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时机成熟了么? 1976年8 月唐山大地震,我以半分钟之差万幸没被砸死,并被管生产的焦队长 分配到远离中队一里路之外的一个水泵房中值班,负责浇灌二十多亩地的大白菜。 实际上这是焦队长知道我在悄悄儿地写小说,有意给我安排这样一个清闲而又清静 的工作,好让我有更多、更安静的时间用来写作。焦队长脾气暴躁,外号“焦大炮”, 但对我却爱护有加,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原来是中南海的一个机要通讯员, 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递送重要文件的,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夫人则在传达室工 作。有一次两口子吵架,脾气暴躁的焦大炮拔枪就打,把他夫人的一条腿打伤了。 为此受到处分,被送到劳改农场来“教育别人,提高自己”。据说中南海的工作人 员包括警卫人员除上岗外不许带枪,与他的闯祸有直接关系。 9 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毛泽东死了没几天,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作,忽然听见 房门上有急促的剥啄之声。我这里是个绝对自由的“解放区”,绝不会有第二双眼 睛看着我。此时此刻,深夜敲门,不是“夜奔”,就是“夜袭”。我早就听说过, 住在这个水泵房中的几个前任值班的,大都有过风流韵事。难道是哪个难耐空房寂 寞的家属找上门来了?如果有“旷妇夜奔”这样的事情,一般必然是白天先上门来 露出一丝儿口风,让人家有个思想准备。我这里是远离居民区的单门独户,一天到 晚连个鬼都不来照顾我一下,可见绝无此事。那么是“仇家夜袭”?更不可能。我 与世无争,从不与别人发生争执,哪里来的仇人?不管他,先咋起胆子来问:“谁?” “快开门,是我!”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而且已经分辨出来,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这个赵植林,是五十年代第一批派到苏联去留学的学生,在莫斯科大学学新闻, 回国以后在交通部工作,“庐山会议”以后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抓了起来,没 有经过劳动教养,就送到劳改农场“强制就业”来了。此人能歌善舞,能写会算 (出国前是安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所以被任命为中队宣传员,同时协助中队统 计员工作,在中队里也算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红人。1974年,我的《括苍 山恩仇记》逐渐构思成熟,开始命笔。由于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此不能坐在 宿舍里写。那时候我负责八十亩稻田的放水,每天出工,地里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 我做好水平畦口,让田水自动流入,然后每丘田巡视一遍,没什么问题了,就坐在 田埂上用我的一笔狂草低头疾书。有一天,我正在写“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 全神贯注中,竟没注意身后有人走来。一声:“写什么哪?这样认真!”回头一看, 原来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巡查来了,吓得我毛骨悚然。如果他发现我在写小说,汇 报上去,那是绝对说不清楚的,弄得不好,批斗之外,还要吃不了兜着走。我破釜 沉舟,豁开去了,干脆直说我在写一部以清末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历史小说。他立刻 表示颇感兴趣,我也就眉飞色舞地给他朗诵了一段。没想到他对我的小说居然称赞 不已,不但不批评我,反而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从此他成了少数知道并支持我写小 说的人之一。我来水泵房之前,每逢星期假日,他总是把我倒锁在放宣传用品的仓 库里让我清静地写小说,而且我写一章他看一章,以他“莫大新闻系”毕业的高造 诣指导我写作。这时候已经接近深夜十二点,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他是绝不会跑 这样远的路来找我的。 我赶紧开门。只见老赵上身裹着棉大衣,下身只穿一件秋裤,看样子是刚从被 窝里爬起匆忙赶来的。