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次闯进大上海 转眼之间,“胜利”的一九四五年“胜利”地过去,迎来了“建设”的一九四 六年。 一月十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式达成了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 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联合发起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和 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 一月三十一日会议一结束,发布新闻,人们就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都说这个协议 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结束了内战,中国从此即将走上和平建设 的道路,人民生活不但有了保证,而且很快就要得到提高了。 五月五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全国百姓额手相庆。景云县地方虽小, 所有商店,也都悬灯结彩,减价三天,以示庆祝。 我开了商店又办工厂,亦工亦商。门面扩大了,生意做大了,眼睛变大了,欲 望也增大了。尽管在小小的景云县我的店铺有三间门面,店后还有染坊、布厂,不 算太寒酸,但是比起金华、丽水、温州的大字号来,我的买卖,依然是小铺子一家。 因此我心心念念,总在寻思着怎么才能把生意做得大些,大些,更大些。 店面扩大以后,店堂里有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亲戚朋友们进店来,买货不买 货的,都要坐一坐,聊一聊。从闲谈话语中,人们都说上海货工艺精、质量好,劝 我以后不要再到温州、杭州进货,改为从上海直接进货。特别是德彰医院的芦院长, 急需一批西药,如果我到上海去进货,他可以先付我一半定金。 我跃跃欲试,但是从来没有去过上海,心里没有底,不敢贸贸然去闯这个号称 “冒险家乐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这时候,恰巧城南有个长期居住上海的胡钟祥先生回家乡来探亲,我就特地去 拜访他,打听上海的情况。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上海有法租界、英租界、日租界, 富人大都住沪西住宅区,穷人大都住闸北棚户区。青红帮、拆白党、地疲流氓成帮 结伙,开设烟馆、妓院、咸肉庄①、按摩院、向导社②之类的色情行业,敲诈勒索, 专门欺负外地人。胜利之后,马路上到处是喝得醉醺醺的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横 冲直撞,调戏妇女,寻衅打架,中国警察根本就不敢管。他劝我:没有老上海带领, 最好不要去闯这个是非之地;有伴儿同去,也要小心谨慎,特别是钱财绝对不能露 眼,以免发生不测。等等,等等。 -------- ① 咸肉庄四十年代中末期上海出现的一种“应召式”妓院。妓女大都是“业 余”的,平时不在妓院里,只有几张照片供嫖客选择。选中了的,才打电话去叫来。 ② 向导社以导游为名的变相妓院。 一夕话,说得我寒毛凛凛,闯上海的心思,被他打掉了一半儿还多。继而想想: 上海是世界四大城市之一,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只要跑出一条门路来,发财的机 会肯定比别处多。胡先生说的初次去上海,必须有人带领,倒是实情。四处打听, 得知北门有个叫孙子春的人,以前去上海做过生意,不知道他还有兴趣再跑一趟否。 于是就找上门去,听听他的口气。 见面一谈,他说还是抗战以前去过上海,现在虽然很想再去走走,奈何没有资 金,行动不得。