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为媳妇儿拜老丈人 星期天一早,我来不及吃早饭,就蹬车进城,去听琴的回话。八点半我到了天 坛公园西门,在门前的小吃摊儿上买几个炸糕吃了,直到九点半过后,才见她从车 站那边慢慢儿走了过来。她从东郊来,我从南郊来,路途是差不多的;她坐车,我 骑车,按说应该她比我快,可是她迟到了。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她早上起晚了, 出门也晚了;二是姑娘们初次跟男人约会,出于矜持心理,总要故意晚点儿到,用 北京土话来说,就叫做“拿糖”。 我迎了上去,没有问她迟到的原因,只问她一句话:“咱们是进去谈,还是就 在这里谈?” 我的意思很明确:如果家里不同意,她自己的态度也不坚决,那只要告诉我结 果就可以,没必要再跑到天坛里面去瞎磨蹭了。她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嘴一歪说: “在这里说个什么劲儿,天儿还早着呢,咱们进去慢慢儿说。” 听她的口气,我知道有些文章,就依言买了两张门票,存上车子,一起往里面 走。 从天坛西门到祈年殿,有一段很长的甬道。她好半天儿没说话,只是跟着我走。 我不能老保持沉默,就问她回家去以后,家里人都是什么态度。她依旧歪一歪嘴, 什么也没说。我还以为她有什么难言之隐,正想告诉她场里公布名单的事儿,她倒 忽然开口了:“其实我早就知道问谁也没用。谁都不开口,都怕往后落埋怨。只有 大哥说了一句:‘三十四岁了,比你大十一岁呢。’我爹说:‘男人大十几岁不算 啥,大二十几岁的也有的是,只要人品过得去。男人大点儿的好,知道疼人。’大 嫂子这才说了一句:‘猴儿跟羊,属相倒是不克。’再问他们同意不同意,就都不 说话了。问急了,都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大主意要我自己拿。” “那么你自己的主意呢?”我听她说话大喘气,不由得有几分好笑。 “我这不是正在考虑么?” “那么我告诉你:去新疆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没有焦师傅,有我。现在让我们 休息三天,星期三上午九点集中,等待上火车。我已经问过兵团来的政委,他说如 果你肯去,适合你干的活儿多得很,不一定非干农田活儿。去与不去,你拿个准主 意吧!” 她听了,眼睛一睁:“那么急呀!刚才在大门口,你怎么不早说?” 这一回,轮到我不着急了,慢吞吞地回答说:“还有整整三天时间呢,急什么? 你要是同意去呢,我到你家里去,见见你家里人,然后咱们准备准备要带走的东西; 你要是不去呢,我光棍儿一根苔,倒是没什么可准备的,陪你在天坛玩儿半天,也 算是咱们认识一场。” 她倒是真急了,站住了说:“你这个人哪,怎么连一点儿火性也没有?时间那 么紧,哪还有心思玩儿啊?咱们这就上我家吧。” “你还没说你究竟去不去新疆呢!” “嗨,没时间考虑了。不跟你走,又怎么办呢?是好是赖,听天由命吧!” 我笑笑:“不忙上你家。既然进来了,总得到一下祁年殿,没有就这样打回票 的道理。咱们从这里慢慢儿走到祈年殿,大约要走十几分钟,你还有时间多考虑考 虑。到了祁年殿,你要是不反悔,咱们在那里照一张相,就算是订婚纪念;你要是 反悔了呢,咱们绕祁年殿转一个圈儿,然后出大门各奔东西。你看怎么样?” “你这个人,真沉得住气儿!” 话虽然这样说,她还是继续朝前走了。不过那步子明显比刚才快了许多。 到了祁年殿,我问她:“咱们是照相呢?还是绕着祁年殿转一圈儿?” 她白了我一眼说:“先照个相,再转上一圈儿!时间抓紧点儿,你第一次上我 家,总还要买上点儿东西吧?” “照相”,表示要跟我结婚;“转上一圈儿”,表示要跟我分手。这个似乎还 挺迷信的姑娘,这会儿怎么就不顾忌“口兆”了?难道她真的早就估计到,我们是 先结婚,然后分手? 不过这话我不能说出来。至少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我们找了个摄影师,在祁年殿前照了一张相。