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其少作 一位三S 研究会的朋友送我一本三十年代享誉中国的名著的复译本,此时得 到格外高兴。这“格外”,是想起了郑板桥的两句诗:“宦海归来两鬓星,故人 怜我未凋零。”趁着递我书的余温,晚上就随便翻翻,想再来点学而时习之的悦 乎。不料,这却使我感慨系之,掩卷而叹息。 记得“文革”之后,大唱反思,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也许是吧。不 过,我以为中国的文人似乎是个例外。“悔其少作”就是我的证据。 “悔其少作”的祖师爷是杨雄。此人生于公元前 53 年,可见其古。他早年 赶时髦,大学其作赋,什么《甘泉赋》,《长扬赋》,不一而足。待到长大老成 了,虽不敢否认这一类事实,却贬之为“童子雕虫篆刻”,傲然表示“壮夫不为 也”,落得二百年后他家的德祖,也就是被曹操杀掉而出名的杨修,怪他“老不 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考据家说,这四个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悔其少作”的名家是此后近六百年的韦庄。他穷困时写了一首描述人们乱 离之苦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畅销到人称他为“《秦妇吟》秀才”,多么风 光。可是,后采他当了宰相,“悔其少作”,恨不能完全灭迹,在《家诫》中还 要谆谆训示子孙,“不许垂《秦妇吟》幛子”,又多么不是滋味呵,他老人家的 心底里。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含冤受屈的人说,历史是人民写的;教人不要 胡作非为的师长说,历史是自己的言行写的,大概都有道理。问题在“人谁无过”? 这时候,倒霉的要数文人了。他的功,在文字;他的过,也在文字。想赖账么,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假如他也像孟子所说的这样, 怎么办呢?禁止么,没有这么大的权势;焚毁么,当年出版,数以千计,万计, 毁不胜毁。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删而改之。而且一为文人,所作渐多,多到要出 专集文集全集的份上,心里大概有逃不掉的“身后名”的压力。活着的,于是自 己动手删而且改;死了的,于是有帮忙的来删,大胆的也敢于改。 天下事就是这样:有作文的文人,也就有研究文人作文的文人;有删改少作 的文人,也就有偏要看本来面目,偏要看删改了多少或怎样删改以至为什么删改 的文人;而且也可以搜罗各种版本一一校读汇为专著公之于世。这样的书,近几 年我见过两本,一关于《女神》,一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悔其少作” 是权利,删改少作也是权利;研究初版书,是权利,汇校各个版本也是权利。倘 若姑且置权利于不论,早知后来汇校,要查旧账,何必当初删改,有意文饰呢? 天下又并不单纯,并不千人一面,并不千篇一律。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个 人这么说:“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 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 怎么还知道悔呢?“”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 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这个人 就是鲁迅。在我们这个世纪,在中国文坛上,敢于”乱攻一通“,到老”却并不 后悔“但说”惭愧“的,有几人?盖”悔其少作“者,或许是无实事求是之心, 有哗众邀宠之意吧? 事实只能是这样:“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 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抛弃做“摩登圣人”和帮别人做“摩登圣人”的心思, 实事求是,日子要好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