我为了自己有个带路人,就替他到县银行说项,甘愿自己当经济担 保人,帮他申请到一笔信用贷款。孙子春高兴之极,于是俩人积极筹备,选了一个 出行的吉利日子,结伴同行。 我们把一捆一捆的法币装进布袋里,外面再套一个麻袋,用绳子捆扎结实了, 一共打作两包──单看外面,谁也不会想到里面装的是一笔“巨款”──身边只留 少量零钱作为盘川。时届深秋,我们两人身穿夹袍,脚穿草鞋,也不敢雇人,轮换 着挑起两麻包钞票,天色蒙蒙亮,就动身上路。 到了金华,买好了火车票,这才找家饭馆饱餐了一顿,又讨盆水洗了脚,扔掉 草鞋,套上一双斑马牌丝光洋袜,穿上一双白毛底真直贡的黑色布鞋──这在当时, 已经算是非常时髦了。自己看看,也觉得挺像一个富商的样子。 这时候,从诸暨到金华的铁路已经修复,从金华到上海也有了直达的慢车,怪 的是:以前坐火车拥挤不堪,现在坐火车的旅客竟寥寥无几,一节车厢里只有十几 个人。我们俩上车以后,就一个人枕着一包钞票呼呼大睡。 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左右,车到上海北站。这里的出站口倒不像杭州那样混乱, 也没有“二鬼子”手拿藤条殴打旅客,只是老天爷不作美,车过嘉兴,就下起了牛 毛细雨;车到上海,那雨越下越大了。孙子春说:一出北站,马路上就泥泞不堪, 我们俩穿着白毛底的布鞋,非湿透了不可。出门在外,换洗的内衣裤是带着的,鞋 子却只有一双,弄脏了,明天跑生意穿什么?好在我们乡下人从小就打赤脚,光脚 丫儿走路是常事,俩人就把布鞋和袜子都脱了,包进包袱里,再把夹袍的下摆提起 来往裤腰带上一掖,一人肩上扛一个麻袋包,打着雨伞,出了站口,就直奔北站大 旅社。 一进门,刚问了一句“可有客房”,茶房和账房就迎上来挡住了去路,摇头的 摇头,摆手的摆手,连连说“没有,没有”。我们还想再问,茶房已经不耐烦了, 一面把我们推出门外,一面说:“没有就是没有,啰嗦个啥?瞧你们,把地板都搞 脏了!” 我们自以为扛着整麻袋的钞票,不怕找不到地方住。不料一连找了四五家旅馆, 都吃了闭门羹。一直走到了四川路,还没有找到一家旅馆,这才醒过茬儿来:上海 地面,是只重衣衫不重人的,我们这一副乡下人打扮,扛的又是麻袋包,别说是大 旅馆,就是中等旅馆的茶房,也看不上我们的呀!这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饿得肚 子咕咕叫,两条腿也软得迈不开步子了。看见路边有一家小馆子,就走进去叫了两 碗阳春面①,连歇脚带饱肚子。上海滩上这种只买馄饨面的小饭店,动作特别麻利, 锅里的水是开着的,只要扔进一把面去,一盖锅盖,捞出来,浇上现成的佐料,就 成了。我们刚刚坐下没多一会儿,两碗热气腾腾的素面条就端了上来。 -------- ① 阳春面──沪杭一带的素面,最早每碗卖十个大钱。根据“阳春十月”的 说法,就把十个钱一碗的素面美其名曰“阳春面”。 深秋季节,出太阳还挺热的,一下雨,就寒气逼人。我们又冷又饿,见了热面 条,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一碗面下肚,身子已经暖和过来了,还想多歇一会儿 再走,跑堂的却过来下逐客令了:“对不起,我们这里地方小,座位少,请你们两 位前客让后客吧!”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扛起麻包,走出店门。糟的是:雨点儿越来越大,还刮着 风,我们打着雨伞,也只能遮一个脑袋,身上的衣裤不免还要打湿。我们俩站在人 行道上发呆,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连孙子春这个“老上海”,竟也没了主意。 忽然我灵机一动:胡钟祥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家的地址,叫我到了上海,不妨到 他家走走。如今一下车连住宿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何不投奔他,请他帮个忙?跟老 孙一说,也认为只此一法,别无他途了。那时候,能坐两个人的三轮车刚刚兴起, 只能坐一个人的黄包车已经很少了。下雨天,三轮车工人身披用内胎粘成的土制雨 衣,依旧沿街张罗买卖。