那年月,彩照还很稀罕,当然照 的是黑白的。按照他们的规定,本应该一个星期以后取,我跟他说明:星期三我们 就要上新疆,请他尽量提前。摄影师这才答应,让我们星期二下午到西门门口取。 照完了这张相,她就算是我的媳妇儿了,尽管法律上还没有正式承认。我想想 也有点儿可笑:找个对象,简直比买条毛巾、买双袜子还简单。买毛巾、袜子还要 挑一挑呢,这可好,人家给什么你就得拿什么,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要” 和“不要”两个答案。我是个很富于感情的人,但是命运之神偏偏这样捉弄我,让 我结两次婚,却不让我在婚前谈一次恋爱。第一次结婚,比我大五岁的怡,我一直 叫她姐姐,进了一次电影院,出来就成了我爱人,在此之前,我们连一封情书也没 写过,连一句“我爱你”也没说过。用一句哲学的语言来说,叫做没有“渐变”, 就发生了“突变”。今天的事情更“神速”:三天前我还不知道她究竟是啥模样呢, 仅仅见了一面,吃顿饭,进了一次公园,第二次见面,买卖就拍板成交了。世界上 的事情,还有比讨老婆更简单的吗? 用哲人的话来说,爱人是极难找的,因为她必须是你的另一半儿;用丁玲的话 来说,老婆是最好讨的,因为只要是“人,女人,活女人”,就都可以成为老婆。 芸芸众生,人尽可妻,怎么会存在“找不到老婆”这样的事情? 看起来,琴是个办事挺有主见的人。“正名”以后,她立刻以主妇的身份吩咐: “时间紧,咱们别在这里耗着了。我这就回家,通知家里。你不是骑车来的吗,你 到朝内菜市场买点儿酒菜和糖果,不要太好的,可要多买些。我家人口多,特别是 小将多。” 现在我成了“先锋”,只能听从“主帅”的调遣了。 出了大门,她问我:“现在几点了?”我看看表,已经将近十一点。她接着发 话:“你抓紧点儿,我一点钟到三间房车站等你。” 我要送她上汽车,她又发话了:“你快办你的事情去吧,我坐车,你骑车,我 比你快。” 我只好遵命。我到朝内菜市场去转了一圈儿,买些什么菜呢?太贵的买不起, 可又不能全买素菜,琢磨了半天儿,想到农村人最爱吃肉,就买了一个猪头、四只 猪蹄、一副猪肠子、一挂心肝肚肺和四斤肋条肉──我听人家说过,在北方农村, 一头四蹄一刀肉加上一副下水,这是象征整头猪的。此外,又买了几条白鲢和一些 菠菜、莲藕、柿子椒、胡萝卜之类的蔬菜,总之是采购顺利结束,车把上、后货架 上都放满了。看看表,已经过了十二点,上饭馆吃饭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买了三个 芝麻烧饼,这才出了朝阳门,一边吃着,一边蹬着,往三间房而去。 当时的三间房,还是孤零零的一个村子,四周都是农田,不像现在这样,一出 朝阳门,马路两边都是房屋和商店,究竟哪儿到哪儿算是三间房的范围,根本分不 出来。我还没到三间房车站,远远地就看见琴在车站旁边等我。看见我车前车后都 装满了,这才笑着迎了上来,第一句话就问:“烟和酒你都买了么?” 我一拍脑门儿,连喊“抱歉”。我自己不抽烟不喝酒,进菜市场只知道买菜, 却把这件大事儿给忘了。虽然今天女婿还是初次登门,但行的却是订婚甚至就是结 婚的仪式,喜酒喜酒,酒是第一要素,缺少不得,香烟和喜糖更是十分重要的东西, 糖果是琴走前交代过的,我没忘记,可是却把烟酒都忘记了。幸亏是她一个人出来 迎我,又没忘记检查一下所购的东西,要不然,今天的“怯”可就露大了。 好在三间房也算是个大村子,副食店、百货店都有。我把车子推到副食店门口 支上,让琴看着,我进去买了一条海河牌香烟、两瓶二锅头、两瓶葡萄酒,就便又 买了点儿香蕉、苹果、梨,这才两手提溜着走出店来。 我把刚买的东西递给琴,意思是我来推车子。不料她接过东西去,歪了歪嘴, 指着梨说:“你买这个干什么?” 我说:“香蕉、苹果不解渴,这个,水儿大。” 她白了我一眼:“你怎么连忌讳也不懂?买这个,不吉利。” 我突然想起,1956年秋天我和怡结婚的时候,婚礼上散发的糖果水果中,也有 梨。难道真是因为不吉利,这才导致我们分手么?不过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从 来不相信这些,所以仍然振振有词地说:“别信那个。