 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鲁迅: 《写在< 坟> 后面》)我为刘岘先生的逝去,感到悲哀,又加重了的悲哀。 我是从《鲁迅全集》里知道刘岘先生。因为鲁迅倡导新兴木刻的时候,他是 投身实践的青年学徒,他的名字上了鲁迅书信和鲁迅日记。后来又从他的精彩纷 呈的百花齐放的木刻。后来又从他的《回忆鲁迅琐记》。这《琐记》是我难忘的 鲁迅回忆录之一。难忘的是他把鲁迅手写的《< 无名木刻集> 序》,“反贴一块 木板上,用雕刀刻成阴字,由于经验不足,在木刻的过程中将手书的宣纸稿摩擦 烂了,以至未能刻成。当时我不加考虑地又给先生写了信并附上透明打字纸(类 似拷贝纸)请先生重写,出乎意料先生很快又写了一份,通知我到内山书店去取, 这就是现在印出的那篇《无名木刻集》的序言。”(见《鲁迅回忆录》(二集), 第260 页)一个19岁的青年艺术学徒,如此这般要求54岁的鲁迅按照规定的条件 写自己的序言,鲁迅写了,而且很快地写了,一幕多么生动的人生,一个多么可 笑可亲的青年,一个多么可敬可亲的长者。 刘岘先生回忆,他是1933年冬初在上海会见鲁迅的。鲁迅日记最早的记载, 是1934年1 月8 日:“午后得王慎思信并木刻一本。”三天后“复王慎思信。” 从1933年1 月8 日开始到 1936 年3 月5 日“得刘岘信并木刻十枚”止,两年间 来往信件51次①。其中刘岘先生致鲁迅信37封,鲁迅复信14封。刘岘先生与信同 时寄鲁迅木刻11本,3 卷,1 束,10枚,17幅,11张;未记明数量词的3 次。这 已经是一个不少的数目了,而《鲁迅日记》的记载,通常并不完全。比如1935年 8 月9 日记“得刘岘信并木刻《阿Q 正传图》两本”,此后并没有复信的记载, 但根据刘岘先生所作木刻《阿Q 正传》的后记,鲁迅是有对于木刻阿Q 像的评论 的;也可以推想,鲁迅是在此之前提出评论的。那么,木刻《阿Q 正传》出版于 1935年6 月,而鲁迅日记记载,最后一封复信是1935年2 月19日。鲁迅评论阿Q 像的信,当在这之前;或是已有记载的某一封,或失记。更明确的一个例证,鲁 迅于1934年3 月14日作《< 无名木刻集> 序》,这是刘岘先生请鲁迅作的,而且 鲁迅还重抄了一次,日记也没有明白地记明。这诚如鲁迅在《马上日记·豫序》 中的自白: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 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 信;B 来。三月三日雨,收C 校薪水 X元,复D 信。一 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 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 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 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就是说鲁迅与刘岘先 生的书信往来,至少是51次;至多呢,无案可稽了。 ----------- ①《鲁迅全集》第15卷第387 页《鲁迅日记·人物注释》有关注释条目的统 计有误,多出1934年10月4 日记载一条,应删。这是利用鲁迅博物馆“《鲁迅全 集》微机检索系统”检索资料核实的结果。《鲁迅日记》记载总数为44次,有的 是收到信即复,按来信与复信分开统计应为两次。所以来往信件为51次。 在鲁迅倡导新兴木刻高潮的两年间,刘岘先生至少得到鲁迅14封信,这不是 一个小数目。可惜,这也诚如刘岘先生老年所回忆:“这几封通信可以说是一个 难得的文献,而我当时年幼无知,却没有保存下来,这是深以为憾的事。”(见 《回忆鲁迅琐记》) 所幸刘岘先生将其中五封信的摘录,及时写进了他的文章,还没有使它们全 部淹灭。这使我们从《鲁迅全集》书信的“附录”中,得到许多有意思的消息。 而最富刘岘先生个人性的,我以为有两点。 其一。刘岘先生1934年2 月26日曾寄信给鲁迅“花纸一束”。鲁迅是很注意 乃至很喜欢中国民间的花纸的。这常见于鲁迅的文章。如1932年他在《“连环图 画”辩护》中就提出:“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 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 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花纸。这些研究和由 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 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第二年在谈《我怎么做起 小说来》的时候,更谈到花纸对于他创作小说的影响:“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 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 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 一大篇。” 1934 年5 月,也即刘岘先生寄给鲁迅“花纸一束”后三个月,鲁迅 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上,更作了另一番分析。他指出,“但中国的两者的 艺术(按指”消费者的艺术“和”生产者的艺术“),也有形似而实不同的地方, 例如佛画的满幅云烟,是豪华的装潢,花纸有一种硬填到几乎不见白纸的,却是 惜纸的节俭,唐伯虎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花纸上也 有这一种,在赏玩者却只以为世间有这一类人物,聊资博识,或满足好奇心而已。 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现在,鲁迅在刘岘先生信中,也有这样的评论了: “河南门神一类的东西,先前我的家乡——绍兴一也有,也贴在厨门上墙壁上, 现在都变了样了,大抵是石印的,要为大众所懂得,爱看的木刻,我以为应该尽 量采用其办法。不过旧的和此后的新作品,有一点不同,旧的是先知道故事,后 看画,新的却要看了画而知道——故事,所以结构就更难。” 我感到有兴趣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刘岘先生为什么寄给鲁迅“花纸一束”? 