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部书稿,居然前后拖了二十个年头,方才定稿问世,实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我自小就是个写作文的快手:每周的九十分钟作文课,总要写出三篇作文来, 用以回报替我写大小楷、借我笔记本的同学们。长大以后,以文字为业,也以手快 闻名,离休以后,每年都要出版一二百万字的作品;写得最快的一部三十多万字的 长篇小说,仅仅用了五十六天时间。 阿庆的这部回忆录,是一九八三年中秋在他的寿筵上眼看他的幼子被警车拘捕 之后,我主动提出来帮他写的。第一,我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第二,有他自己的 日记和纪事可供参照,还有陈鸿年先生的初稿搭好了框架,我所做的,不过是些增 删润饰补充修改之类的文字性、技术性工作而已,因此我很自信地告诉他:像这样 的一部资料现成、无需构思的小说,一年,最多两年,一定能够杀青交稿的。 谁也没有想到,牛皮吹出去了,任务却没有完成。是我江郎才尽了?还是黔驴 技穷了? 写历史小说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文献资料最全的人物,最不好写;史 料中仅仅提起过一笔,似有若无的人物,反而倒容易写得多,而且写起来更加有声 有色。姚雪老笔下的李信和红娘子之所以写得好,就因为这两个人物到底有没有都 两说着,姚老可以随意发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李自成这个人物他没有写成功, 就因为资料太多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硬要把一个流寇拔高得比老八路 还老八路,姚老所创作的“这一个”李自成,就怎么看也不像是真正的李自成了。 我写阿庆,困难之处就在于素材太多,难于取舍。经历了十个寒暑之后,我于 一九九三交出的初稿,共有一百二十万字之多,而且基本上还是述而不作。你想啊, 前后五十多年的历史,就算一年写两万字,就是一百多万字呢!如果再“发挥”一 下,岂不就是两百万字了? 凡是看过这一初稿的朋友,都说我写得太多而太实。按照我的写法,所写的是 一部真真实实的“阿庆传”,而不是一部小说。多数人的意见,是本着“一滴水能 见大海”的精神,要求通过阿庆这个人物,以这个人物的轨迹为线索,反映中国至 少是浙南一隅五十年来的风云变幻和人民的生活疾苦,而不要斤斤计较于所写的故 事是否与生活中真实的阿庆完全相符而合拍。 仔细想想,这样的意见,是中肯的,应该接受。 于是,从一九九三年以后,我主要做的是修改润饰工作,一方面大量压缩,一 方面又适当补充和发挥。这个工作,一做又是十年。这是因为,有时候修改一部稿 子,竟比创作一部稿子更加困难。 这里先讲一个故事。 一九五八年,我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当编辑。当时十三陵水库正在建大坝,中央 系统的干部除老弱者外,人人都要参加义务劳动,连毛主席也不例外。我挑了一天 土筐回到临时住地,腰酸腿疼的,趴在草铺上连动都懒得动。但是晚上却没有事情 好干,也没有电影电视可看,实在闲得无聊,就拿出纸笔来,趴在铺上编写一部 《绘图拼音课本》。这本来应该是我回去上班以后再着手编写的,现在利用三个星 期的劳动之余,提前完成了。总编看后,立即发稿,一下子印了四十多万册,评价 居然不错。领导见我编课本有两下子,叫我再认认真真地编一本《汉语拼音自学课 本》。我果然认真编写,初稿打印出来,分发编委讨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我 综合各家所见,写出了二稿,再打印分发各编委讨论,意见却更多了:这个说根本 没有考虑他的意见,那个说还不如初稿好,最后开会讨论,稿子居然没有通过,夭 折了。 这个例子说明意见固然要听,但是要满足所有人的意见,是不可能的。 现在这个定稿,我综合各家意见之后,进行了修改,第一是大量删削,把尽人 皆知的故事全部割爱删除。例如“文革”期间的两派斗争,素材极多,我只保留故 事突出、在各小说影视中都没出现过的,方才保留,这样不但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本 书特色,字数也从原来的一百二十万字压缩到八十万左右,只印上下两册就可以了, 不然,非印成四册不可。第二是关于阿庆的风流韵事,初稿中曾经如实地写了与他 过从比较密切的好几个“情妇”和经商需要的临时夫人,定稿中除了宝宝和朱静这 两人之外,其余的都“割爱”或“虚化”了。第三是故事情节,只忠于“小说”而 不忠于阿庆,把阿庆写成了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阿庆。一九 八三年以前,阿庆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我不太熟悉,基本上忠实于原素材,一九八 三年以后,我所生活的环境与阿庆的环境应该相差不多,为我所熟悉,因此改动得 比较多,发挥得也比较多。此外,书中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的姓名,几乎也都“虚 化”了。 这个定稿,我谁也没让看,包括阿庆在内。我知道,如果再征求一次意见,这 部小说非得再修改十年不可。 二○○三年的中秋,就是阿庆的八十大寿了。我只希望在他的八十大寿之前, 小说能够印出来,让寿筵上的贺客们人手一册。那时候,即便意见仍旧很多,也只 能等再版的时候再考虑了。这里只能笼统地先说一句:凡是书中的败笔,都是我的 责任,与阿庆及陈鸿年无关也! 吴 越 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于北京蠲兴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