无产阶级,无所畏惧嘛。” 她犹豫了一下,可能因为我已经买来了,既不能退,又不能扔,只好作罢。 她家离马路边不远,在一家自行车铺旁边拐进一条小胡同,只走二三十米,就 到了。迎面是一个篱笆门,门里面是一个挺大的园子,种着黄瓜、豆角、茄子、西 红柿之类。园子的北面是一溜儿平房,中间三间是正房,东西各有一间矮小的披屋。 ──所谓“披房”,是正房盖好以后另搭的小屋,比正房要矮得多。 首先出来迎接的是一条大黑狗,冲我汪汪地叫了几声,可能是因为女主人就在 旁边,所以并不扑上来。琴喊了一声:“黑子,别叫!”那狗果然就没喊,乖乖儿 地跑进篱笆门里面去,在墙脚趴下了。听见狗叫,一下子从门里涌出一大帮人来, 男女老少,足有十几个,其中有一个清瘦的老人,年约五十六七,当然是琴的父亲, 其余的估计都是琴的哥嫂弟妹以及她所说的“小将”们了。 这时候琴在旁边先向家人笼统地介绍我:“这就是老吴。”这一来,我倒决不 定应该怎样称呼他们了。因为今天早上琴出门的时候,还没有跟家里说定是不是嫁 给我,而她回家之后,是不是已经把她的决定告诉了家里,刚才也没跟我说。根据 她要我买烟买酒的话茬儿推测,应该是说过了的;但如果她把“许亲”的体面让给 她爸爸,要我来这里演出一场“求亲”的喜剧呢?我正在犹豫,一个中年妇女推了 一下一个小男孩儿,说了声:“小杰子,快叫四姑夫。”那孩子只有两三岁,口齿 还不清楚,腼腆地喊了一声“戏姑夫”,就躲到那女人身后去了。 据说北方农村搞对象的习惯,男方上门,如果女方打发小孩子上来叫“姐夫” 或“姨夫”、“姑夫”之类,就表示家里同意这门亲事了。既然女方表了态,我就 落落大方地叫了一声“爸爸”。这时候该由琴出面了,除了父亲之外,她依次介绍 了二哥、二嫂、三哥、三嫂、五妹、六弟、七妹,至于孩子们,就不介绍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家是大排行,不分男女。她母亲一共生了十五个孩子,但是 开头的几个都是生一个死一个,一个也没成活。当年农村人迷信的说法,认为这是 父母亲的“命硬不招子”,只要抱个孩子来,这孩子如果能够成活,下面的就都能 够活了。这种做法,称为“压子息”或“压长子”。她母亲抱了个女孩儿来,那就 是她“大姐”,当然早就出嫁了,今天没来。接着生的是个男孩儿,果然成活了。 按照大排行,这是“二哥”,实际上是大哥。以后断断续续又生了不少,总计成活 了六个,夭折了九个,加上大姐,一共是七个孩子。按照北方习惯,最小的女儿不 叫“七妹”,而叫“老丫头”。第六个男孩儿小时候眼睛特别大,从小就叫他“大 眼儿”,如今长大了,眼睛看不出来比别人大多少,但依旧习惯于叫他“大眼儿” 或“大眼睛”。 琴把我买来的菜蔬交给二嫂,让她拿进厨房去整治。我被一家人迎进屋里,在 东房坐下。她家的三间正房,东房是二哥、二嫂和两个孩子住着,西房是三哥、三 嫂和两个孩子住着,三个闺女住东披房,老头子和小儿子住西披房。 东屋是标准的农民房,靠南窗一排大炕,靠北墙一个大卧柜,炕头堆着被褥, 炕中间放着小炕桌。他们把我让到炕上坐下,我把糖果、水果、烟酒等等拿出来放 在炕桌上。琴张罗着一份儿一份儿分给孩子们,省得他们争多争少。我特别注意了 一下,她把那几个梨全都分给了孩子们,连一个也不剩。三嫂子用一个大号的搪瓷 缸沏茶,然后倒进几个大小花色各不相同的玻璃杯里,递给我和几个男人。看起来, 她家没有茶壶也没那么多茶杯,而且女性在这个家庭中没有地位。 老丈人年轻的时候在城里拉过“洋车”,也算是个“外场”人。他既不转弯抹 角,也不藏着掖着,开门见山地说出他对我们婚事的看法和意见。话当然说得很婉 转,大意是:他这个四丫头,从小就娇气,什么农活儿也不会干,肩膀上不能放一 点儿东西,不像五丫头和老丫头,如今在生产队里已经是整劳力。她从公汽六场回 来以后,没下地干过一天活儿,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如今她自己愿意跟我到新 疆去,家里人也不反对。