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最俭朴的婚事 婚事既然已经决定,我们觉得宜早不宜晚,打算在1976年年底把手续办了。 尽管娟的一家子都是党员,但是当时她自己还不是党员,而是被培养入党的对 象。按照组织原则,她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即将结婚的事情。关于我的身份,她不 想过早暴露,所以只说我在北京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工作。为了搞清我的政治面貌, 支部书记决定发文到农场外调,她当然不能表示异议,但是支书写好了外调信,她 却要求自己寄,支书也没反对。只是她拿到外调信以后,却没有发出,而是锁在抽 屉里了。 我这边立即打报告,第一要求请结婚假,第二要求开结婚介绍信。前面我说过, 劳改农场对于就业人员要求结婚,道义上是支持的,因为“婚姻无着”正是就业人 员普遍不满的问题,因此只要“老就”们找到了对象,农场一定支持。这方面,清 河农场比团河农场要松得多。团河农场是必须先看见女方的介绍信才开男方的介绍 信,清河农场不但一打报告就批,而且开结婚介绍信根本不翻档案,全听你自己说, 你说什么管教干事就写什么。因此,尽管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但我开出来的结婚介 绍信,居然写的还是“未婚”。 1975年,我回缙云探亲,已经把我几年来的积蓄用得差不多了。经过一年的 “再积累”,也不过攒了一百多块钱,所以1976年年底,我几乎是两手空空地到了 新建。不过清河农场的哥儿们听说我又要结婚了,这个五块那个十块的(要知道, 当时“二劳改”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元),居然也收了一百零五块钱的 “贺礼”。我用这笔钱给娟买了一只手表,除此之外,没给她买任何东西,没给她 的家人买任何东西,也没给我自己买任何东西。不过我在北京买了两条好烟,到金 华又买了五六斤水果糖,这是娟点名要的。因为缙云买不到好烟,出的水果糖吃起 来虽然一样甜,价钱也不贵,但是颜色太黑,不大好看。 那时候,从金华到新建还没有直达汽车,我必须先从金华坐车到一个叫做“外 堰”的小站,然后等待从缙云到新建的班车到来。这趟班车一天只开四次,所以等 了很久,到达新建,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到肉店找到了娟,这是我与她第二 次见面。她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她要结婚的消息,店里也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她给店 里人打了个招呼,就把我带到了她住的火腿厂仓库外面的那间小屋。 张永贤听说我要结婚,用他老婆筛沙子挣的钱买了一丈二尺布票,再买了一丈 二尺花布,做成一床被面,给娟寄来了。我二哥听说我要结婚,而且听我说娟的床 上连条床单也没有,急我之所急,尽管那时候他依旧一个月领二十八元钱生活费, 还是给娟寄来了一条床单。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间小屋。照我估计,这将是我们的新房了。屋子经过整理, 铺上了新床单,叠着新被子,撤了天罗地网似的拉着的绳子,房间里干净利落多了。 我们同时在床沿上坐下,我的第一句话是问:“咱们现在还没登记,你后悔不? 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她笑了起来说:“都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太晚了吧? 何况我根本就不后悔!”“既然你不后悔,那你就是我的了。”我把她拥进怀里, 给了她我们相识以来的第一个吻,也是此生我们之间唯一的一个吻。 婚事再次砸定以后,她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与家人见面。她的哥哥在合肥,四个 妹妹三个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十九岁的小妹。加上她的父母亲,全家一共四个 人。家里似乎对她选择了这样一个丈夫并不太满意,或者是一家人都不善于辞令, 总之是见了我大都冷冷的,没什么话可说。在她家吃的第一顿饭,也是贫下中农的 家常饭,基本上全是素的。 也可以这样说,直到这时候,不但街坊四邻不知道她家来了一个新女婿,就连 她家里人,似乎也没做结婚的任何准备。 吃过晚饭,她把我送到火腿厂她自己的房间里。