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霁云师门外 把我领进鲁迅研究大门的,是杨霁云先生,可是从1976年鲁迅研究室正式工 作我得以认识他,到 1996 年春节我照例给他拜年,后三天他就病逝于中日友好 医院,整整二十年,我并没有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的门槛,更无论登堂入室。这是 我的幸和不幸。然而我深深地感念他。古人有所谓“刻骨铭心”,我想大概就是 这样的吧?我相信,恐怕也只能是这样。 没有人知道我对杨霁云先生的敬慕,亲近和感念。我在拙著《< 两地书> 研 究》的《序言》中提到“我感谢培育、指导和帮助我的前辈”,没有一个熟人猜 到其中有杨先生,而在《几句说明》中表白“一位前辈”给了我剀切的指教,嘱 咐我用功研究,实事求是地多写一点;更没有人想到他就是杨先生。 原因固然很多,而一个人的言行也的确很难获得别人全面,细致的了解。但 我定期去拜访杨先生,和杨先生频繁寄到研究室给我的信,何尝有丝毫“地下工 作”样?但人们毫不注意,在我看来,还是杨先生太默默无闻了。那怕他晚年获 得殊荣,在毛泽东主席批示周海婴先生给他的信之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出任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的八个顾问之一,和曹靖华, 唐搜,戈宝权,周海婴,常惠,孙用,林辰诸位鲁迅生前友好,学者,子嗣并驾 齐驱! 这是真的。杨先生晚年坐在他那局促的书房,我每次去拜访,当师母开开门 后,看到他端坐读书的样子,实在是“老病有孤舟”的景况,他摔断了腿少有人 知。1996年春节他卧病在医院,也少有人知。而初几就去世了,还是少有人知, 就谢世了,那冷冷的讣告,草草的告别,活活呈现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的人海苍茫。就是鲁迅研究室的老人新人,也没有来几个。而杨先生已经是他/ 她们尚存的四个顾问之一。是的,也许难怪,连鲁迅研究室本身,不亦已然凋零 而又凋零么?鲁迅哀范爱农诗以“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开头,以“故人云 散尽,我亦等轻尘尸结尾。鲁迅为白莽《孩儿塔》作序,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 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 的。“”遗文“尚且如此,何况创作”遗文“的人!这就是鲁迅,这就是鲁迅研 究者,这就是以研究编著鲁迅之名而身腾高位的鲁迅研究者。 杨先生是一个奇人。奇就奇在他和鲁迅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交往,有过那么 多推心置腹的书信,从鲁迅逝世到他自己逝世,六十年间,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 后,文革前还是文革后,竟不写一个字的鲁迅回忆录。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古人 说的“寥若晨星”,“凤毛麟角”的吧?还不奇么?不但不写鲁迅回忆录,大凡 在公众的场合,比如鲁迅研究室请顾问开会,他是每会必到,到了,却一言不发。 连成立会,客气话也不说。难道人间事,真像老子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吗? 鲁迅一生,至少写了五千二百多封信,现存一千四百多,收信人超过一百七, 自然,有的信是问候,有的信是交际,有的信是应酬,有的信是答问,有的信是 办事,有的信是“有趣的谈天”。总之,如鲁迅致萧军萧红信所说:“装假固然 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 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或者如鲁迅在《孔另境编 <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上所说,“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 有一部分却不然。”因此,信也要看写给什么人;从信的语气内容可以看出彼此 关系的远近,深浅,亲疏和冷热,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这才是书信的本相。以为 有了名人的信就咳唾成珠,身价不凡,得意于借光自照,其实和鲁迅笔下那以曾 与八大人攀谈为荣,而八大人对他说了一句“滚开”罢了的人差不多。 鲁迅给杨先生的信可不一样,那样“有趣的谈天”的似乎不到现存收信人的 十分之一。杨先生对鲁迅的信也不一般,全部34封信无一遗失,缺损,而且及时 全部献出供许广平先生编辑出版《鲁迅书简》之用。岂止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完 好无损地保藏鲁迅书信,并及时献出,而且有更艰苦的劳作。