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裂痕从这里开始 我的第一个老婆,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离婚的,第二个老婆呢,则是因为经济 上的原因而离婚的。我的第三个老婆,政治上、经济上都经过十分严酷的考验,我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便我再一次进监狱,即便我穷得穿不起裤子,我这个老婆都 不会因此而跟我离婚。我唯一的顾虑是:她性格坚强,而我们在婚前只见了一面, 对于彼此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都不怎么了解,因此这是我们两人之间最薄弱的 一环。只要在生活方面不发生争执,我相信,在其余方面是不会发生矛盾的。关于 这件事情,我其实早有预见。因此在1977年年初我到缙云新建去结婚的时候,进了 洞房之后,我当即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保证:由于互相之间在生活方面了解不够, 为避免发生无谓之争,我保证在任何误解或不满的情况下做到克制自己,冷静处理, 绝不开第一枪。我的理解是: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够做到克制自己,理解对方,不放 第一枪,那就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了。当时虽然她也说过一定不在她这方面开第一枪, 但是我对她的这一保证,始终有些不大相信。 好在我每年只回去住十几二十来天,我探亲期间,她是个临时工,仍旧天天要 上班,连星期假日都没有,早出晚归,只有晚上才见面,因此接触得少,产生矛盾 的概率也小。 1978年春夏之交,小永已经一岁半,快要会走路了。娟的意思,年年都是我回 浙江去探亲,这一次,应该由她来北方劳改农场见识见识了。于是在“五一节”前 夕,她带着小永,在老丈人的护送下,到清河农场探亲来了。 打到清河农场的电报,由于要从宁河县转,所以有时候还没有写信来得快。反 正从缙云到清河农场,只有一早坐汽车先到金华,搭乘46次从福州到北京的快车到 天津,然后改乘从北京到山海关的慢车,才能到达茶淀这个三等小站。尽管中途转 车要等待很长时间,好在当天都能够上车,只是所有车次没有一趟是始发站,当时 铁路交通严重超载,上车以后肯定没有座位,带着个吃奶的孩子,辛苦些罢了。我 写信详细告诉娟各次列车到发站的时间,再交代中途转车的注意事项,估计问题不 会太大。娟来信告诉了我她动身的日子,我算准了她到茶淀车站的日期和时间,事 先找了一间空房间铺排好了,然后到车站去接她们。 清河农场的面积大,分场多,从车站到最远的五八五分场,足有二十多里路。 因此总场部特设一辆交通车,一天两次接送北京始发和山海关始发的上下车的旅客。 同中队有个叫庄信杰的,在机械厂找了个开手扶拖拉机的朋友,偷偷儿开出一辆手 扶来,和我一起到车站去接。同时请了一个在机械厂当电焊工的杨小兵掌勺,打算 举行“接风宴会”。 但是我们两个人“八只”眼睛盯住了出站口,等下车的旅客全部出来,班车都 开走了,却没有娟和老丈人的影子。我们估计她不是延期出门,就是46次车误点 (那年月列车严重超载,误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得到机械厂去吃杨小兵已经 做好了的那顿饭。 等到我吃完了饭骑车回到四分场,一进自己的房间,不料他们母女和老丈人都 已经坐在房间里,而且已经用我特制的电炉子炒了饭吃过了。──原来茶淀车站是 个小站,月台很短,也没有栏杆、铁丝网之类隔着,旅客下车以后,并不一定要从 出站口出站。她们下车以后,看见站外广场上停着交通车,怕人多车上挤,也没想 到我们会到车站接,慌急慌忙地抄小道儿就上了车了。我们几个只是傻盯着出站口, 哪儿看得见?糟的是她不知道四分场分东西两个村子,交通车只在东村停一下,就 开到西荒地去了,并不直达西村,而从东村到西村,还足足有五六里路。她抱着孩 子,老丈人挑着担子,一路问到了西村,天都黑了。幸亏与我同住一屋的刘元凯知 道此事,急忙把她们领到我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庄信杰再次在机械厂宿舍举行“接风宴会”,娟和我老 丈人都出席了。──大家都是单身汉,谁也没有炉灶,加上当时买肉也很困难,阿 庄只能买几个午餐肉肉罐头,再买点儿黄瓜、土豆、西红柿之类,由“特级厨师” 杨小兵在煤油炉子上做西餐招待我们。阿庄还自己打鸡蛋、自制色拉油,做了一大 盆色拉,大家持得津津有味。对娟来说,很可能还是生平头一次吃色拉呢! 当时我在四分场西村当电工。这也是焦大炮对我的照顾。在劳改农场,电工是 个最舒坦的差使,有“溜溜达达是电工”的俗谚。