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也文人 系铃也文人 读夏晓虹先生著《晚清文人妇女观》,作者是平心静气钩稽文献,考察历史, 显示一种理性的清明与中肯,而我读来却心如潮涌,感慨万千。 中国妇女的解放,要从“不缠足”开始,这在全人类恐怕是独一份,十足可 列为“国粹”的吧?人是生物,且由进化而来。自然淘汰,适者生存。遥想我们 的始祖,第一步就是从四足行走进化到两足行走开始的。两足行走的重要性就在 于这是一种能效更高的行动方式,从而解放上肢,增进大脑。可我们古之中国人, 虽说信奉比夷人无比优胜的“天人合一”,却又干着逆天行事的将“半边天”的 脚缠起来,小到三寸,誉为金莲,不要说走,跑,连站立都颇为难,这是为什么 呢?不错,这是一种文化,而且传统,比那个美利坚建国至少还悠久一倍以上的 岁月,还不传统么?以至现在还有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又是为什么呢?这样 戕害女性的男人,这样忍苦牺牲的女性,除了聚居于神州大地的炎黄子孙,还有 谁?这样“废天理”,“伤人伦”、“削人权”、“害家事”、“损生命”、 “败风俗”、“戕种族”的事业,是虎豹豺狼所能望其项背的么? 夏先生把晚清文人为“不缠足”而奋斗的过程及其苦心孤诣的努力用详明的 资料写出之后,鉴于“自清初顺治皇帝开始,清朝君主即不断发布禁止缠足令, 并怖之以严刑峻法,却只成为一纸具文”,要经过几百年,到这个王朝行将崩溃 灭亡的时候,才得以大力实现的漫长历史教训,她下一断语,说“就中观念的改 变最为关键,三寸金莲已不是女性美的标志,反代表着畸形、废疾。” 这里,“观念的改变”,蕴含着一个开始,一个普及的过程。那开始无疑是 少数人,根据鲁迅的说法是:“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 识者的任务。”夏先生所著,于史于论,若合符契,令我佩服。佩服之余,我又 顿受启示:当初缠足,不也是一种“观念的改变”么?改革乎,非改革乎,反改 革乎?觉悟呢,非觉悟呢,反觉悟呢?始作俑者,又是谁呢?文人,文人,能不 反省么?个人的观点,观念,见解,学说,思想,主义,倘涉及大众几代,十几 代,几十代人付出代价,如之何?《诗》《小雯》云:“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 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呵! “一为文人则无足观”,这也是年代久远而“绵绵不绝”的观念了。如此轻 贱文人,大概不出于文人的自评。虽然文人,也如别的一切人不能一概而论。而 “晚清文人”在或一时期,更是为或一种革命的文人所不齿。这回拜读夏先生的 专著,说茅塞顿开也可,说拨开迷雾也可,总之是启我愚蒙,使我对“晚清文人” 肃然起敬。他们是了不起的一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考虑到许多文人,思想家, 革命家,包括恩格斯在内,都坚信“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 解放的天然尺度”,而且是最简单明了的尺度,他们为我们这个可敬可爱的祖国 作出的贡献,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于万一的。 他们胸怀远大,见解深刻,办事切实的精神,就是今天,也足为楷模。 仅夏著前十页依次列举的为不缠足有所言动的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欧 阳中鹄,汪康年、康广仁、黄遵宪,郑观应,林纾等“晚清文人”,他们的“国 学”根基与结构比起当今的国学大师,国学教授,国学学者和国学学人来,恐怕 很难说有所逊色吧?他们毫无国学气,精英气,学问气,存心超出平民,超出社 会,超出现实。他们的学问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素养,和思想和信仰结合在一起, 他们的学问是他们解放妇女,改革社会风俗,改造中国的智慧源泉,和理性和情 感结合在一起。他们倡导不缠足,兴女学堂,办女报,立女子团体,从组会,订 章程,作通俗诗歌、亲自费心劳神动手,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女儿做起,从不 缠足会会员之间子女互通婚姻做起,不仅一扫前代文人清谈的积习,而且警戒后 世学者胡侃的流风,他们见解之高远和深刻,有的为当今学者教授所望尘莫及, 具体内容,请读一读夏晓虹先生钩稽出来的文献吧! 夏晓虹先生是近代文学的专家,早有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 路》问世,我曾经说过:“觉世之作如果确曾觉世,也就传世无疑了;而传世之 作果然传世,同时必然觉世。”这是真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再次证明,觉世 之作的传世,根本在于融会在后人的文化选择中,成为后人文化规范,也即行为 规范的一部分。同时,这种觉世之作,也必为后人所敬重,会有有良心的学者来 加以钩稽,考察,分析,评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