我们叫住了一辆,说好蹬到新闸路多少弄多少号,一定要 找对了人家,主人出来了,再付车资,否则,还要蹬到别的地方去。对他们来说, 反正做的就是这行生意,倒无所谓。说定了,我们就一起上车。 半个多小时以后,车子在新闸路的一条弄堂里停住。我抬头一看,不但门牌号 码对,门口还钉着一块挺大的搪瓷牌子,上写“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八个大字。完 全正确!我高兴极了,忙叫车夫去叫门,自己也迈步下车。车夫摁响了电铃,半天, 才见一个青年人开门一探脑袋,见是我们,说了句:“两个瘪三,寻啥开心!” “咣”地一声,又把门关上了。 我不由得也有点儿老羞成怒了,明知道这是胡先生的公馆,并没找错,就叫车 夫接连不断地摁电铃,那人不出来不撒手。电铃声叮呤呤地响个不停,那青年憋不 住劲儿,在门里大声嚷嚷:“你们吵什么!”我急忙回答:“我们找胡钟祥先生。 我们是他的同乡!”那青年听见“同乡”二字,不敢不通报,但仍气势汹汹地说: “那你们急什么?在外面等着!” 过了十几分钟,门开了,出来的正是胡先生。我见到他,心里说不出多高兴; 胡先生见到我,却大吃一惊,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愣了好一会儿,这才强作欢 笑地说:“异乡遇故友,登门不杀客。进来吧!”说着,吩咐那青年招呼我们,他 自己先进门去了。 那青年把我们引进房去,拿来脸盆、脚盆和两只热水瓶,又指指自来水龙头, 就走开了。我们洗过了脸、脚,穿上鞋袜,那青年来把我们引进胡先生的办公室。 我们在长沙发上坐下,说了说来上海的动机以及扛着整包钞票却找不到旅馆、不得 不来求他帮助的苦衷。他听我们说得那么可怜,不由得笑了起来:“第一次来上海, 闹点儿笑话是难免的。上海人说:乡下人进城,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我看你们俩 就有点儿像。光脚丫儿扛着麻包在马路上走,在上海可是从来也没有的事儿啊!难 怪旅馆都不肯留你们了。一双鞋,能值几个钱?住下来了,哪儿不能买一双啊?” 说着,拿起电话来,拨了号,说了一声:“我有两个朋友,请给我安排一间双 人房间。”就放下了。 胡先生问了我们几句家乡的事情,就让那个小青年到门口去叫两辆三轮车,然 后站起来送我们到北京路西藏路口的北京饭店。茶房见了胡先生,一个个点头哈腰 的,殷勤接待,十分客气地送我们进了123 房间,胡先生就回去了。 房间相当高级,除了两张绵软的弹簧床之外,写字台、梳妆台、大小衣柜一应 俱全,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还有浴缸。我们把麻袋包锁进柜子里,喝了一壶茶, 就上街去买套鞋,顺便吃晚饭。吃完饭回来,茶房一边开门,一边淡淡地说:“这 间房间,我们早就已经预定出去了。胡先生的面子,通融给你们住一夜。明天中午 十二点以前,请你们腾房间。先通知你们一下,让你们好有个准备。” 这可真是“狗眼看人低”!我们景云人出门,讲究的是“真神不露相”,明明 是个大财主,偏要穿上土布衣服,装出一副穷酸样,为的是不招惹人家注意,免生 事端;他们上海人呢,讲究的是“以衣冠取人”,明明穷得连隔宿之粮也没有,偏 要西装革履,装出家财万贯的样子来给人看。在茶房们的眼中,我们这两个自扛麻 包的客人,不配住他们的高级房间,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 我本来有饭后喝茶的习惯,被茶房这么一说,引起了我的自卑心理,也不敢喊 茶房要开水了。到卫生间想洗脸洗脚,一拧水龙头,竟是热的。既然明天就住不成 了,今天享受一会儿是一会儿,就放了一缸热水,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孙子春 也洗了,俩人没得事情可干,干脆关了灯早早地睡觉。一摁墙上的开关,灯没有灭, 倒把茶房给叫来了──原来我摁的不是开关,而是电铃。那茶房冲我一龇牙,带着 三分假笑地问:“葛先生,有什么吩咐?”幸亏我脑子还快,顺口说:“给来瓶开 水,沏茶喝。”