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在王老师家又住了几天。我早就发觉,其实王老师家里就需要一个人做家务。 他家里那个乱,恐怕通北京市的知识分子中找不出第二家来了。 他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劳改了二十三年,八○年才落实政策得到平反,从劳 改农场回到北京,在科协系统工作。 当时单位里房子紧张,只能在郊区租农民的房子住,八一年调到文联系统,方 才分到一套房子,名义上是二居室,实际上不过是一室一厅,两间房加在一起不过 二十来个平方米。 外屋是客厅、吃饭间兼孩子的活动室、作业室,夜里把长沙发翻开,就是孩子 的床铺;外屋转圈儿放着三个书橱、一张长沙发,加上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 四壁除了两个门的位置,就没有空档了;地中央放一张方桌,平面空间就已经所剩 无几,可夜里还要放一辆摩托、三辆自行车。里屋放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两 个书橱、一个大衣橱,所剩的空间比外屋更小。窗外搭了一个小棚子,放一张单人 床和一台缝纫机,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孩子可以到这里去活动、做作业;来个不太 尊贵的客人,也可以在这里将就一夜。我当然就住在这个小棚子里。 他们家房间虽然小,如果布置得当,大概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的。王师母来 自农村,第一是不会整理布置房间,第二是天天要上班,早出晚归,还要做饭洗衣 服,到了晚上,也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来收拾。加上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只会摊, 不会收,以至于房间里乱得不成样子。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一 个出过好几部大部头小说的“著名作家”的家里,竟然会是这个样子的吧。 一时半会儿的我也没有地方好去,就对王老师说:“反正我也只能当当小保姆 了,与其给别人当,何不给您当?”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一家不知道一家的难处哇!我这位太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在劳改农场的 时候娶的。当时只以为自己冤沉海底,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因此只打算 在农村娶个媳妇,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可以平平安安地写小说就心满意足。所以 经人介绍,只见了一面,就结婚了。当时她也是个被迫害` 下放‘ 回农村的粮食 局财会人员。我们结合的共同点是同病相怜,从思想意识形态来说,根本就是两个 世界。可以说,结婚十几年了,我是怎样一个人,她根本就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 “我落实政策以后,孩子才三岁,为了给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我愣 是把孩子带到北京来上幼儿园,早晚接送,夜里还要亲自给孩子织毛衣、做棉袄。 让你说说,有几个大老爷们做得到? “我在劳改农场劳改的时候,按照规定,干部职工包括家属孩子是不许和我们 这些专政对象有任何来往的。有个电工,自己是半文盲,出身好,又是党员,‘文 革’初期还当过工宣队队长,可以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可是偏偏他这个‘左派’ 不怕我这个右派会翻天,把他刚上初一才十三岁的女儿带来认我做老师,辅导她的 语文课。这个姑娘小名叫‘华子’,开头叫我老师,后来因为我常到她家里去,过 年过节的也常在她家吃饭,图个亲近,就认了个干亲,让孩子叫我‘舅舅’。五六 年来,也真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亲热。 “七九年我落实政策回北京,华子也高中毕业了,却没有考上大学。老朋友就 把女儿送到我这儿来跟我一起住,让我给她找工作,让她帮我照顾孩子。对外只说 是我前妻的女儿。小华子是我看着她长大的,如今我成了她‘爸爸’,不但一口一 个‘爸爸’叫得非常亲热,还出门亲一个吻,进门就搂脖子,洗衣服做饭、接送妹 妹的事情她都包了。在街坊四邻的眼里,谁敢说这不是一家三口的亲父女? “我们在一间房间里生活,相处的时间长了,小姑娘也就没那么多的忌讳。特 别是大夏天的,晚上戴个乳罩穿条三角裤就上床是很平常的事儿。我是见怪不怪, 太太来探亲,看见小华子如此随便,可以想象她没来的时候跟我有多么亲热,醋性 发作起来,不是一个人坐着哭,就是大吵大闹。三年间每次来探亲,几乎都要闹一 个不欢而散。最后一次来探亲,居然闹到不让人家上桌吃饭的程度。小华子实在住 不下去了,只好负气搬到朋友家里去。 “她那个所谓的‘朋友’,其实是公共汽车上的一个男售票员,她天天上下班 几乎都坐他的车,时间一长,就认识了。星期假日,常请小华子去看电影。他父母 双亡,家里也只有一间房间,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天天早上四点钟就要上班去炸油 饼,小华子住在他家,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太太闹得实在不像话,我也没有办法。 “后来那个售票员在严打中因流氓罪被送到新疆劳改去了,小华子无处可去, 又搬到我家里来住。这时候,我已经搬进了城里的新居,有两间房间了。可是老婆 一来,还是要闹个不亦乐乎。领导觉得长此下去不是个事儿,使了一把劲儿,倒真 把她给调来了。可以说这叫坏事变成好事吧。小华子搬到了办公室去住,不久就跟 一个刚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结了婚,总算保住了她干净的身子。要是因为被我太太 赶出去而失了身,你说我怎么对得起她父母的托付? “我已经老了,不会再去追求什么爱情的和谐与共鸣,只求平安地度日,静心 地写作。可是我太太总不放心,看见女同志来访,尚且警惕三分,再要长期放一个 年轻漂亮的小保姆在家里,这不是存心制造矛盾,自寻烦恼么?”我恍然大悟。怪 不得这几天王师母对我另眼相看,不要我帮她干活儿呢,原来这里面有醋母菌的作 用。真好笑,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追求的总是自己的白马王子,难道还会跟爷 爷辈儿的老人去谈恋爱不成? 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作家,自己的精神生活却如此空虚,我不禁有些可怜起王 老师来了。我鼓了鼓勇气,冒问一句:“您这种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难道就这样 一直维持下去吗?”王老师摇了摇头:“婚姻只能以爱情为基础,这不过是写在 《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和共产主义一样都属于理想的范畴。在现实生活里, 特别是今天的中国,你看看有多少对夫妻是真正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我的家庭, 属于‘责任型’夫妻。我妻子是个好人,这是不用怀疑的。除了爱吃醋这一条缺点 之外,可以说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何况我们当时的结合,我还在劳改农场,是我 有求于她,她家贫农成分,一门子党员,能不嫌弃我就算难得。如果也像某些人那 样‘富易妻、贵易交’,我不是成了当今的陈世美了么?”这一回,轮到我苦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