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量 也许是专业养成的癖性,我喜欢读回忆录。可读来读去,对回忆录却很不信 任起来,回忆别人,当然是名人,借光自照得刺眼。回忆自己,几年,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前的对话比整理的录音还清楚,并且用引号标示,以见真实,实在令 人生疑,有时回忆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几个当事人却各有不同的记忆,也令人 诧异。久而久之,逐渐省悟到:或情随时迁,或记性有限,或借题发挥,都可以 使回乙录带上主观色彩。有时办一件事,参与全过程的人未必尽同,其间的枝枝 节节,交涉磋商,往往人各有异,回忆起来,以为这就是全体,于是打起官司来 了。至于趋炎附势,故意造假的回忆,名之曰“录”,只好聊作中国文体之一格 而已。 这回读到《梁漱溟问答录》,单单往昔的对话不作一字直接引语,只间接转 述,就十分喜人;而凡有所引,都是有案可稽的文字,可信的程度在我心中一下 子就提高了。加上其人其事在历史上的轰动效应,几十年后的今天余响不绝,我 破例开了个夜车,一口气将它读完才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值得研究的,似乎是那个“雅量”问题在《问 答录》之前,我们听到和看到一种说法,是“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 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梁先生也 是人,即使是圣人,也不等于真理的化身,他的话怎么会句句是真理,一定要人 点头称是呢?这样强加于人,是霸气,与“雅量”毫不相干。如今梁先生在《问 答录》中说话了,他说的“雅量”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 人能点头,承认他“原来没有恶意”。有无“恶意”,属诛心之论,新名词叫审 查动机;是否“正确”,属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科学的标准。这两者是不同层 次不同角度的问题,混淆不得。如果就事论事,对于这“雅量”的两种说法,孰 真孰假,这时候就需要证人了。古人教训说,“偏信则暗,兼听则明”。其实, 兼听固然比偏信好,倘不调查研究,倘无人证物证,单是兼听,有时也还不能使 人明白。我真希望当日恭逢盛会而今仍然健在的前辈,有相应的回忆录——诚实 的证词问世,免得子孙后代“可怜无补费精神”地去考证,去猜测,去推论。 不过,也可以抛开具体的是非曲直,从“雅量”来认识一种时代氛围。批判 梁先生用笔杆子杀人,缘出于他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一次发 言。就常识而言,既曰政治协商,至少要承认两个前提:一,协商的是国家的政 治问题;二,事实上存在各种利益群体,对政治存在各种歧见,为了求得共同认 识,共同纲领,这才需要协商。倘若各方只有一个思想,一样见解,一种声音, 已经一致,就无须协商了。既然如此,必得仁者说仁,智者言智,彼此说心里话, 说真话,肝胆相照,才有实际意义,才能产生力量。而历史的发展又。已经证明, 一时协商一致的认识,作出的协议,并不一定正确。由后来反观当日的协商,被 否定,被看作错误的意见,也许倒是正确的哩。真理需要实践检验,也可以检验。 真理产生于实践之后,而不在它之前。协商的过程只可能孕育着真理,只是在寻 求真理,而不能判定真理。倘在协商的过程之中就以正确与否追究发言者的责任, 甚至重到可怕的罪责,所用的尺子不过是先验的观念,强者的逻辑罢了,而与民 族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未必符合。哲人有言,“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这种追 究恰与协商的本义相悖,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梁先生已经作古,中国也大有进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已经庄严地载入我们的宪法。 人民的代表尚且如此,人民本人还不如选派出去的代表么? 不过,梁先生如此要求“雅量”,似乎也是一种积习。在人民看来,彼此都 是国家的主人,何“雅量”之有哉?世上决无自己向自己要求什么的怪事。倘有, 当是人格已经分裂,或者有点像阿Q 打自己的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 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的老中国人的心理了。 可惜梁先生作古了,不能向他请教,也不能请求他恕我唐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