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 孔夫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两千几百年前的老话了。 看来,中国人的好客,确有悠久的历史。 然而中国现代的一个哲人又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 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鲁迅全 集》第1 卷第336 页)这似乎还不是说的近代,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听那口气,到也是年代颇为久远的脾气了。子曰的“朋友”,也许是同族中人吧? 在满脑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意识里,会不会把异族当朋友,不 能不说是个不小的疑问。 旧账未了,新债又起。我们是刚刚纪念过林则徐禁烟,第一次鸦片战争150 周年的,那次战争,也就是新债的开头。林则徐们是可敬可颂的。这是指他们的 精神。至于禁烟的效果,战争的结局,历史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我们是失 败了。这影响到中国人对于异族的看法,既深且广。就是阿Q ,即便对于“假洋 鬼子”,也是“深恶痛绝之”的,“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而民 间也流行过新创作的成语,说是,“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 我真不知道有几分真实,其间是不是也掺杂了阿Q 精神? 1949年革命成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打碎了十里洋场曾经挂着的“华人与 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那时,还是少不更事的学生,单单从老师嘴里听讲这些 故事,也是精神振奋,深深感到扬眉吐气的痛快。 时间又过去了20年。那是乒乓外交取得了胜利,小小银球震撼了地球之后, 国宾日见其多,外宾日见其多,大概因为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空 气不正常吧,怎样接待异族的他们似乎上上下下都是一个严重的尖锐的问题。于 是提出了一个四字方针,叫做:“不卑不亢”。 这真是无比地英明,无比地中肯。倘若说:“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 的话,这“不卑不亢”实在切合中国人——无论是“官”还是民——对待异族之 所需了。 现在远不是世界大同,“环球同此凉热”的时代。但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民, 总应该是朋友,也以朋友对待为宜。萧伯纳说过: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 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而朋友之间,是完全平等 的。因为平等,才有真实的友好,才能做到“相关心,不隔膜”。而平等的态度, 也就是“不卑不亢”的态度了。“卑”,是把人家当“圣上”,而“亢”也就是 当“禽兽”。不是么? 亚运会就要在北京开了,虽说奥运会大概还要到下一个世纪才会在我们祖国 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盛开。有此一会,也就更其标志着我们已经立于 亚洲各民族之林了,——在体育上。历史上曾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我们,能 举办这样的盛会,能在体育竞技场上与亚洲各民族平等、公道地竞争,夺得数目 可观的金牌和银牌,的确是令人精神振奋,深深感到扬眉吐气的痛快的。 中国人是好客的,中国人也是重礼仪的,拥彗先驱,传统悠久。我们为亚运 会的体育场馆盖起来了;外宾必经的街道拓宽了,修好了;街两旁遮住陋旧民房 的围墙垒起来了;报载亚运村的蚊蝇派飞机洒了药,扫灭过了;物质上的准备似 乎已经一应俱全,只恭候着届时云集的数以十万计的外宾!此时此际,更重要的 准备莫过于人的精神,——我们接待外宾,也就是朋友,应当而且一定要有朋友 的态度,不是“禽兽”,也不是“圣上”。 有朋自远方来,是的,是朋友自远方来,这才是可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