这在同时期的青年木刻家中是罕见的。是刘岘先生读到上述鲁迅谈论花纸的文章, 细心到了解鲁迅的艺术趣味,寄去的呢,还是在会见鲁迅的时候,听了鲁迅的有 关言论,寄去的呢?还有一层,刘岘先生当时的木刻作品,是很带洋味的。被鲁 迅选入《木刻纪程》的四幅中,就有两幅这样的佳作。那就是《少女》和《乐人》。 刘岘先生后来自己回忆,他那时“借鉴雕刻的方法是取自梅非尔特和达格力秀”, 在他们与花纸的一西一中,一洋一土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可惜不能再当面 请教刘岘先生了。 其二。因刘岘先生的木刻而引发的鲁迅对于阿Q 和孔乙己的说明。 对于阿Q ,鲁迅说,“阿Q 的像,在我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 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鲁 迅尝感慨于自己的创作不为读者所了解,直到1933年还说:“十二年前,鲁迅作 的一篇《阿 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 含在里面。”(《再谈保留》)现在激进的木刻青年也不了解阿Q ,鲁迅亲自为 他讲解了。这一年的11月,鲁迅又在《寄 <戏> 周刊编者信》中,公开解释说: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Q 像,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 以为阿 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 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 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为什么“没有流氓样”呢?鲁迅对刘岘 先生说,如果这样“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这就是世道,是知人 论世,是很要紧的。 对于《孔乙己》,鲁迅这样评论刘岘先生的木刻:“《孔乙己》的图,我看 是好的,尤其是许多颜面的表情,刻得不坏,和本文略有出入,也不成问题,不 过这孔乙己是北方的孔乙己,例如骡车,我们那里就没有,但这也只能如此,而 且使我知道假如孔乙己生在北方,也该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这并不是聊且安慰 木刻青年的话。1934年11月,鲁迅在《答< 戏> 周刊编者信》中,谈到改编他的 小说的事,同样指出,“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船航可以化 为大车,七斤可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鲁迅并把它提到这样的文艺理论的 高度:“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 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所以鲁迅认为,改编他的创作,“最好是不要专化, 却使大家可以活用。”为鲁迅创作作木刻,自然也是同样的道理了。 在刘岘先生与鲁迅的交往中,似乎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他热中于为鲁迅创作 作木刻;一是他大概处于一种亢奋的创作心态,勤奋而多产。他寄给鲁迅的木刻, 常常一次是许多幅,乃至一卷一卷的。他那时才十九、二十岁,自然难以做到每 一幅都有精彩,每一幅都有进步,这引起鲁迅的忧虑,提出过这样的批评:“刘 岘(他好像是河南人)近来粗制滥造,没有进步”(《341218致金肇野》)。难 能可贵的是,这并没有使他们疏远。他们之间也没有些微介蒂。刘岘先生于1934 年东渡扶桑留学以后,依然和鲁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35年一年里,几乎每 个月都有信寄给鲁迅,有时也寄木刻。 我由此推想到,刘岘先生大概也属于这样一类艺术家,他会间歇性地爆发创 作激情,在一个时期内亢奋不已,大量产生创作。比如1939年他奉调到延安,同 年11月就得到毛主席这样的题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 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 术而奋斗。”又比如1958年全中国处在大跃进的高潮时刻,郭沫若先生诗兴大发, 几乎每天有一首百花齐放诗作出来,同时也有刘岘先生的百花齐放的木刻。那娴 熟有力的刀法,流动柔美的线条,黑白分明的构图,令人叹为观止。那是比诗更 生动的杰作。鲁迅当年评李桦先生的《春郊小景》,“足够与日本现代有名的木 刻家争先”(《341218》致李桦》)。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二十年后刘岘先生的 木刻百花齐放,也会大加赞赏,并洗去“粗制滥造”的旧时印象吧?虽然这一百 多幅木刻也是在短时期内雕刻出来的。是的,1986年允经兄编辑出版了鲁迅珍藏、 早欲出版而未能出版的苏联版画《拈花集》,试将刘岘先生的木刻百花齐放和 《拈花集》中的木刻放在一起,是足可以与之媲美的。在我这个外行的眼睛看来, 这是刘岘先生最好的杰作,是堪称木刻大师的标志。三十年过去了,每一想起这 组木刻,印象还是这样生动,历历如昨日事,或许这就是一种不朽的现象吧? 刘岘先生一生热爱鲁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他自己创作的不同发展阶段, 他都忘不了鲁迅,一再把心中的怀念化作精心的木刻造像。他那1958年的《鲁迅》, 以细腻的刀法,柔和的线条,分明的黑白,刻出一个和蔼若朋友般的肖像,是很 亲切感人的。 刘岘先生又爱屋及乌,关心鲁迅博物馆的事业。他不仅捐赠我们木刻作品, 还不辞辛劳,以七十多岁高龄亲自莅馆为我们鉴定美术藏品。如今他走了。他对 鲁迅的终生不渝的深情,怎能不留在后死者的我们的心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