不过谁也吃不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为了留一条退路,他们全家的意见是:同意我们两个结婚,但是先不要登记,户口 也不要迁走。到了新疆,如果一切都好,就把户口转去,再去补领一张结婚证;如 果情况不像政委说的那么好,我必须保证让琴回来。因此,他要我无论如何一定要 留下一张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火车票钱。如今公社里工分儿低,他们家目前的收入, 勉强只够一家人吃饱,要准备这笔钱,还有些困难。 老丈人既然这样开通又这样通情达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然是满口答应。 新疆的情况我也不了解,任何轻率的许诺,都是不切实际的,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听 从他们家的意见办事。 接着二哥和三哥说:他们家的大人,除了二嫂和琴不出工之外,都要出工。三 哥是建筑队的电工,其余的人都下地。本来下午的出工时间是一点半,因为我来, 临时给队里说了一下,大家晚点儿去,这会儿也该走了,不得不委屈我在家里多坐 会儿,等他们收工了再聊。 事情既然是这样,我当然不能妨碍他们出工。于是大人们纷纷站起来拿上各自 的工具走了。二嫂子还在厨房里拾掇猪头猪蹄之类,琴出任临时的托儿所所长,一 边领着四个孩子玩儿,一边也带着我参观他们的房前房后。房前的园子里,除了种 着蔬菜之外,还埋着她的母亲。她说,在农村,这叫“死人看家”,本来不是一件 好事情,可如今公社化以后,再没有坟地可批,她母亲生前坚决反对火葬,只好这 样办了。她家的房后是一条小河沟,水很浑,只能洗洗农具或用于灌溉,不能洗衣 服。趁孩子们走远的工夫,她指着最大的一个姑娘说:这是二嫂子的孩子,但不是 二嫂子生的。二嫂子十七八岁的时候相当漂亮,在北京城里当过舞女,解放后取缔 了舞女,她这才嫁到了张家来。但是她不能生育。1960年有一帮逃荒的山东人从这 里过,有个两岁的小姑娘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她出于好心,给留了下来,如今已经 七岁了。今天是星期天,不上学。又指着最小的一个说:这个小杰子,是二嫂子的 儿子,不过是三嫂子生的。三嫂子已经有一儿一女,第三胎又是个儿子,就给了二 哥。 我们从房后转到街上,我想再走走,琴就打发大丫头带着孩子们回家,我和她 一直向东走。在路上,她很直爽地告诉我:她手头可是一个钱也没有。退职回来发 的三个月工资,早就用完了。这两次进城与我会面,车钱还是三哥给的,因为全家 只有他一个人按月发工资,其余人都得等到年底分红才见得到钱。她身上穿的几件 衣服,还是当售票员的时候做的,都已经很旧了。她跟我走,别指望家里会给她做 件新衣服。不过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父亲也发了话,她跟我走,算是我帮她家解决了 一个大困难,所以也不问我要一分钱彩礼。而她去新疆之前,还必须买一些东西。 为此,她问我一共有多少存款,除了给她留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钱之外,能不能给她 买几件衣裳。 这个问题,其实她不问我也要跟她说的。我告诉她:我一个月挣三十二元工资, 除去一个月十五元的伙食费和两元钱零花,每月最多能攒下十五元钱。回上海探亲, 车票是能够报销的,但总要给父母亲买些东西,所以现在手头一共只有二百多块钱。 不过我也告诉她:我有一个好朋友,听说我要上新疆,又要娶媳妇儿,会支援我一 些的。因此,我计划明天带她进城去买一些衣服和带到新疆去使用的东西。 她听到这里,不由得笑了起来说:“我知道你们农业工人工资不高,可是没想 到每月只有三十二元钱,更没想到你一共只有二百多块钱存款。拿着二百多块钱就 想娶媳妇儿,也就是碰上我了……” 我们一走走到了管庄。这里虽然名叫“管庄”,但因为处于朝阳区和通县的交 界,以前却是有名的“没人管”地区,流氓、窃贼成伙儿,经常发生强奸、盗窃案 子。