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了宋襄公 年轻的时候读毛选,学到“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可谓铭心刻骨,迄今几十年没有忘记。 周襄王十四年宋襄公十三年的泓水之战,似乎不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滑 铁卢之战那么重大,虽然宋襄公本人负伤,七个月后死了。但它却入了儒家的经 典,一传再传,后人也引以为戒,为什么呢?忽然想到这次战争的文化意义。 《左传》说: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 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 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 宋襄公为自己辩护的话,《毂梁传》上还记有:“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 之类。 子鱼所批评的“君未知战”,其实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在“战争文化”发生 了根本变化,而宋襄公还死守“古之为军”的一套老皇历。子鱼“请击之”的道 理和事后详细申述的道理,是变化了的新的“战争文化”,而宋襄公“不可”于 前,辩护于后的,是逐渐为军事家抛弃的旧文化,不幸宋襄公恰恰处在这历史的 转型期,不知因应变化,以至于身败名裂。 这种文化转型的过渡状态,只要看看一百年后的“武经”之首的“兵学圣典”、 “百世兵家之师”的《孙子》就清楚了。宋襄公所拒绝的,恰恰是兵家的要道, 如“客绝水而来,勿迎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如“无邀正正之旗,勿击 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战争观的根本变化。宋襄公执着 的“古之为军”的战争观,是“君子”的战争观,儒家的战争观;而《孙子》则 公开宣言:“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针锋相对地要“推人危”, “攻人厄”。世有所谓“儒将”,是怎样的呢? 古人看似比今人淳厚,和宋襄公一类的,还有如“君子死,冠不免”。宁愿 “结缨而死”的子路。这也不独中国人讲“仁义”才这样,外国也一样的。试看 贵族决斗,无论用剑,以及后来的用枪,也讲究个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不用诈, 不用阴谋。其实这是文化还处在浑沌一统没有分科区别对待的落后状态,把待人 处世的一般原则普及于各各特殊方面包括敌对的战争之中了。 今人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公然把《孙子》普及于日常人际交往,当作人生 处世的经典,《三国志演义》也成了经商的宝贝。坑蒙拐骗变成行为的规范;假 冒伪劣竟是工商的正品。《孙子》的“兵以诈立”泛化为“人”以诈立了。不亦 悲乎! 人世如长江大河,流水不腐,不会有“止于至善”的东西,想用几千年前儒 家的“仁义”来作现在中国人的做人准则,甚至想推广到全世界,推广到二十一 世纪,恐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行“仁义”的基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 天经地义,已经崩溃了,不过宋襄公的错误,只在用“仁义”打仗,也是不可忽 视,一概而论的。 文化的继承发展,在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