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活动经费的来去 九月九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号召党团统一,集 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会议决定十二月二十五日“行 宪”,也就是要国大代表们选举蒋介石当总统,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蒋介石的手里。 从此全国各省市区县竞选国大代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狗咬狗的丑剧也越演 越精彩。景云县樊、杜两派也紧锣密鼓地积极策划行动,竞选国大代表,扩张各自 的势力。 樊派国大代表候选人樊光,当过外交部次长,名声显赫。加上施、樊联手,力 量更加强大。杜芳呢,不过是个山区小县的县党部书记长,跟樊光比起来,简直就 是小巫见大巫。杜芳自知双方对比力量悬殊,只是已经苦斗了那么多年,花了那么 多钱,死了那么多人,又不甘心自认失败。想来想去,没有办法,最后一招,只好 亲自到南京去找陈诚求助。 陈诚和杜芳是丽水处州中学同班同座的老同学,两人号称“莫逆之交”。杜芳 把自己的苦处向老同学一诉,陈诚也觉得对方来头太大,势力太强,不成对比。想 来想去,根据“敌强我弱,善战者不战”的古代军事策略,想出了一条“拆台”的 妙计:第一,劝说杜芳以退为进,宣布放弃竞选,第二,由他出面鼓动他的另一个 老同学施北衡出来和樊光竞争,第三,要求杜芳把他所能争取到的选票,都投到施 北衡的名下,一定要让施北衡当选国大代表。这样,原先樊、施联合孤立杜派的局 面,就会一变而为施、杜联合孤立樊派的局面。施北衡在上海当港口司令,当国大 代表不过挂个名;施仲衍和樊问天翻了脸,必然互不相让,那时候,景云县的真正 实力派,就只能是他杜芳了。这就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叫“坐山观虎斗, 虎死拣虎皮”。 杜芳想想,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同意了。陈诚当即写了一封亲笔 信,交杜芳专程送到上海。 对于在原籍竞选国大代表这件事情,虽然早就有人在施北衡耳边吹过风,可他 鉴于自己实力不足,还在犹豫观望之中;如今上有陈诚的支持,下有地方势力的配 合,扩充了实力,壮大了胆量,顿时下了决心,要与樊派较量较量,见个上下高低。 施仲衍本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小人,根据乃兄的指示,立即倒向了县党部一边, 成了杜芳座上的常客。施、樊的联合,终于解体。杜芳则不动声色地稳坐钓鱼台, 只等他日的渔人之利。 参与竞选,费用颇大:既要花钱收买选票,又要组织武装力量保护选票,请客 吃饭之外,给他办事的人,也不是个个都像我那样,不但义务劳动,还往外拿钱的。 因此,没有金钱铺路,简直寸步难行。可施仲衍是个一钱如命的守财奴,即便是给 亲哥哥办事,要他拿出一分钱来,比从他身上割肉还要难些。他为人啬刻,不论在 城里还是在乡下,谁也不肯借钱给他,于是,就又一次把主意打到了我的头上来。 一天,他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他哥哥已经来信,答应为竞选活动承担经费六千 万元,只是一时间没有合适的人选到上海去取这笔款子,而目前又急需用钱,要我 暂垫法币一千万,先帮他度过目前的难关,等款子一到,立刻连同上次的借款一起 还给我。 我们生意人,谁都难免有临时的困难,一时周转不灵,向朋友暂借若干,也是 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生意人也有一条规矩,那就是:前账未清,免开尊口。像施仲 衍这样,他自己竞选县参议长,向我借的大米一百担,按当时的市价合法币一千万, 还一个子儿都没还呢,如今再次开口,又是一千万,怎么能够再借给他? 可是施仲衍不是生意中人,再说,即便他是生意中人,由于他的地位特殊,如 果我断然加以拒绝,不但那一千万成了泼出去的水,一点一滴也收不回来,他要是 怀恨在心,报复起来,那能量却是相当大的,至少比乌龟镇长要强些,也许只消他 说一句话,我就会在景云县再也无法立足,无法生存。因此掂掇再三,像他那样的 小人,或曰像他那样的大人,我是得罪不起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动心计,先 把钱借给他,然后让他自觉自愿连本带利地送回来。 主意打定,我满面含笑地说:“施参议长要用钱,我手头正好有一笔现款,本 打算到上海去进一票货的,参议长有急需,可以如数交您使用。不过目前竞选活动 已经全面铺开,这区区一千万,是够城里用的,还是够乡下用的?要是接不上,我 可也就后劲儿不足了。您不是说,上海的那笔款子已经筹好,只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去取吗?您看看,我去帮您走一趟,顺便也给我自己带点儿货回来,您可信得过我?” 我的话这样说,除非他在上海根本就没有这一笔钱,不然,是无法推诿的。我 是个有产有业的小老板,店里的资金,是不是有六千万他无法肯定,但三千万是只 多不少的。他不能说不相信我,怕我卷款潜逃,何况我已经给了他两千万,更何况 我家里也还有点儿家当。而施北衡既然全权委托乃弟在家乡代他操办竞选的一切, 即便乃兄乃弟一样的爱财如命,这区区六千万,对他这个港口司令来说,也不是什 么伤筋动骨的事情,我相信绝不是诈也不会是诈。 果然,他听我这样说,连连拍着我的肩膀,表示我要是能为他跑一趟上海,那 是最好也没有了,他是绝对相信我的。不过他也跟我交了实底:他这个哥哥,在银 钱上头,一生小心谨慎,竞选活动经费虽然已经说定了数目,但是不到火候,是不 肯贸然拨款的。因此,这笔钱,他只能向上海港口司令部福利社总干事蔡传襄去取。 这个蔡传襄,是吴山大律师的妻舅,也是景云人,行伍出身,当过多年的留守处主 任,理财上有一套,他哥哥的产业经济,都由蔡传襄经管。我是只要能取到现款就 行,不管他叫我向哪位去取。当即回家捧来一千万,交给了施仲衍,换来了他写给 蔡传襄的一封亲笔信,就整理行装,出发去了上海。 港口司令部福利社的地址,在虹口路一号,离火车站不远。一座三层的小洋房, 底层是业务室,二层是办公室,三层就是蔡传襄的临时公馆,夫人、儿子、儿媳妇 都在那里住。他的儿媳妇吴志瑾,就是吴山大律师的小女儿、我的同班同学。这样 一提起来,关系就近多了。但是一说到款子上,蔡传襄就犹豫不决起来,强调施北 衡在经济上抓得很紧,他得不到司令的亲笔批示,是不敢付款的。他要我把施仲衍 的信留在他那里,等他请示司令以后,再给我回话。 我听他说话不干脆,心里就不大高兴,反驳他说:“他们亲兄弟之间商量好的 事情,难道还会是假的吗?” 他也反驳我:“他们兄弟俩商量的时候,我没在场,事后司令也没通知我,我 怎么知道他们的事情?六千万不是小数,我给司令管账,银钱进出一定要司令亲自 过目批示,这是手续,马虎不得。不是我不相信你和他弟弟。” 我觉得他的话也在理,只好把信留给他,明天再来听他的回话。 第二天我再次到福利社,不料蔡传襄说话支支吾吾,说是这两天司令事情忙, 他还顾不上请示这件事情。我就怀疑他根本不想去请示司令,甚至他账面上根本就 没有六千万也说不定。我觉得再这样拖下去,事情难以解决,就问他要回施仲衍写 给他的那封信。不料他钱也不给,信也不给:