我问她婚事将怎么进行,她叫 我不要过问,一切都听她的安排。还没有登记,法律上我们还不是夫妻,我长途旅 行,一路辛苦,她要我早点儿休息,她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到肉店上班,忙过了清晨最紧张的那一阵子,她找个人代 班,这才到宿舍叫我带上两包比较好点儿的糖块儿,带我上公社登记去。 新建公社是个大社,下面有六个大队,相当于乡的建制,大院子里有许多房子。 她先找到了公社书记黄金保。这是一个挺瘦的高个子中年人,烟瘾极大,把一口牙 都熏黑了。据娟后来告诉我说,当时农村的人,凡是家里有婚丧喜庆,办酒席招待, 按例都要请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到家里坐上席。一个大队干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总有二百天是在别人家里吃饭的,而且不喝醉了不回家。独有这个黄金保是例外, 尽管他烟瘾很大,一个月抽烟的钱就要占去他收入的一半儿,家里生活相当困难, 但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吃饭。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与娟的关系相当好,早先娟当民 兵连连长,黄金保当大队支书,晚上一起出去巡逻,回来以后就在她家一起煮面条 吃,也没油,只是酱油汤加点儿葱花儿而已。但就是这样好的干部,“文革”期间 还是挨整了。他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任的公社书记。难怪我刚一下汽车,就看 见广场上挂着红布的横幅:“坚决拥护黄金保同志主持公社日常工作!”娟把我介 绍给黄书记,并献上了一包糖,黄书记听说这是喜糖,连说:“这糖我可得吃。” 我连忙递上了好烟,尽管他从来不抽人家的烟,一天到晚就熏三毛多钱一包的“西 湖牌”,但却接过我的烟去立即点上,并说:“这烟我可得抽。”接着就谴责娟, 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不该连婚事也向他保密。娟也有说词儿:早在半年之前,就已 经向食品站的党支部汇报了,是支书没向他汇报。再说,现在不是把丈夫带来请他 当面审查、请他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还要请他喝喜酒吗?他呵呵笑着:“是你挑的 丈夫,不用审查,准没错儿。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都挑了十几年了,不是 好样儿的,你能点头?这手续,我去帮你办,这喜酒,我也一定要喝!”说着,他 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姓江的文书面前,指着我们两个说:“你把他们的结婚登记手 续给办了。”在公社时代,一个文书,可不是连队里的“上士”级兵头将尾,而是 书记不在可以代行书记职权的“大干部”。江文书当然是公事公办,伸手就向我们 要结婚介绍信。黄书记笑了起来:“这结婚介绍信,是应该你开的呀,你怎么反倒 问她要了?何况有我亲自带来,还要什么介绍信哪!”黄书记的意思,是娟的介绍 信就不用了,反正是本公社的人,谁都了解,何况有他在场,比介绍信还硬;江文 书却错领会了意思,以为有书记担保,连我的介绍信也不用看了。因此立刻拿出大 红结婚证书来,问了问我们的出生年月日,就把结婚证书递给了我们。连“我代表 政府,批准你们结婚”之类的官话也没说。我说了声“谢谢”,娟取出一包糖来放 在他办公桌上,就拉着我赶紧“逃跑”了。──她知道,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不赶 紧逃,是要四面被包围,简直无法脱身的。 拿到了结婚登记证,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新郎新娘应 该挨家挨户去分喜糖的。但是娟没让我出面,而是全权委托他母亲去办。她看看我 带回来的喜糖数量不多,根本不够分的,又到百货店买了十斤一袋的两袋本地产水 果糖,然后把我带回来的好糖和这些糖用一个大笸箩搀和在一起,这才打发她母亲 出去分喜糖了。 喜糖一分,等于登出了结婚启示,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了。于是就有 娟的女友们登门来送礼。大家这才醒悟到:楼家昨天进门的客人,原来就是他家的 新女婿!可是人们明明看见昨天晚上娟是在家里睡觉的。丈夫不远万里从北京赶回 来,两口子居然不在一起睡觉,在当地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更加不可思议的, 还是这个新女婿的身份。