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师范热” 兴许是市场经济叫响了的缘故,什么热呀,什么冷呀,竟成了传媒的熟语。 遥忆五六十年代,有一个熟语却是“冷热病”,是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的。 真是所谓时代不同了。 去年高考一过,因为北京师范大学有23个省录取的新生百分之百是第一志愿, 而且分数线仅略低于清华大学,于是舆论蜂起,以为“师范院校行情看涨”。 “师范热”了,不亦乐乎! 新年一过,又有报纸登出头条,标题直截了当地问:《师范;真的热了吗》? 根据记者的调查,结论大不以为然。比如,“出于提前录取这一原因而填报北师 大的,吉林占57.7%,福建占63.3%,江西占70%,四川占63.6%。”原来是害 怕失学,害怕毕业即失业的市场竞争机制造成的结果。自然,这也未必不好吧? 只是作为一名老师范生,实在情不自禁而浮想联翩起来。 如果可以说有什么“师范热”,在这一个世纪,我们中国大概闹过两次。一 次在前清光绪末年,因为废科举兴学校,出现了“教育荒”,有人在日本创办 “速成师范”来救急,并且后来做到了民国的教育总长。余生也晚,未及恭逢其 盛。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全国院系调整后的1953年,为了迎接经济建设的高潮, 培养人才,大办师范。那时的宣传,是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师范是摇篮的 摇篮,不才生逢其时,幸运地响应号召,临考改变志愿,考入那时号称全国第一 重点师范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单是一个班,就招收了二百五十多新生。老校 和刚并入的辅仁大学两处校舍,也装不下这许多莘莘学子,于是在新街口豁口外 一片旷野的铁狮子坟开辟了新校,圈定的校园地界,真是辽阔得令人心跳,北界 直抵今日的北三环。现在返校,每见几经割让而剩下的弹丸之地,逼促得几乎不 能容身,大有“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的阿Q 的气概。但不是自傲,而 是丧气。 待遇更不用说了。那时迎接新生,有校车24小时在前门车站专候。一进校门, 立即在你左胸口袋处别上写着“新伙伴”的红色绸条,行李是“旧伙伴”给你扛 进某斋的宿舍。怕南方来的“新伙伴”如我辈吃不惯面食,每顿备有“肉末炒米 饭”或“对虾油菜炒米饭”。这盛况,说一声“猗欤休哉”,决不为过。 在分班分组的见面会上,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意气风发的未来的人民教师, 从心底里赞美新中国,新学校,坚信师范日益美好日益壮阔的前程,坚信这样人 数众多的班,届,只是开头,只是空前,而不是绝后。要说“师范热”,这,恐 怕又算一次吧? 但是,凡事都怕内里蛀空。兴盛之际,危机也就潜伏在骨子里。我们一边受 着巩固专业思想的教育,一边又在向普通大学看齐的课程设置和专业方向的机制 里熏陶。师范云乎哉,不过多一点“教育学”和“教材教法”的功课而已。记得 掀起“向科学进军”热潮的时候,报上,大报上登过议论师范教育性质、方向的 宏文,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连重视也没有引起过。 我们这一届在“反右”中毕业。后来是“拔白旗”,后来是“反右倾”,后 来是和全国人民一道共患难,同命运。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中小学校的师资, 不仅数量不足,而“科班出身”、合格的师资,恐怕只能说更加不足吧? 我以为这原因是根深蒂固的。中国的农民虽然敬畏孔夫子,“敬惜字纸”, 在堂屋挂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主,但从塾师到教师到教授,在实际的社会观念 和社会待遇上,过去在“九儒”中不见光彩,后来在“臭老九”中也相形卑下的。 前清末年,上文说到或许算得一次“师范热”的时候,某省初开师范学堂,有一 位老先生很为诧异,愤愤道:“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 其实,稍有记性,不忘二十年前事,或十来年前事的人,当能记得,这位老先生 的高见,竟也是一脉相传下来了的。 日前在“国家重点高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处,看到一纸旧请柬,上面写 的是: 某某师: 我们是57届中文系乙班的毕业生。现又功课圆满,幸得退休。每念此生为人 民服务,多赖我师所授专业与教诲,既万分感激,复百感交集。谨订于1996年9 月5 日中午11时,在师大实习餐厅略备薄馔,借以团聚。敬希我师依旧不弃,欣 然莅临,以慰渴念,以疗我心,以接受我们无以言报的敬意与谢忱。 据说,连九十多岁的钟敬文先生和八十多岁的启功先生都拄着手杖来了。清 茶淡饭,三代师生高兴了半天。 个人,哪怕三代人的休戚,也是白驹过隙,只要我们民族的师范教育,真正 像师范,是师范,正常地开展起来,坚持下去,下一个世纪或许确能一天天好起 来的,不要“热”,也无所谓“冷”,就好,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