那茶房这回倒是真的笑了:“茶几下面,不是有两瓶吗?”我“哦” 了一声,脸一下子红到脖子后面去了。 既然房间里就有开水,干脆沏上一壶,身上搭着被子,半躺在床上品茗。想想 刚才的事情,越想越好笑。孙子春问我:“你还有那闲心喝茶,这房间明天住不成 了,咱们到哪里去?”我哈哈大笑起来说:“不是有你这个老上海带路么,怎么倒 问起我来了?你放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们明天可不是光脚丫儿的客人 了,手里有钱,还真怕找不到旅馆么?你放心,‘船到桥头自会直’,明天绝不会 叫你露天过夜的。给钱住房,不过是大点儿小点儿,好点儿次点儿罢了。不管它, 今天有床先睡觉,明天再说明天的!” 第二天,天色刚亮,我们俩就起来了。洗过脸,就到外面去转转,先熟悉一下 街道再说。从北京路往南走不多远,就是南京路。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四大公 司成犄角之势,坐落在福建中路到西藏中路的路口上。上海人是过夜生活的,这时 候大都还高卧未起,弄堂口只有拉粪车、倒马桶的女人在忙碌着。我们转了一圈儿, 从南京路回到北京路西藏路口,看见了中法大药房,原来离我们住的北京饭店很近 的。 我们弄清了道路方向,在路边小摊儿上吃了豆浆、糍米饭,就回到旅馆来休息。 等到八点半钟,才提起一个麻袋包儿来,直奔中法大药房。 批发部的业务员是个青年小伙子,满脸带笑,很会做生意。他接过我的购货单 子去,开好了奎宁丸、六零六、九一四之类的老牌名药,又向我们介绍了消治龙、 消发灭定、盘尼西林之类的新药。短短十几分钟时间,就做成了一大笔生意。单子 开好,小伙子问我们怎么付款,我说了一声“付现”;小伙子瞪着疑问的眼睛不解 地看看我,似乎有些不相信。我把麻袋包解开,取出一捆一捆的钞票,堆在他的桌 上。小伙子不由得笑了起来说:“你们两个,真有胆量!随身带着这么多现款,不 怕路上让人抢走哇?”我也笑着说:“在你们上海,这样的破麻袋包,只怕扔在路 上,都没人会捡呢?” 说笑中,小伙子清点完了钞票,问我们是自己把货提走呢,还是由他们配齐了 送到指定地点。我问他送货的话,要几天才能送到。那小伙子笑了起来:“这么点 儿药,要是得几天,谁到我们这里来进货呀?您放心,这点儿货,只要不出本市, 保证上午十一点钟以前送到。”我没想到上海人做生意会给客户想得这么周到,既 然他们有这样的业务,我也犯不着把时间花在等待和运输上,就把北京饭店的房间 号码留给他,请他把货配齐以后,立即送去。 出了中法大药房,我们就到南京路的四大公司去见识见识。捡那合适的,又进 了一批货,依然让他们送到北京饭店。俩人东瞧瞧,西看看,不知不觉,已经到了 中午十二点,肚子也咕咕咕地叫起来了。孙子春老惦着早上茶房说的那话,心里挺 着急的,一定要在十二点以前赶回北京饭店。我说:“亏心亏理,不能亏了自己的 肚子。哪怕有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 中午时间,这一带的饭馆家家满座,人还挺挤的。转了一个圈儿,见大新公司 游乐场对面,有一家门脸儿不大的饭馆,专卖糯米肉钉菜饭,属于快餐性质,只要 有座位,坐下就吃,吃完就走。我们两个人要了四碗饭一个汤,外加一盘猪头肉, 吃得又香又饱。 回到北京饭店,已经是中午一点钟左右。我们刚进门,茶房就笑脸相迎,“葛 先生,葛先生”地叫个不停,唠唠叨叨地说:中法大药房的货已经送到,他已经照 单点收无误,代我收进了房间。我微笑着点了点头,随手摸出一张钞票来递给他。 他一面点头哈腰地连声道谢,一面急忙开门,随即擦桌子、沏茶地忙个不停,又问 我大约还要住几天,再也不提房间有人预订,中午必须让出的话头了。 同是一个我,但在茶房的眼中,已经前后判若两人了。这是为什么?还不是一 票货物的面子、一张钞票的功劳? 通过这件小事情,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出门在外,特别是到上海这种地方做 生意,小财不去,大财不来,除了金钱开路之外,“货卖一张皮”,仪表派头,可 比什么都要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