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谋生、谋道 (一) 在改革开放的十五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受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冲击, 先是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问题,由“臭老九”;一跃而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有所谓“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号召。随后是“抢救知识分子”,“改善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因为终于发现中年知识分子大量死亡,死亡率高于老年 知识分子的反常现象。“先生七八九,同志四五六”即老年知识分子的先生辈七 十、八十、九十才谢世,而中年知识分子的同志们却在四十、五十、六十岁就病 故了的民谣流行一时。 这时候,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地位的定位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 由知识分子以外的力量,即国家及其政府来决定并实施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吃 皇粮”的一群,而知识分子也不断哀叹:“口惠而实不至”。这种社会存在和这 种社会心理极富时代的特征。 第一个十年过去,当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特色的“全民经商”的热潮,出现 “教授卖馅饼”的社会新闻,并立即赋予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的时候,“文人下 海”轰动了全国,也引起国外、境外舆论的注视与评议。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 运,中国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来了,这是知识分子自己对自己的 拷问。一面是理论的探讨,一面是实际的抉择。问题并不复杂,抉择却颇痛苦。 痛苦一来自不再有“铁饭碗”的失落感;二来自“见歧道而哭之”的传统心态; 三来自“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层的思想。 这是难免的,也不独知识分子这样,试看汹涌如潮从农村奔向城市的“打工 族”,他们忍受的饥寒,困苦,歧视,比知识分子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在这 历史转型的过渡阶段,旧的,生活难以为继,新的生活尚待开发,谋生之道是生 活的第一步,生存的基本。知识分子有切肤之痛,多所议论,是很自然的。但只 有把问题放在历史转型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看到来龙去脉,保持清醒的头脑, 采取既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又不为潮流所吞没而有利于知识分子成长的抉择。 (二) 中国教育严重落后,解放前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解放后,迄今文盲仍占 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准文盲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中国的革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而农民正是最多文盲的一群。许多工农 干部是在革命的队伍里开始识字、学文化的。“大老粗”曾经是一个时代性的自 傲而又傲人的称谓。几乎就是“革命”的代名词。 在这样的时代的社会背景之下,在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严格的 界定,习惯上大凡读过书上过学的人,都算“知识分子”。而且仅仅依据上学受 教育的程度,有所谓“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的称呼。“知识分子”几 乎等于“读书人”。 最精密的界定,也不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或“有一 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什么是“较高”,什么是“一定”,什么是 “脑力劳动者”,都并不明确。孟子曾指出:“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 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国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对“劳心者”一律看作“治人者”, 这于事实相违背,而在理论上带有古代的特色,并且粗疏。我们革命,批判孔孟, 打倒孔孟。我们革命的理论,是阶级论,剥削论。但怎样看待革命队伍中的“劳 心者”和“劳力者”呢?在革命队伍中,谁是“劳心者”?谁又是“劳力者”? 似乎革命了,大家“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凡革命同志都是一样的。其实, “谁养活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也就是除进入权势中心的“知识分子”以外, 还有一个“工农兵”养活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的”通义。“知识分子”吃的 是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种的粮食,穿的是工人织的衣服。作为锻炼改造, “知识分子”必须“下放劳动”。在对“劳心者”不加分析的一点上,完全继承 了孟子的思想。 要之,虽然革命了,“知识分子”面前,还有一个“不管饭”的威胁。“知 识分子”还有一个谋生之道问题。 (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非常辉煌,产生了“诸子百家”。 “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为了推行自己的“道”,可以理所当然地“周游列国”; 甚至表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向往。虽然孔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 贫”;虽然孔子曾厄于陈蔡,忍受饥寒,“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孔子的时代, “知识分子”谋生之道广阔得很。 秦末统一中国之前,下令逐客,非秦产的“知识分子”有点生存危机了。但 李斯几句“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 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D 的谏言, 秦王也就收回成命。待到统一中国,号始皇帝,”焚书坑儒“,”知识分子“也 就惨了。这与”知识分子“谋生之道变得狭窄,只能”货与帝王家“是不无关系 的。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末的诸葛亮,可以“躬耕于南阳”,未必完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他还有“童子”侍候着。 东晋的陶渊明,可以辞职,掼纱帽,不做县太爷,而做“田园诗人”。然而 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 “生财器具”。虽然也还得“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甚至于“乞食”。 于是乎,当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 中矣!”了,“知识分子”谋生的“正道”,只有一条。虽然李白还可以拿到 “赞助”,历游名山大川:“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唯一有出息的谋生之道是“学而优 则仕”。这不仅造出大批“死不改悔”的老童生,同时也养成了“知识分子”依 附于庙堂的心理,养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习。一面是“书 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期待,一面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买 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无比险恶,生存空间无比狭窄,生存的心态也 就无比孱弱。