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娶了一个“老婆娘” 一九三六年,我十二岁,正上小学毕业班。 那年月,上学的年龄不像现在这样规定得很严格,有十一二岁刚上一年级的, 有读了两三年书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而中途辄学回家种田或做工的,有干了几年活 儿觉得所学的字连记账都还不够用,又回学校接着读书的,甚至有娶了媳妇、孩子 都老大了还上小学的。因此,即便是在小学里,学生比老师大的事情也不是个别现 象。 在我班里,就有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看他的个子和嘴唇上的胡子,其成熟的 程度,肯定已经二十开外了,但是他总说自己才十七岁。我们当然不相信,都喊他 “老大”。他来自乡下,住在学校里,每逢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上午上课以前 赶到学校。 像这种“住校生”,全校一共不过二十多人,但是贫富的相差却很大。一般说 来,能到“县城”来上“中心小学”的“乡下人”,大都是“土财主”或“乡保长” 之类“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女,不然,就只能在本村读私塾。但是也有觉得自己的 孩子是“读书上进”的料,虽然家里贫穷,仍要想方设法到县城来上最好的学校的。 因此,这二十多个学生住在宿舍里,校方却无法为他们办一个大家都满意的食堂。 吃饭问题,只能由各人自己解决:在宿舍的走廊上,每人一个小炭炉,有陶瓷的, 也有铁皮的,每人从家里带来一个当地特有的“铜罐”──样子像一把没嘴的铜壶, 可以用来熬粥、闷饭,菜蔬则以从家里带熟菜为主。这样,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天 天吃咸鸭蛋和霉干菜炒肉,而穷人的孩子则只能吃咸菜、豆腐渣。每星期六回家, 把空米袋和空菜蔬罐子带回家去,星期一早上再挑着米、菜、木炭之类来上学── 土财主的子女,当然有长工送,不用自己挑。 在毕业考试之前,学业相当紧张,连星期天也要补课,“住校生”回不了家, 米、菜、木炭之类只能由家里送。一天上午的课间,门房到教室来喊“老大”,说 他家里送米、菜来了,叫他到门口去取。他急忙向门房跑去。还没有跑到,从门房 里跑出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来,张开小手,一面喊着“爸爸”,一面就向老大扑了过 去。没有想到的是,老大赏给这个孩子的,既不是一个热烈的吻,也不是两句慈爱 的话,而是扬手给了一个大耳光,接着一声怒喝:“谁是你爸爸!”孩子委屈得 “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从门房里跑出一个年轻的农村妇女,一把将孩子拖了进去, 一面数落着:“叫你别来,哭着喊着的要跟来;让你见了爸爸叫‘哥哥’,见了面 又忘记了;你这个猪脑子!……” 西洋景终于拆穿了。好在毕业考试期间,大家都很紧张,考试以后,又各自东 西劳燕分飞了,谁也没怎么当面打趣他。 这一期毕业生中,就数我的年龄最小,而成绩却是班上最好的。那时候的说法, 小学毕业,相当于考上了秀才,榜还没有贴出,学校里的工友就仿照当年的“喜报” 形式,把木版水印全张大红纸的“号房报”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家里来讨赏钱。父亲 眉开眼笑,慷慨地赏了银洋一块。──有了这张喜报,我可就算是“学士”了哟。 按宗族规定,清明节祭祖以后,可以多分一份儿鸡肉、鹅肉、猪肉、豆腐干儿的 “份子”,冬至节可以到宗祠里去“坐席”,临走还可以带走两个大馒头,每个半 斤重! 在民国十八年(1929),我们县里办起了第一所中学:私立仙都初级中学。校 址在孔庙内──那可是我们县最古老、最漂亮的建筑。说古老,这个孔庙还是唐代 第一任县令李阳冰在上元元年(760 )创建或重建的,里面还立有李阳冰篆书的石 碑;说漂亮,进门就是一个大“泮池”,池里养着许多大红的鲤鱼,池上架着雕花 石栏杆的小拱桥,池旁就是小花园;所有的房廊,都是红墙绿瓦,又宽又大,特别 是供着孔老夫子牌位的“大成殿”,真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一根柱子要两个人 才能合抱。校长先生是我县著名的畲族学士蓝台①,董事长则是本县的第一豪绅樊 问天──他大哥樊光②曾任外交部次长,二哥樊崧甫③是现任七十九师师长,他借 哥哥的势力,成为本县士绅之魁因他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手上总是不离一根又长又 粗的旱烟杆,因此外号人称“大烟筒”──老师中既有前清的优贡、拔贡,也有北 京大学毕业甚至日本留学回来的“新青年”,师资阵容,可谓不弱。 -------- ① 蓝台(1896-1953 )畲族,字传薪,号文秀。从1931年至1949年,担任仙 都中学校长19年,家无片瓦,一直寄居在丁氏祠堂内。他办学认真,并多次掩护校 内的地下党师生从事民族解放活动。 ② 樊光(1887-1958 )原名崧骏,字之屏,别号鼎湖居士。十六岁中秀才, 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并参加同盟会,联络东南亚进步人士响应反清 革命。辛亥后出任嘉善县知事。民国五年反袁声中浙江省宣布独立,他离职出任省 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十七年(1928)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长,应邀到外交部任 秘书长兼总务处长及督办中俄会议公署秘书等职。民国二十年(1931)兼代外交部 次长。王正廷辞职后,出任浙江印花税务局局长。 ③ 樊崧甫(1894-1979 )樊光之弟,字仲哲,号哲山。小学毕业后,考入浙 江省陆军小学,并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杭州起义,担任敢死队分队长。 后入保定军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又入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1931年任第八军中将 参谋长期间,参加对江西苏区第三次“围剿”,1933年任七十九师师长期间,参加 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5年,又率部入湘鄂川黔追击长征中的红军。1936 年任陆军第四十六军军长。 照我想,我家的经济状况虽然不能号称富有,但至少不是读不起书的人家;我 既是独子,毕业考试又是成绩优秀,往年我们县没有中学,要继续读书,最近也得 去永康或丽水,家里人不放心,不让我去,倒也情有可原;如今家门口就是学校, 难道还会不叫我升学吗?所以,这个问题,我简直从来没有怀疑过。 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当我拿着毕业文凭回家来,问父亲要一块钱报名费去报 考中学的时候,父亲却眯着疑问的眼睛,很不以为然地问我:“像咱们这样的人家, 又不想去做官,会写会算就很够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处?再说,我开的作坊, 生意越做越大,你管了几年账,都已经熟了,自己人,我也放心,难道你要我另外 请账房先生去?算了吧,书读够了,不要再读了。我不叫你去学泥瓦木匠,不过店 里的账你一定要替我管好。再过几年,我把作坊交给你,你也好懂行……” 看起来,父亲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我的升学问题。他还不到五十岁,年纪其实 并不老,可是那个固执劲儿,却实在少有。我相信,如果我爷爷还在,准不会像他 那样不开窍。他自己不识多少字,总觉得能记下流水账来,就完全够用了。再不然, 他就举爷爷为例,说他读了一肚子书,却什么用处也没有! 和父亲的争执是不会胜利的。他根本就不讲理。我除了噘着嘴干生几天闷气之 外,只能眼看着同班同学一个个上了中学,自己却只能替父亲记那一天才几笔的流 水账。我才十二岁,居然就身穿长袍管起账本子来了。别人有夸我能干的,也有夸 我少年老成的,我自己却窝着一肚子气没地儿诉去。 就这样,跟父亲跑了一年,泥瓦木匠那点儿生意经,我看看也熟了,账目又实 在简单,一天写不了几个字。少年人生性好动,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不免就要生出 一些是非来。 当时的景云县县长章昌新,最崇拜的就是蒋委员长,最坚决奉行的就是“新生 活运动”。他除了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甚至连茶也不喝之外,还组织监狱 里的在押犯人从事劳动生产。这一来,部分牢房就要改建成作坊,还要添置一些生 产用具。 监狱的牢房本来就是我家承建的,这次的生意,监狱长又照顾了我们。我父亲 带着我到监狱里去看样设计,看见犯人们大都蓬头垢面,脸黄肌瘦,穿着百结鹑衣, 拖着几十斤重的脚镣,走一步哗锒锒乱响,那样子好怕人好怕人。我生平头一次来 到这人间地狱,觉得好奇,不免东瞧瞧西看看。监狱长见我小小年纪,就穿起长衫 来给父亲当帮手,连连夸奖我能干,也不制止我走动,只是再三关照:自古“狱不 通风”,监狱里的一切,对外绝不许张扬;要是泄露出去了,轻则下次不许进门, 重则判刑坐牢,也来尝尝这监狱里的滋味儿。临走的时候,爸爸叫我写一张一百元 的预支款领条,却只从监狱长手上接过九十元钱来。