他像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也不在炕上坐下,而是站在那里 迫不及待地说:“有好消息!刚才我听莫斯科广播,江青一伙儿被抓起来了。”我 还有些不大相信。他接着说:“我天天看报纸,正奇怪这几天怎么没有江青他们的 消息了呢,没想到毛主席死了没几天,这么快他们就倒台了。”据他分析,江青一 伙儿是代表中国极左思潮的,他们一垮台,政治形势必然会有所放松,我写的小说, 很可能有机会出版了。因此他连夜赶来通知我这个好消息,要我先放下手头正在创 作的部分,先把前面几卷修改定稿,争取出版。 他走了以后,我不是立即着手整理稿子,而是立即给娟写信,告诉她天气阴转 多云,马上就要放晴了。尽管我的政治问题一时半会儿的解决不了,但我的稿子可 能会有出路,她也可能有出头的日子了。 不久老赵传来的小道儿消息就被《人民日报》的报道所证实。“四人帮”的倒 台,是我的小说能够出版的前提,也是我和娟能够商谈婚事的基础。我们都认为, 只要“四人帮”一倒台,不但她的冤案问题有可能解决,有可能考虑婚姻问题,连 我的政治问题也有可能解决,至少可以放松,例如不再把“摘帽右派”列为专政对 象,恢复真正的公民身份并适当安置工作等等。而我则认为:只要允许我出版小说, 我有信心肯定会一炮打响,从而我的命运和前途必然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果然开始商谈婚事了。我提出了极为苛刻的结婚条件。 我写信告诉娟:第一,我是因为直言而获罪的,但我“宁鸣而死,勿默而亡”的性 格,不会因为获罪而不再直言。写小说,是另一种方式的直言。目前“四人帮”固 然打倒了,但是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今后执行的仍然是 毛泽东路线,也就是说,“广开言路”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也就是说,因言获罪的 可能性依旧存在;也就是说,不一定哪一天,我还可能进监狱。在这样的前提下, 如果她愿意与我结合,首先要有“送牢饭”的思想准备。如果万一他日我因言被捕, 她那边立刻宣布与我划清政治界线,那就不如今天干脆不要考虑。第二,我目前暂 时还离不开劳改农场,而且我们是没有探亲假的三等公民,如果与我结婚,我最多 每年只能回家住半个月,至少在几年内要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与不便。第三,我一 个月只挣三十二块钱,每月还要存十几块钱作为一年一度回家探亲的路费。如果与 我结合,最好干脆不要孩子,如果一定要有个孩子,只能靠她扶养了。 这样苛刻的结婚条件,在全中国来说,恐怕也是少有的。我这不是以进为退, 而是以退为进,是破釜沉舟,是一次性把丑话都说在前面,成败得失,全在此一举 了。因为事情明摆着,如果我不把这些不利因素统统摆出来,一旦遭遇到“不测”, 再来做思想工作,可就太晚了。 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回信到来,居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你所提的三个条 件,我完全接受。”她解释说:她知道这等于用她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交换这桩也许 会遭遇到许多艰难挫折的婚姻,但是她第一出于爱才,第二出于支持正义,她下决 心这样做了。她说:如果她只求组织一个安逸的小家庭,如果想当“官太太”,这 几年来给她介绍的对象中,不乏复员军人和机关干部,有的还是造反派的小头头。 但是她的态度很坚决:“要我嫁造反派,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人!”“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中她坚持不考虑婚姻问题,主要也是为了避开这些造反派们。既然十年时间 都等过来了,当然要找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有共同观点、共同语言、共同命运的 人。 这件事情,她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包括她的父母与哥哥。她知道,只要与别人 商量,可以预计几乎不会有人表示同意或支持的。不过事后她也曾经征求过一个人 的意见,这个人是她的好朋友,缙云县法院副院长应章恩同志。她比较详细地介绍 了我的情况,老应同志当时就预言:“这些受迫害的同志,早晚是会给他们平反的。” ──要知道,关于要给右派平反的烟台会议当时还没有召开,即便召开了,按他的 级别当时也不可能知道。他是完全出于对“文革”以后自己形势的认识作出这样的 判断的。有了他的支持,娟对自己的大胆决定更加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