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门户洞开,洋务兴起,废科举,办学校,读书人面对国 际国内,洋务工商,有着空前宽广的谋生之道。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 却是“迕生”。他哇哇坠地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反抗现实政治制度的枭鸣。他的自 然科学部分在极其贫困的条件下彳亍前行;他的社会科学部分,在襁褓中即一分 为二,一分为三,自己斗争并与他人斗争。这是一个新的“谋道不谋食”,“忧 道不忧贫”的大时代。 历史是这样奇巧。创造新文化的大家鲁迅,他的谋生之道竟又给予我们启发。 他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弃科举,入学堂,“仿佛是想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叹息“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 别离。”留学归来,他当教员。辛亥革命成功,他在教育部当部员。后又曾在大 学和中学兼课。当地的论敌讥刺他为“官僚”,谋生之道不如教员、教授“清高”, 他指出:“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 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 官的没有大区别。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所以特别清高了?”在这里鲁迅对 “劳心者”作了明确的区分,直至把进入政府的“知识分子”担任“事务官”的, 也从决策的官僚中区分开了。这是现代的思想,具有巨大理论意义。嗣后他弃官 而当教授。再后他连教授也不做,靠“卖文为生”,做了一个地道的现代化的 “自由撰稿人”。这期间,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接受蔡元培先生的聘请 做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收薪水三百元。1932年之后除稿费和版税外 就再无别的收入了。像鲁迅这样,不再“吃皇粮”的,解放以后,似乎只有巴金 一人。 (四) 新中国成立,三年而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的历史奇迹。划时代的“新 民主主义论”被抛弃,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私立学校一律取缔,大专院校全 国调整,当三大改造完成,鞭炮震地,锣鼓喧天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 实行“广就业,低工资”的用工制度;大学毕业生国家统一分配,高中、中专、 初中毕业生,也没有“毕业即失业”或“待业”的恶梦。于是从他们之中产生的 现代知识分子一身而二任,又统叫做“国家干部”。纵看历史,横看世界,国家 不管饭的古之专业文人今之专业作家,也是“国家干部”,由国家授予“二级作 家”“三级作家”的职称,实在搞不清这与“二流”“三流”有什么气本质区别。 而“吃皇粮”也即由此产生,至于“吃皇粮”的全面意义及其感情色彩,并未为 人们所领悟。 远在新民主主义里有一句话,叫“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更远些,在 《礼运》里有一句话,叫“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 有所养”,很难说不是人类的美好的愿望或理想,因为每个人都不能不吃饭而且 首先必须吃饭。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谁能想到社会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才吃了三十 年,才只是半个世纪的五分之三,才只是一个人的半辈子就吃不下去了,到了非 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然而,事实上,虽然只是三十年,从“铁饭碗严中吃”大锅饭“的角度来看, 已经涉及祖孙父子三代人了。自然,吃的时间最长,几乎吃尽”工作年龄“的只 有一代,即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毕业即吃”大锅饭“的一代。过惯了不愁吃 不愁穿的日子,也就弄成了一种依赖心理,一种特别的安全感。一旦要自己找饭 吃,就有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从心理活动上,也因”动型“的破坏,产生不愉 快。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当人们不再都吃”大锅饭“之后,各人碗里装的也就必 定不同。有人吃鸡鸭鱼肉,有人吃菠菜豆腐,要没有呐喊,没有呼叫,没有叹息, 是不可能的。总之,社会的经济制度变化了,所有制的形态多元化了,分配制度 变化了,多元化了,知识分子谋生之道必然随着变化,也必然多元化起来。在这 变化的过渡时期,有知识分子”下海“,正如在战争时期,有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一样,转业而已。即使在正常时期,人们的就业和从业多样化了,不再”从一而 终“的从业人员也会有,其中也必然包涵着知识分子的”跳槽“现象。无论从群 体从个体来看,知识分子的谋生之道多元化,多样化,乃是历史现象。最重要的 是:现代知识分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由别人豢养的,而是自食其力——自食 其知识的劳动者一群。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基础;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独 立思考,独立创造的基础。现代知识分子不拜物主义,也不拜金主义。 (五) 在一个历史转型的过渡时期,知识分子谋生之道的变化,是深刻的,并且影 响深远。它的深刻意义并未引起人们的深思,也未引起社会的震动,即所谓“轰 动效应”。从报上看到,广播听到,电视又看又听到的,一是知识分子的贫困即 所谓“斯文扫地”,一是“文人下海”,“影星下海”,“教授卖馅饼”的或 “跳槽”“转业”,或从事“兼职”第二职业。不知道这两三年关于与知识分子 专业有关的种种“危机论”,是仅仅因此而发的呢,还是别有所感,别有所据? 其实,“作家下海”与“文学危机”是两回事,拍片的资金困难、电影观众 大量减少和电影从业人员的“下海”与“电影危机”也是两回事。不是说它们之 间毫无关系,而是说它们各自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并不相同。而且事实上的“危 机”和“危机心态”也是不同的。 要谨防错误理论的预设性误导。文学艺术的创造,文化的创造,一切精神产 品的创造,既不和经济发展同轨同步,也不是直线上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中国的文学史,艺术吏,科学史,文化史是这样,外国的文学史、艺术史、 科学吏、文化史也是这样。虽然,听说超过《红楼梦》的作品已经有了,超过鲁 迅的作家也已经有了,但不可能年年有超《红楼梦》的作品产生,也不可能年年 有超鲁迅的作家出世。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是否发生了“危机”。 要谨慎地审定文化创作的现实,不但要作定量的分析,而且要作定性包括多 样性之中的性的分析,还要作趋向的分析,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向:知人论世, 论世而知人。 鲁迅1933年的8 月作《小品文的危机》,1934年的4 月作《时品文的生机》, 谈论的是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在1933年8 月作《中国文坛的悲观》,谈论的是整 个文坛,他说:“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 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这说的是 六十年前的旧事,当然已经过时,只是其中蕴含的活泼的思路,也许今天还有若 干启发? (六) 不过,鲁迅的这一观点,却确是一句顶一句的,他说: 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 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 布告上的空谈。 (《在钟楼上》) 现在的改革不也是革命么?谨以此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