后来经过大力整顿,现在倒是好多了。这里有个建工学院,“文革”刚开始的 时候,刘少奇在这里蹲过点。我们反正没事儿,就走进去看看。只见校园内到处都 是大字报,有批判刘少奇的,有为刘少奇辩护的。我不了解前因后果,也不知道是 谁对谁错,不过是看个热闹而已。 我们回家不久,出工的人大都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公社的出工时间跟农场不 一样:早上起得早,六点钟天刚亮就得下地,干到八点钟回家吃早饭,九点钟再出 工,干到十二点回家吃午饭,一点半再出工,干到四点半收工。这样安排,是便于 社员四点半以后办点儿事情或在自留地里再干会儿。 这时候三嫂子正帮二嫂子在厨房里忙活,我看见猪头、猪蹄和心肝肚肺肠都在 一口大铁锅里炖着,鱼和菜已经做好,放在东屋的炕桌上。 哥嫂弟妹们都在洗脸洗脚,然后换上比较干净的衣服,只有老丈人依旧穿着那 件领子和前襟都油黑发亮的脏衣裳。可见琴虽然在家闲住,但也不怎么管她爸爸的 生活。老丈人见我们回来,数落他女儿说:“这样的日子口儿,你也不帮你嫂子做 饭,跑到哪里去了?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叫老丫头找你去了。” 我赶紧说这是我的不是,是我把她拉到管庄玩儿去了。有我圆场,老丈人也不 再说什么,招呼我和孩子们赶紧入席。 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凡是家里有什么婚丧喜庆,大队干部是必须请来入席的。 今天因为我们举行的是“非法”的婚宴,所以大队干部一个也没请。后来才知道, 大队支书是琴的叔叔辈,就住在她家南面的一排房子里,关于我们的婚事,他第二 天就知道了的。 借来的一张大炕桌,桌上放了八九个颜色形状各不相同的大盘大碗,连放酒杯 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一桌临时性的婚宴,不图丰盛,但求热闹。当时农村生活水平 很低,平时很少吃到肉,今天能上“八大碗”,就已经很不容易也颇感满足。按照 农村习惯,今天既然是我们的喜筵,就应该让新婚夫妇上座。但是从礼节上说,总 不能女婿上座而让老丈人屈陪末座,所以推让的结果,是老丈人和我上座,二哥三 哥六弟挨着爹,琴挨着我,下面依次是二嫂三嫂五妹和老丫头。炕上坐了十个人, 地下放一张小炕桌,桌上是八小碗,转圈儿坐着四员小将。 我对他们全家都不熟识,说话不知深浅,所以不敢多说;他们对我也十分陌生, 又不好意思多问,缺少谈话的资料。倒是老丈人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来,兴致盎 然地寻找一些话题来跟我谈。说起近来的“文化大革命”,话也就多了起来。他听 说我是个知识分子,就问我懂不懂得外语,我很谦虚地回答:我的英文,也就是初 中水平。他笑着说:“当年我在城里拉车,倒学了几句洋话。”说着他举了举手中 的茶杯:“比如说,‘你喝水’,就说‘油(You )瓦达(water )’。对不对?” 我不敢笑,他的三个女儿倒全都笑了起来,还说她爸爸这是在“圣人面前卖《三字 经》”,逗得我也忍笑不住。 在这样的场面上,我当然是敬酒的目标。好在我有先见之明,入席之前就声明 我是个点酒不沾的人,今天为媳妇儿拜老丈人,不能不破例,但也只能将就着喝几 杯葡萄酒。于是我敬老丈人一杯,敬大家一杯,大家合敬我一杯,一共只喝了三杯 葡萄酒,就把场面绷了过去。为了避免多喝酒,我喝了这三杯之后,就装出一副醉 眼朦胧的样子来,谎称不胜酒力,覆杯告免。大家不知我底细,也不勉强。 那年月,人们的肚子里都很素,农村人尤甚。今天的餐桌上虽然有一个十多斤 重的大猪头“坐镇”,但也禁不住十个大人和四员小将发起的总攻击,没过多久就 杯盘狼藉了。 老丈人见我晕呼呼的样子,就发话叫琴把我扶到她的房间里躺一会儿。我酒醉 是假,疲倦是真,刚一躺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