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少年时代的知交 我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回到故乡的,那年我刚六岁。我在缙云县从小学二 年级读到初中二年级,抗战胜利后,才在1946年离开缙云,跟随当“法官”的父亲 到温州、嘉兴、杭州、金华、丽水这些地方转,直到1949年6 月在金华参军去了四 川。在缙云县的八年时间中,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但是三十多年过去,有的连名字 都忘记了,有的也与我一样,远走他乡,不知道流落何处。闲谈中,大姐告诉我: 我从小学到中学最好的同班同学何同仁,五十年代在杭州中医学院毕业以后,参加 一个医疗队到新建区一个梅毒猖獗的村子根治性病,后来一直在缙云当医生,但不 知道如今在哪个医院。几年前我大姐在县里碰到他,他还打听我的下落呢。 经她这样一提醒,我怀念起我这个最好的少年朋友来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和 他同班又同坐一张课桌。每天上学,不是他到我家来约我,就是我到他家去约他, 连课间上厕所都要一起去。他家以前在县前街开春寿堂中药店,那是他家的祖产, 即便现在中药店不开了,只要那房子还在,总能够打听到他的下落。反正从壶镇到 县城有直达公共汽车,三十公里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进 城寻找这个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去了。不过没坐公共汽车,而是借用我外甥的自行车,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从壶镇到缙云的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两班,车票很难买,更主要 的还是为了省几个车钱。 到县前街一看,春寿堂药店果然没有了,原址开的是一家杂货店。进店一问, 才知道何同仁一家依旧住在后面,不过现在开的这店不是他家的,所以前后隔开, 他家另从后门进出,并告诉我门牌号码。我转到后门去一问,更巧,他正好在家里。 三十多年不见,当年小巧玲珑的何同仁已经发福,胖胖的身子,红红的脸蛋儿, 前额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变成当年他父亲的模样了。不过那脸型基本上没变,我 是点名找的他,所以他一出来我就能够认识,而他根本就想不到我这个三十年不见 的不速之客会登门拜访,何况我的样子已经大变,所以半天儿想不起我是谁来。等 到我自报姓名,这可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立刻把我让进 他的房间里去,殷勤接待,互诉离情。 来找他之前,我就打定了主意,在老朋友面前,什么也不用藏着掖着,是怎么 回子事儿,就说怎么回子事儿。我先问他在哪个医院工作。他告诉我:在离新建镇 只有三里路的河阳村卫生院。河阳是个大村子,缙云民谣中唱:“有女嫁河阳,好 像做娘娘,住的百粉墙,穿的新衣裳”,可见居民的富庶,所以卫生院的规模不小, 占一所大房子,有好几个医生。上个星期天他值班,所以昨天、今天轮到他休息, 下午就要回卫生院的。我暗暗庆幸自己的运气不错,不然,就要赶到河阳去找他了。 我问他参加“文革”的情况,他说他是革命派的小头头,参加了区里的夺权斗争, 每次区里开大会,他都要上主席台的。我犹豫了一下,虽然他是革命派,关于我自 己的身份,仍决定以实相告,绝不隐瞒,如果他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面目出现, 我站起来就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态度非常明朗:“不管你是什么派,咱们是老 同学,今天相见,咱们只叙旧情,不谈政治。”不过我还是现身说法地劝了他两句: 像他这样正牌儿大学毕业的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到处受人欢迎,最好不要参 加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政治斗争,以免像我这样卷进政治旋涡中去无法自拔。他 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但是现在已经骑上了虎背,有些骑虎难下,只能慢慢地相机 撤身了。 谈了一会儿,打听一些老同学的下落,不知不觉已经中午。在他家吃了午饭, 接着谈起我的处境,他劝我说:既然都是种田,与其在举目无亲的北京种,在劳改 队长们监督之下种,不如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来种,不但亲戚朋友多,有个照应, 将来年纪大了,也有个归宿,不至于在他乡外地当孤坟野鬼。何况我已经掌握了全 套种葡萄的技术,而缙云至今还没人种葡萄,找个山坡地把葡萄园建起来,准有我 发展的前途。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我因为家在三大城市,政策规定不许离开农 场,除非我先在缙云娶个媳妇儿,先制造一个家,要不然,看样子只能一辈子在劳 改农场当“二劳改”了。接着谈起了我姐夫给我张罗的三个女人的情况。他沉思了 一下说:如果我真愿意在缙云安家,他一定帮我物色一个对象,当然条件不能太高, 我有文化又有种葡萄的技术,生活苦一些的村子,地主、富农的女儿等等,还是有 人愿意嫁我的。不过女方最好有点儿文化,不然感情上无法融洽。我谢了他。他说 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急也急不来的,他随时注意就是。有了合适的对象,再写 信具体与我商量。 又聊了一会儿,他要动身回河阳去了。可我们匆匆一面,虽然已经谈了不少时 间,但仍意犹未尽,他盛情邀请我到他的卫生院去看看,好在路并不远,三十几里 路,骑车有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我反正闲着没事儿,也想多走走多看看,就答应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