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父亲汇来了安家费,无声地走了 在我安家以后不久,我父亲给我汇来了一百五十块钱,来信中特别说明:这是 我自己的存款。 我父亲解放前当过法官,也当过律师,1955年出任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 组组长。1957年,我因为写信到《人民日报》去为储安平辩护,被划为右派,我父 亲也因为上海市司法局撤消、法律顾问处关张,被调到苏南煤矿去当行政人员。他 当时已经年过六十,不想离开上海,就申请退职了。 退职人员,只发几个月工资,连公费医疗都取消了。因此,我父母的晚年,是 靠积蓄和子女们的“孝敬”度日的。 我父亲的毕生追求是“当武官不怕死,当文官不爱财”,在他担任法官期间, 我多次亲眼见过他把送礼的人轰出门外去。在治家和教育子女方面,更有股子怪脾 气。他在家里,总穿一件打补丁的蓝长衫,节约得近乎吝啬,从来不给子女零花钱。 他的原则是:对子女只尽扶养教育的责任,不给子女留财产,子女长大成人以后, 也不要他们给家里一分钱。1948年我在杭州上高中,除了给我应交学校的食宿费之 外,一个学期写几封信、看几场电影他都给我明确规定好,多一分钱不给。我也是 因此才大量地写作投稿,为的是挣几文稿费好买书看电影。1952年我从部队转业回 上海,部队发的安家费(大米五百斤),他给我折合成钱存进银行。后来我分配工 作,每月的工资他一个不要,甚至连我平时拿回家的水果、给家里买的煤球等等, 他也要折合成钱存进我的折子。1954年我奉调北京,他曾经告诉我:我的存折上, 一共有二百多元存款了。对于这笔存款,我当然不承认。这次我新疆去不成,艰苦 安家,他就从这二百多元中取出一百五十元,给我汇来了。 我掂着这沉甸甸的一百五十元,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父亲已经七十多岁,由于 他的固执,我工作以后,确实没有给他汇过钱。1956年我第一次结婚,我这个固执 的父亲,除了一封嘱咐我们要勤俭持家不要浪费金钱的训导之外,也没有给我汇来 过一分钱。这一次,在他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倒给我汇钱来了,而且 声称这是我自己的存款。我知道他是什么用意。我的手头基本上已经空空如也,这 一百五十元,我只能作为“基金”保存,不是急需,绝不能动用。因此对于这笔钱, 我在琴的面前,连提都没有提起。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紧张得很也热闹得很。根据中央发布 的“公安六条”,劳改机关中的三类人员不得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是进行“正 面教育”。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所谓“正面教育”,当然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 席著作”,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一方面联系自身所犯错 误,深挖犯罪根源,一方面联系实际,向一切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归根结底离 不开揭发、批判这一套。不过所揭发、批判的,只限于就业人员中的错误言行,绝 不许涉及到干部。联系到生活方面,在“行动集体化、军事化”的口号下,除了出 收工排队,高举语录牌,高唱语录歌之外,甚至连到食堂买饭也要以班为单位排队 去排队回,吃饭也要以班为单位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儿集体吃,并由宣传员在一 旁大声读报,称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每一秒钟”。宿舍内高挂主席像,设立“宝 书台”,张贴毛主席语录,还搞什么被褥一条线、毛巾一条线、茶缸一条线之类。 至于本来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至九点的时事政治学习,就从读报、讨论变为讲用 会或揭发批判会,有时候开小组会,由班长主持;有时候开全中队大会,由指导员 主持。 于是全中队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揭发、批判的高潮,把个原来死气沉沉的劳改农 场搞得热火朝天的。除了不许写大字报之外,与社会上的“革命形势”也差不多。 在十年动乱中,自始至终我是个没有揭发、批判过别人的人。我有我逃避运动 的方法:本来我就是中队教唱歌的“教员”,“文革”期间,号召大唱革命歌曲, 我教唱歌的任务很重,每周都要用一个晚上专门教大家唱歌,每次开中队会之前, 都要先唱十几分钟革命歌曲。指导员宣布开会之后,要由我指挥唱《东方红》,指 导员宣布闭会,还要由我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的时候,还要由我担任会 议记录。因此,尽管我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发过言,却谁也不敢说我对运动不积极。 这期间,我和张永贤合作,写过一些毛主席语录歌曲,其中以“老三篇”语录 歌为最多。我们很巧妙地选择一些意义深远的毛主席语录来谱成歌曲。例如关于 “民主”,那时候是根本不许提的,但是我偏偏选了“老三篇”中“现在的世界潮 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人民 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成为主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这样 的语录来谱写。目的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批驳他自己的话。因为这是出于“老三 篇”中的名句,送到指导员那里去审查,他也绝不敢说这样的歌曲不能唱。 那时候,总政歌舞团军乐队的第二把手赵东晨正在团河农场接受改造。他曾经 把整个“老三篇”全文谱写成歌曲,由右派教养队组织成合唱团,在团河农场各队 巡回演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用的我所谱写的乐曲。 在我和张永贤的共同策划下,我们还组织了一次“早期革命歌曲联唱”,组织 了一支小型合唱队,专门演唱《流亡三部曲》、《团结就是力量》、《民主是什么》 等歌曲。 就在“早期革命歌曲联唱”正式演出的那一天,我突然接到我父亲的“绝笔”, 一张红格信纸上,只有用圆珠笔写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一切服从红卫兵的指挥”这样四句话,而他以前是一向不用圆珠笔写信的,可见写 信的时候很匆忙。我当时就意识到问题严重,意识到父亲可能出问题了。 当天晚上在俱乐部演出“早期革命歌曲联唱”,我的手在指挥,我的眼前却老 是出现我父亲那张固执而又严厉的脸。 三天后,我才收到大嫂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只简单告诉我:父亲已经于某月 某日因抵触“文化大革命”而自绝于人民了,至于具体情况,可能大嫂怕寄到劳改 农场的信都要经过检查,没有细说。 又过了十年之后,1975年,我攒下了一笔旅费,自费返浙江探亲,大嫂和母亲 才详细地告诉我父亲自杀的经过(详情见《我的爸爸是冤鬼》,这里不再重复)。 我父亲如果不自杀,顶多“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冲击他一下,后期不会有什 么事的。可他那种“宁折勿弯”的性格,注定他必然要走这条不应该走的路。 我父亲死后,我母亲回浙江老家,与我大姐、大姐夫同住,活到九十三岁无病 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