请看许广平先生 《鲁迅书简·编后记》: 在一九四四年秋间,承杨霁云先生指示,谓世变瞬息,难以逆料。 对鲁迅先生遗著,殷殷以未行付梓为念,屡被督促,且不惜亲自拨出奔 走衣食的时间,助我把日记,书简复写抄存,除原稿外,又多三份,历 时数月,大部分的复写,每一个字,要力透五层纸张,抄未及半,杨先 生右手中指,已结成黄豆大的一粒硬茧了。然仍愿以力回天,不断继续, 抄稿的大部分都是杨先生的劳绩,特此致谢。 这“致谢”的心意,何止是许先生一个人的?特别是1958年版《鲁迅全集》 所收书信不及解放前已出版的一半,不过三分之一强而已矣,是更令人对许先生 和杨先生怀抱敬意与感念,并且一并“致谢”的。 鲁迅给杨先生的信,不但亲切,少有顾虑,颇多重要看法,如“看看明末的 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前几月的《汗血月刊》上有一篇文章, 大骂明末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加以亡国之罪,则手段之相像,他们自己也觉 得的。”这“矫激卑下”,不也就是激进主义么?又如“但是‘作家’之变幻无 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 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这“不必悲观”,不是很值得注意 并且深思么?真实,单是“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 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 白的”一段话,就使他俩的通信,对于了解鲁迅,了解鲁迅思想和鲁迅的人格具 有很高的价值。事实是,经过了几十年,鲁迅研究者才敢于正视鲁迅所说的“于 自己保存之外”这一句话,才敢于宣传这一句话,——这,我在《六十年的杂感》 中已然感慨过了——足见鲁迅的质朴,诚实和高尚,他的非凡寓于平凡之中。他 决不自己不择手段活下来而号召别人去牺牲生命。 鲁迅给杨先生的信,真是披肝沥胆,推心置腹,讲了不少自己对中国社会, 中国的世道人情的感受,比如他说: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 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 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 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之前,百年之前,十年之前,都是这一 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 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 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 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二、 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但恐 怕也不多,因为自己或同时人,较知底细,所以容易了然,后人则未曾 身历其境,即如隔鞋搔痒。譬如小孩子,未曾被火所灼,你若告诉他火 灼是怎样的感觉,他到底莫名其妙。我有时也和外国人谈起,在中国不 久的,大约不相信天地间会有这等事,他们以为是在听《天方夜谭》,…… 这种人生常情的洞见,其效用真是惊人。近十几年来,对于“五四”新文化 及鲁迅被围剿和反围剿的新生代研究,有许多不就是“天方夜谈”么?又如: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 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 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这也是人生常情,凡有挺身而出站到社会的十字路口为改革而尽一份公民的 责任的人,谁不感受着上下左右前后的压力而必须“横站”着?倘不“横站”, 或稍有疏忽,立马“败则为寇”的人,“不计其数”,庶几近之。其实有什么呢, 文化人之间不过笔墨官司,纸上谈兵,甚至于到了徒费口舌而已矣的惨地,也要 赔上自己的性命,乃至株连而家破人亡。这种心里话是不能“交”出去的。因为 它就可以成为罪证。鲁迅能对杨先生说,他是多么幸运的人啊!我钦敬他。 我钦敬杨先生,还由于他在鲁迅生前就和鲁迅商量编辑出版了《集外集》。 这个创意,这份辛劳,编辑中引发鲁迅的回忆,自述,议论,对国民党当局检查、 删除的抨击和讥评,以及嗣后续编《集外集拾遗》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鲁迅的 创作活动。 这是一定的,有人认为《集外集》不值得这样出版,应该选一选,人间事就 是这样有意味。