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时机并没有成熟 与婚事同时进行的,还有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前二卷已经修改誊清,就在娟手 里。我一方面夜以继日地修改誊清第三卷,一方面让娟以作者的名义把前二卷稿子 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因为我是浙江人,小说写的也是浙江省的事儿,我觉得这样 的小说在浙江出版,应该是名正言顺的。10月3 日,娟从新建把稿子挂号寄出。 在我看来,“四人帮”一被打倒,文艺的春天就会到来,因此我把我从1950年 在四川开始创作直到1974年方才写完的一首长达3344行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 事》,也寄了出去:寄给了当时刚刚复刊不久但是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份的《诗刊》。 《诗刊》的回信首先到来。他们看了稿子,觉得可用,要我到北京去修改。我 傻乎乎地拿着编辑部的来信找分场部管教股的张干事请假。张干事看见这样的信, 瞪大了眼睛,好半天这才说:“把你的稿子拿来我看看!”我依言把我的底稿送到 了管教股。过了三天,我去催问,张干事瞪着眼睛绷着脸说:“你写的那叫什么玩 意儿?乱七八糟的!”一句话就把我写了二十四年的一部长诗给彻底否定了。不但 请假不准,连原稿也被扣留,一直没有还给我。 没过几天,《诗刊》编辑部终于把我的稿子退了回来,附信写得还算客气: “由于稿挤,发表长诗有一定困难,只好割爱了。”幸亏分场部没扣留这份退回来 的稿件,不然,稿子全没了,二十四年的心血,可就付之东流也。 直到1981年10月,我调到了宝文堂书店当编辑,在东四北八条52号四楼上班, 二楼就是《民间文艺》编辑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该刊的副主编吴超先生。 由于我大哥也叫吴超,见了他不免多几分亲切。攀谈之下,才知道他原来在《诗刊》 当编辑。我讲起1976年我与《诗刊》的这一段姻缘,吴超同志说:我的那部稿子, 当年就是他处理的。他对我的诗文很欣赏,说服了主编,打算上,但是没想到我的 所在单位以我的“摘帽右派”身份不宜发表作品为由加以否定了。当时发表作品必 须经过“所在单位”的政审,政审不合格,他也没有办法。于是我就与他协商,宝 文堂计划出版一套“绘图叙事诗”,已经有了马萧萧的《石牌坊的传说》,我的这 部长诗也在计划之中,为了纪念他的“识诗人于劳改之中”,这部长诗打算就请他 当责任编辑,他也欣然同意了。1985年,也就是事隔十年之后,这部长诗终于由著 名画家陈惠冠同志绘图,以《岷江三爪龙》的书名正式出版了。 插话表过,再回到1976年的清河农场。 1976年10月下旬,我收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10月24日的来信,告诉我长篇小说 《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审读通过,计划在年内出版。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品得到肯定,而且时间这 样快:稿子是娟10月3 日从缙云寄出的,出版社最快也得在10月6 日收到。一部80 万字的小说稿,仅仅半个月时间,至少要经过三个人通读并讨论,即便用的是“流 水作业”的方式读的稿子,能够这样快就通过,不能不说是“神速”。但是我有了 长诗被枪毙的经验,心知这部书稿能不能在浙江成活,还两说着。 果不其然,没等我去找张干事,分场部张场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吴越,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有这回事儿吗?”我心知政审 的公函又到了,也就实话实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儿。”“你的小说写的是什 么内容?”张场长没见过我的小说,不能像张干事那样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 来一句话加以枪毙,所以必须先问问是什么内容。 “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其实我的小说主题是反对血统论的,是用形象 思维说明工农的子弟并不一定个个都好、地主的子女不见得个个都坏,并且全方位 广角度去描写清朝末年浙南山村的风土人情,其中虽然也有“官逼民反”的内容, 但不是主题,可是在他的面前,我不能不“拣好听的说”。“描写农民起义”,当 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你在清朝生活过吗?”张场长冷丁爆出了这样一句。 “张场长,我今年刚四十四岁,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对呀,你既然 会写小说,总应该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所写的小 说,岂不是缺乏生活基础,岂不是主观主义的作品吗?既然你写的作品是主观主义 的作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现在我代表党的基层组织正式通知你: 你的作品,我们不同意出版。”张场长不愧是场长,水平比张干事高多了,至少他 还学过哲学基础,懂得三段论证法,逻辑分明,条例清楚,结论准确,不像张干事 那样,讲不出道理来,只会用“乱七八糟、什么玩意儿”来加以否定。面对这样的 高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是以“党的基层组织”的名义出面的,我一个摘帽 右派,三等公民的身份,还能够说什么话呢?我心里十分明白,此时此地,跟他讨 论文学问题,百分之百地是对牛弹琴,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因此我只好沉默。 张场长见我不说话,笑了一笑,接着说:“告诉你,文学是党的事业,你私自写小 说,私自往外寄稿子,都没有通过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这是……这是……一种走私 的行为,我还没有处分你呢!回去吧,往后别写什么小说了,好好儿劳动,通过劳 动改造你的思想和世界观……”从张场长办公室出来,我明确了一件事情:我的小 说是成功的,至少是过关的。问题在于我的身份。我与赵植林商量对策,他建议我 把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中青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就是右派。 中青社既然可以出版姚雪垠的作品,也就应该可以出版我的作品(当时我还不知道 姚老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点头,是“钦定”的)。 几天以后,稿子从浙江人民出版社退回来了,退稿信写得非常简单:“吴越先 生:你的稿子,经过我们再次考虑,决定不出版了。”连退稿理由都不说。我考虑 了一下,决定双管齐下:立刻重新包装,以“楼兴蠲”的名字,用新建公社第五大 队的地址,把稿子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已经不实行“政审”制度了。稿子经过四个编辑审读,两 个说好,两个说不好。第五个编辑李荣胜同志读完了稿子,拿不定主意。他当时正 要调往《中国青年报》去,为了避免他的“关键一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只 好“弃权”,没写出审读意见来就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个编辑组的黄伊同 志主动要求把稿子拿过去看看。他看了稿子,对稿子是肯定的。为此,他写出了审 读意见,又把稿子送请刚刚落实政策回到中青社的前总编辑李庚同志审读。李庚同 志排开杂务,腾出十五天时间来通读了全稿,写出了七千多字的基本上肯定的审读 意见。一直到稿子通过,快要出版了,责任编辑黄伊同志竟然还不知道此书作者的 真名究竟是吴越呢,还是楼兴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