因为据娟的介绍,我是个在北京某农场工作的缙云本地人, 可是看我戴着眼镜儿,文质彬彬,显得挺有学问的,特别是伸出手来,红润而柔软, 绝不像是干农业活儿的人,因此有人猜是下放干部的,有人猜是故意保密的,还有 人猜是娟上北京告状的时候认识的。总之,我在新建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神秘人物 了。 中午刚过,我的大姐、大姐夫、两个外甥、两个外甥媳妇儿还带着一个五岁的 孩子,一行七人,按照当地风俗,用青麻布口袋挑着大馒头,作为男方的客人到新 建来贺喜来了。我母亲没一起来,因为她自从老年性白内障手术以后,老眼昏花, 行动不便,我与姐夫商量好了,等我们婚后,再到壶镇去接她。 尽管我们不想为婚事大操大办,但是客人登门,一杯水酒,还是应该招待的。 此外,据说娟被下放处理之后,丈母娘曾经对天许愿,如果女儿有了出头之日,要 以生猪生羊和大红金鸡对天还愿,如今“四人帮”被打倒,女儿于归,虽然冤案未 曾平反,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也要提前还愿,以了心愿。为此,家里宰了一 头大肥猪,又到市上买了一头羊,禽类本来就归食品站卖,娟带我到食品站去看, 发现铁丝鸡笼里有一只收购来的大红公鸡,站起来,那脑袋能有我胸口高,估计至 少有十斤重。我就要求把它买下来。一过秤,居然有十二斤多。自己人,就按十二 斤的整数付钱买下来了。正在这时候,水库又送鱼来了。我看见有一条白鲢,足有 一米五长,一过秤,整整十八斤,也买了下来。 下午四点,院子里点上了香烛,供着去了毛的生猪生羊和大公鸡,全家人都来 对天磕头。我没有磕头的习惯,就作了三个揖,算是感谢老天爷的“天作之合”吧。 据说农村人请客,最难请的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们。只有娟这次请客,却与众 不同,只要打个招呼,不但统统都来,还带上好几个因公出差到公社来的县里干部。 别以为人家是吃“蹭饭”来了,要知道,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一般的人家办喜事, 县里来的“大干部”是绝不肯光临的。娟的二妹夫是大队长,交游广阔,善于辞令, 请他负责接待客人;四妹夫是大队支书,善于烹饪,就系上了围裙亲自下厨掌勺。 席上有公社书记坐镇,村干部们虽然嘻嘻哈哈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却不像平时 那样大喊大叫的,显得文雅多了。 我悄悄儿问娟:怎么没通知我们的大媒人徐子玲,才知道她已经调到景宁县她 丈夫那里去了。 一连热闹了好几天,大姐一家,也回壶镇去了。我正准备过几天带着娟到壶镇 去看望母亲,忽然接到同仁的女婿从城里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是我母亲摔坏了腿, 现在他家里,要我赶紧去接。这可真是事出非常。怎么办呢,与老丈人一商量,只 好推上家里的一辆双轮车,铺上一床毯子,到县里把母亲拉回来再说。 从新建到县城三十里路,我的腿脚还算利索,走快点儿,用不了三个小时就到 了。到了何家,见到了母亲,才知道她急于想见到儿媳妇,不听大姐和大姐夫的劝 告,一定要独自一人到新建来。按照她的想法,有姐夫在壶镇送她上车,到了县里, 再买张到新建的车票,只不过转一下车,反正都是熟极了的路,绝不会出问题的。 姐夫拗不过她,只好由她。上车的时候,居然连根拐杖都没带。到了县里,买了到 新建的车票,如果老老实实地坐在候车室里等,是不会有问题的,可她一看时间还 早,仗着路熟,想去看看抗战期间我们的老房东王师母,就一个人从南门汽车站走 了两里多路到了东门王家,一路上转弯抹角,过桥上坡,倒是平平安安的,没出什 么事儿,而是见到了王师母以后,从王师母家出来,在大门口一面辞行一面走路, 把两步台阶当作一步迈,踩空了一脚,就跌倒了。不过当时站了起来还能走,所以 也没放在心上。等走到县前街,就觉得疼得钻心,迈不开步了,这才不得已就近摸 到了何家。何同仁正在学习班学习,由他女婿扶了进去,先给她贴了一张止痛膏药, 这才打电话通知我。 老人怕跌,我母亲双目视力不好,根本就不应该独自一人行动,可她思念儿媳 心切,又是个固执的老人,如今跌伤了,除了赶紧把她拉到新建医治之外,还有什 么办法呢? 到了新建,据医生检查,倒是没有骨折,贴了几张膏药,伤好了,腿却瘸了。 从此一直到死,走路都离不开拐杖。 就为母亲腿脚受伤,婚后我没到壶镇去过。直到我的假期满了,也只好把母亲 留给娟再照顾几天,然后把她送回壶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