现在,当“全”集满天飞的时候,却又出现了“全”集不“全” 的文化景观。许多创作等身的名人不愿“全”,不肯“全”,不敢“全”。或自 己,或帮手,在编“全”集的时候反复斟酌,反复掂量加以筛选,也即加以掩饰, 把含血的文章摒于集外,以为留得清白在人间。其实呢,倘无一手遮天和指鹿为 马的权力,将历史上有关刊物全部查抄,禁毁,曾有过的白纸黑字,不过稍稍泛 黄一点罢了。它们不但为研究者所重视,也很能引起有心的读者的新的兴趣。去 年一年就出版了两三本鲁迅和他的论敌的文章汇编,《恩怨录》呀,《一个也不 宽恕》呀,而且畅销,而且上了排名榜,就是证明。还有“汇校”,那本是中国 学人做学问的传统本领,谁料到竟又有官司好打呢? 这使我想起鲁迅揭露的中国人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要做古文,做好人, 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那办法,自然就是筛选,也就是隐瞒。 这又使我想,当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海外,境外颇有人大不以为 然。但有一句话令我迄今不忘,是说大陆作家的“全”集都是经过筛选,删改的, 唯独鲁迅除外。而鲁迅,把他扔在字纸篓里的东西都找出来印行了,丝毫不改鲁 迅之为鲁迅的本色,这是令人惊叹而不得不佩服的。 这更使我钦敬杨先生,感念杨先生。 我一直没有想到会见到杨先生,更没有想到他会是我的——我们鲁迅研究室 的顾问,能够在他指导下研究鲁迅。 第一次见杨先生是鲁迅研究室的第一次顾问会议;1976年的夏天,并不热的 时候,唐搜先生刚刚出院,拄着拐棍来的,发言时头上不断沁着汗珠,用手帕擦 着,给我留下了永在的印象。八个顾问到了七个,一个个都是用特别拨给研究室 接送他们的两辆上海牌小轿车接来的。在当时这对于“臭老九”无疑是殊荣。后 来何林师告诉我,曹靖华先生是和他逗气故意不来的,老人有时挺有童趣。 杨先生是一个瘦瘦的老人,长方形的小脸,但脸色红润,一看就知道保养得 很好,中等身材。一身蓝色干部服,戴一顶毫无特色却有中国特色的颇旧的黑色 干部帽。摘下帽子却露出一头直竖硬挺的花白头发,很醒目。一上午都静静地端 坐着。会前研究人员兴奋不已地穿梭向顾问问好,致意,自我介绍,他也不动声 色,斯文地点点头。会上也不动色,只听别人发言,最后,当顾问们逐个发表了 热情洋溢,充满希望的讲话,连颇像一位老塾师的年龄最大的常惠先生都讲了话 之后,请他讲话,好像他还是斯斯文文谢绝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还依旧黯 然。会后有人对我说;他是说不出什么意见的。 其实,杨先生一肚子意见:学问和见解,和对鲁迅深沉的怀念。 我们在注释《鲁迅日记》(上)的时候,在1912年12月18日遇到“函夏考。 文苑议一小册(十二)”一条,不知道是什么书,什么内容,去北京图书馆也没 查到,问了几位顾问也不知道,写信问杨先生,随即回信告诉我:“那个书名, 第一次铅行本用一个书名《》引号,本来是对的,因为这是一本书。但这个书名 不好懂。第二次用两个《》号,这样变成两本书了,似乎不大好。这是一本两篇 论文合印在一起的小册子,标作《函夏考·文苑议》,似较妥些。”“‘文苑议 ’是讨论学制问题的建议。当时翰林院取消了,知识分子在关心这个机构,很有 些这类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本小册子在从前上海的徐家汇土山湾图书馆是有 的,现在在《章氏丛书》中,大致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 当陈鸣树学长调回上海,由我续写《鲁迅年谱》1936年部分,在系统地查阅 完上海《社会日报》之后,我向杨先生请教关于《社会日报》、曹聚仁与《社会 日报》以及鲁迅1936年1 月 18 日致茅盾信中涉及该报的诸问题,他回了两封信。 杨先生晚年在公共场合既不落言筌,也不着笔墨。这里谨特发表其中那封长信, 既能够更真实更细致地了解他的思想,品味他的情怀,也是一个最适宜的纪念。 是的,谁说杨先生说不出什么意见呢? 德厚同志: 18日来信,所述种种,回忆一下,引起思索。四十余年来,总以为 鲁迅所说的小报,大概与社会日报无关。因为曹的介入社会日报,该报 主人胡雄飞及主编陈灵犀的情况,是有些清楚的:就是该报不会恶意攻 击鲁迅。但现在看了1936年1 月8 日给茅盾的信,才悟到所指小报,社 会日报是在其内,甚至是专指该报的。鲁迅除曾因曹之介,才阅看社会 日报,此外大约不看别的小报。 但“未曾发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坏话,大约总有社会关系的” 的“大约”,那是可能有些误会了。小报的对象是小市民,小市民所喜 欢看的是社会上有名人物、歌星舞女等生活杂事,如胡蝶林雪怀婚变, 黄陆主仆恋爱,以及叶仲方富春楼老六等艺人腻事之类低级趣味的东西。 小报是靠发行量多来谋利,商店也要看报纸销路多才去登广告,内容要 投合小市民之爱好。关于新文艺作家消息,因小市民不熟悉,基本不刊 登。约在1933年后,鲁迅茅盾的名气渐大,又有曹聚仁开始为小报写稿, 才稍稍有些记述。