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另谋出路,不当保姆了 我又一次被雇主辞退,住在刘老师的一个朋友家里,正在做回家的打算。刘老 师有点儿看不下去,又介绍我到政法学院去当清洁工,每月工资九十元,任务是打 扫教学楼的几间教室、过道和两个厕所。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也不想饿死我这只瞎眼的麻雀。 在大学里当个清洁工,算是最“下等”的工作了。但就是这样的工作,也只有 本市户口的人才能做。好在行政部门的领导跟刘老师是好朋友,有刘老师的介绍, 倒是不用交户口本,只说我是北京人,户口在王老师处,就马虎过去了。 按规定,清洁工是不能住在学校里的,有刘老师的面子,行政科长为我破了例, 把楼梯脚下一间杂品贮藏室腾出来给我一个人住。其实,这工作听起来不高雅,干 起来才叫轻闲呢。一天用不着干三个小时的活儿,就完成任务了。比起另几个男青 年来,我的活儿干得又快又好,每逢行政科开会,科长总是表扬我。 这时候,正是北京的大学生为“争民主要自由”闹学潮闹得最凶的高潮阶段, 学校里罢课,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 对于这些事情,我一个小小清洁工,当然不会去参加。我只是冷眼旁观,冷静 思考。我发现,大学生里头,人分“三教九流”,思想和表现非常复杂。那些最 “积极”的,写大字报,抄大字报,用大喇叭广播,上街游行,甚至参加绝食;而 那些最“风流”的学生,居然每个周末还在俱乐部里跳舞,一跳就是通宵。学校的 对面,是一个元代大都土城遗址改建的街区公园,土包上种满了树,斜坡上是绿油 油的草坪。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树丛里,草坪上,到处是一对对互相依偎搂抱着 的青年男女,嬉笑着,打闹着,甚至连接吻也不躲着点儿,简直旁若无人。一直到 深夜十一二点甚至一点两点,这里都还可以找到“冶游者”的踪迹。我不敢说他们 是醉生梦死,但总觉得在求学时期,特别是在闹学潮阶段,不免太过份了点儿,或 者说,太不协调了点儿。 我年轻,穿着打扮又像学生,于是两方面都有人来拉我。 “积极”的拉我一起去游行; “风流”的拉我去跳舞。当然,我都婉言谢绝 了,哪儿也不去。可不是么?我既不是“积极分子”,也不是“风流人物”。再说, 你不读书,我还想读点儿书呢! 学潮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学校里一下子冷清下来,大部分学生都回家去了; 留下的,也不上课。在教学楼里活动的人少了,我的清扫任务也相应地轻松了许多, 读书的时间更充裕了。 可惜好景不长。我是“浙江农村人”这张底牌终于被揭穿了。这事儿说起来还 赖我自己。电话总机房里有几个小姑娘,跟我关系不错。她们听说我爱好文学,热 中于写作,还发表过文章,一定要我把发表的作品给她们看看。我驳不回面子,就 把两期《旅伴》借给了她们,却忘了那上面有自我介绍和家里的地址。这一来,她 们知道了我的来历,反映到院长那里去,连行政部门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批评。特别 是戒严期间,各单位都在动员外地户口的人返回原籍。我在劫难逃,谁也无能为力, 只好又一次整理行装,准备回老家去。 说巧也真叫巧,恰恰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信,说我母亲病重,叫我赶紧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