不是麦收和秋收的季节,电工不 用进场院顶着,只要保证照明线路畅通,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即便某一排房子保险 丝憋了,只要找到短路所在,把保险丝接上,也不过十几分钟的活儿,更何况只要 没人故意捣乱,憋保险丝的情况几天才发生一次。倒是列为“附带工作”的开电视 机,却是天天晚上要干的,不过那也是每到晚上七点钟打开电视室的门,再把电视 调节到某一个固定的频道上,到晚上十点钟再去关电视机和电视室,就完成任务了。 干这样的差使,每天有许多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写作。所以娟带着孩子来了以后,我 基本上每天守着她们。这是我回缙云探亲所绝对做不到的。 在四分场西村扬水站,有个姓宋的电工,因为两个门牙特别大,外号人称“宋 大牙”。他是个“外雇职工”,而且是个党员,但是不识几个字。“文革”中期,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他当上了工宣队队长,进驻清河中学,代行过 一阵子中学校长的职务。终于因为他文化水平太低,无法领导革命师生们进行教育 改革,所以不久以后又撤了出来。在劳改农场,即便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阶级路线”也是分得很清楚的:不但干部和外雇职工不许和就业人员交朋友,就 是在学校里,干部和外雇职工的子女,基本上也不跟就业子女来往。但是老宋深深 体会到文化水平太低的苦处,不但把两个正在上初中的女儿领到我的房间里来要我 抽时间辅导她们,逢年过节,不是把我请到他家去吃饭,就是打发孩子给我送鱼肉 菜肴来。这在当时当地,可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大宋的两个女儿,大的叫小华,十五岁,小的叫小红,十四岁。时间长了,两 个孩子都管我叫舅舅。 娟来到农场以后,两个孩子按照以前的老规矩,吃过晚饭,带上作业到我的房 间里来,问这问那,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这一来,她在旁边没事情可干,似乎我 在冷落她了。头一两天,尽管她不太高兴,但是还没有发作。第三天,她见两个孩 子又来了,登时沉下脸来,抱上孩子就出去了。我也不便发作,一直等到把功课讲 完,两个孩子都走了以后,我出去找她,才发现她在刘元凯的房间里坐着。我问她 为什么要躲出去,她说:“这两个孩子也太不懂事了,天天晚上来找你。我一年才 来住这么十几天,就不能让让我么?”我说:“你这叫什么话?难道你还跟两个十 四五岁的孩子吃醋么?你来了,一天二十四小时,我都陪着你,人家来问问作业, 最多不过一两个小时。你怎么这样不能容人呢?……”其实我心里完全明白,她不 是不能容人,而是醋母菌在起作用。如果这两个孩子都是男性,她绝不会气出去。 这就不由我不想起前面两位夫人的“大度”来了。怡来北京以后,原先跟我“打伙 儿”吃饭的一个女同志不但依旧和我们合伙儿(目的是三个人可以吃到三个不同的 菜),中午还经常与我们挤一床休息。琴的两个妹妹来了,经常跟我睡一床。这要 是换了娟,还不得翻了天?我知道这是一个人的性格,与乡下人或文化程度都没有 关系,而且绝不是我的一句话就能够说服她使她改变这种性格的。我只能给她解释: 在劳改农场,我们这些“二劳改”属于三等公民,在队长和外雇职工們的眼睛里, 我们都是洪水猛兽,简直不是人;在中学里,老师一再告诫学生们,要离我们远远 的,不许跟我们说话,更不许有任何来往。大宋是个外雇职工,不但是个党员,还 是工宣队的队长。他能够把两个女儿带到我这里来要我辅导她们,这就说明他不但 不歧视我,而且很尊重我,节假日还特地让孩子来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有道是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更应该珍惜这种特殊场合下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和 特殊感情。至于孩子们不懂事,不知道人家家里特别是晚间还有别的事情,在这里 坐的时间太长,这我可以叮嘱她们,下次让她们抓紧时间,问完了作业就离开。 在我的劝导之下,争端总算平息了,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她也到宋家去看望了 他们全家,算是把这个场面给圆了过来。实际上两个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她生气了, 还以为她在谁的家里串门去了呢! 但是我一直不希望会出现的“第一枪”,终于由她打出。我知道,没有第一枪, 就不会有第二枪,战争也永远不会打起来;如果有了第一枪,第二枪就会接踵而至, 战争就很可能会爆发。 如果老天爷一定要安排我第三次离婚,这条导火线既不会是政治的因素,也不 会是经济的因素,很可能就会是生活的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