我正要说话,爸爸用眼色阻止 了我。──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对监狱这个鬼地方有了强烈的憎厌感。 在我的同龄人中间,当然也有几个过得着的好朋友。和他们在一起玩儿的时候, 我不顾监狱长的威胁警告,把我所见到的监狱黑幕都说出去了。当时也没怎么在意, 不久,其中一个就来求我,说是他的一个亲戚遭了冤枉官司,如今关押在监狱里, 要我想办法帮他递个字条儿,通个消息。我这个人从小就讲“哥儿们义气”,何况 我对监狱长反感之极,他越说得蝎虎,我越是要碰他一下试试,就拍着胸脯把这桩 买卖揽下来了。 事情办得很顺利,第二次我进监狱,根据小朋友所提供的联系线索,不但把字 条儿带了进去,还把“回话”也带了出来,经过几次“通风”,那人的官司居然很 快就了结了。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他们一伙儿把我请到家里去“便饭”,饭后又 邀我坐下来打四圈儿小麻将“消遣消遣”。牌桌上三个人哄着我一个人玩儿,四圈 麻将打下来,我居然赢了十几块钱。其实他们是故意输给我,借此作为我来回奔走 的报答,以免我推诿不肯收钱。 我有了“雄厚”的本钱,喝酒、打牌成了经常性的“应酬”,朋友越交越广, 赌博的花样也越来越多:麻将、排九、花会、押宝、掷骰子,样样都来。不过那时 候我只管一本账簿,银柜的钥匙父亲自己收着,我手头除了人家“送”的那十几块 钱之外,拿不出更多的赌本来,因此也无非是逢场作戏地玩玩儿,“意思意思”而 已,算不上“真”赌。但就是这样,消息传到了家里,也还是引起了父亲的恐惧。 他自己一生检朴,从来没有坐过轿子,从来没有上过牌桌,看见我小小年纪,就这 样不知检点,不知上进,说了我几次,我又不服,说这不过是“应酬应酬”。幸亏 他还不知道我往监狱里传递消息的事儿,不然,即便监狱长不来抓我,父亲的那一 顿痛打,恐怕也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我酒醉之后参赌,一言不合,和人家争吵,继之以动武。我一者年纪 究竟还小,二者又是酒后,尽管有人拉架,仍不免被打得鼻青脸肿。这一回,父亲 反倒没有说我什么,而是悄悄儿地去和我六叔商量管住我的办法。 我六叔比我父亲本事大,在县里开了一家布厂、一座染坊,还盖了一幢在当时 说来算是相当“洋气”的红漆楼房,院子里石板铺地,阳台上钉有镀锌的铅皮。一 子二女,大儿子在杭州读中学,大女儿在本地读小学,二女儿还小。他面团团,脸 光光,不论春夏秋冬,出门必穿长衫,在县城内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了。 兄弟二人商量的结果,六叔认为:要想拴住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赶紧给 我娶个媳妇儿。我父亲呢,他自己是年过三十方才结婚的,深深体会到晚婚的苦处; 再说,他年将知天命,又只有我这样一个宝贝儿子,那会儿都讲究早抱孙子是有福 气,他也想抱抱孙子了,因此,根本就不跟我商量,也不顾我还是个孩子,就四处 托人给我做起媒来。 我是直到爸爸去女方相过亲、说定了迎娶日期、把裁缝请来给我赶做“新郎衣” 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们浙南山区,闭塞得很,尽管没有皇上的日子已经 过了二十多年,可是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基本上还保持着前清的那一套。儿女亲事, 除了在“外面”读过“洋书”的“开通人士”有可能自由恋爱之外,本地人基本上 都还是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办事。那时候我年纪还太小,根本就 没有想过要和什么样的女人结婚,突然之间听说要给我“讨老婆”,除了本能地喊 两声“我还小,我不要老婆”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反抗办法。 一九三八年秋天,我终于在六叔的厅堂上跟我老婆拜天地成亲了。那一年,我 虚岁十五,我老婆十七,比我整整高一个脑袋。她相貌倒也还周正,家务活儿也干 得很出色,对待公婆更是尽心尽礼,非常周到,只是她不但一个字不识,纯粹的 “乡下妞儿 ”一个,而且还裹过小脚,后来虽然放了,走起路来仍不免一扭一扭 的。我的小伴儿们不知道从那里听来的消息,说我娶个老婆就是为了管我的,都笑 话我娶了个“老婆娘”。我本来就不喜欢她,听了同伴们的讽刺挖苦,连看见她都 觉得讨厌,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了。我们两个,除了晚上被迫要跟她睡在一个被窝 儿里之外,一天到晚,难得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