周起应因为没有名,因此不登载他的事情,并没有什 么所谓社会关系的。 小报的撰稿者,多是礼拜六派一流的人,他们对文艺界,素来隔膜, 全不了解,所以写到新文学作者方面的事,都是出于道听途说,附会凑 合,有的且是编造,目的为是谋些稿酬,恶意的动机好像倒是没有的。 但被写到的人,看到记叙不符真实,总以为有意歪曲,心存反感。 给我信中所说“近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就因 鲁文发表后,小报纷纷投机争载鲁徐的消息的事。郭老上联,即指此种 情况。 我前信所说曹的介入社会日报,结果不合理想,还是客气的说法, 其实是彻底失败的。后来社会日报社受曹的怂恿,创刊社会月刊,出了 几期,就因蚀本而停刊。小报终究是小报,与新文艺是两回事。 历史载记,撰述者非当事人,对于故事发生过程,曲折隐微之处, 不易详悉,故与真实,颇多差距。而身历其事的人,又不愿执笔,坐令 真相湮灭,古今如一。郭老下联故事,今沈周二公均健存,请他们自己 写些史料吧,现尚非索隐的时候,如您多看些当时报刊,就能知道。 草草写了一些,供您参考,如有错误,容后更正。现今老的老,小 的小,不独自然科学落后,社会科学亦落后得很,许多责任,都要靠您 这样中年人去负担,望努力胜利。祝近好! 杨霁云 9月22日 和杨先生单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向他请教,又是别一番景象。 斯文还是斯文,客气还是客气,但不再是一言不发,却也不是滔滔不竭,话 匣子一打开就如江河奔流。而是轻声细语,“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也不 是仅谈故事,而是古今中外,现实情状一起谈。他专门订了一份《新民晚报》, 读过还一张一张叠好保存着。所以对于国家大事,社会潮流了解很熟。评论时事, 出语惊人,七六年是怎样的年份啊!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唐山地震,毛主席 逝世,“四人帮”垮台,随后的岁月,也完全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岁月。那 时候杨先生比我年青得多。 许多我一二十年解不开的疙瘩,他三言两语就给我启蒙了。比如杨先生的 《集外集》“序”,鲁迅说“我看是好的,我改了一个错字,但结末处似乎太激 烈些,最好是改得隐藏一点,因为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同 样的意思,鲁迅也劝过许广平先生。我问:鲁迅自己那样“斗”,怎么这样劝青 年呢?他说鲁迅有地位,有影响,敌人迫害他也有顾虑。青年人太稚嫩;死了也 无声无息。我这才懂得《纪念刘和珍君》,懂得“壕堑战”,懂得“生命第一” 的含义。 我问过杨先生和鲁迅谈天的情况,这是最迷人的了。杨先生说,他那时候年 青,不知天高地厚,什么都问,红军打胜了中国会怎样也问。 只有我敦请杨先生写回忆鲁迅,他紧闭着嘴唇。我还天真地劝杨先生,写好 封存,多少多少年后才发表,他依旧岿然不动。 杨先生书房不挂鲁迅写给他的字。 杨先生至死也没有把鲁迅写给他的字捐献给鲁迅博物馆什么的。其中有集 《离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鸩之先鸣”。那是鲁迅请乔大壮先生写了挂在 自己老虎尾巴的句子。多有意思啊。 和杨先生接触多了,我老恍恍惚惚觉得他有点像庄子一样的人。在乎和如水 的风貌下,内心其实揣着一团火。 他向我吐露:“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社会,确是鲁迅终生致力的信念。但 社会势力坚于原子核,至今收效如何,有目共睹。再继续战斗,到诞辰四百年的 时候,倘能稍有成效乎。” 他又向我吐露:“立人,目的是改造人及其社会,不是在短时期所能见效, 读读《热风》第一篇就知道了,要代代战斗下去。”“真正革命者,必不否定黑 暗;因有黑暗,故需革命。况有许多黑暗,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必全由执政者 负责。回忆三十年代,国民党就是喜欢包庇一切黑暗,不许人批评它,可笑得很。” 他还向我吐露:“研究鲁迅,似亦可分为‘务虚’、‘务实’两类。既‘首 在立人’,则当前之急,应为‘务实’。‘文人的铁,就是文章’,但这文章是 在‘制艺’,‘策论’以外的。尤须注意,此‘铁’往往与‘镣’、‘牢’相连。” 是的,庄子“顺乎自然”,“完身养生”,可内心不亦怀抱“彼窃钩者诛, 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的愤懑么? 杨先生虽未尽享天年,无疾而终,毕竟高享米寿。他生于“五四”运动前九 年,逝于一千九百九十七年,这是多么战火频仍,天灾人祸,动荡不安的八十八 年呵! 我至今遗憾,我未能进入霁云师的大门。 我稍感安适的是,在他逝世前三天,去到中日友好医院他的病榻前给他拜了 年,并且唯一一次献给他一束康乃馨,他伸出了温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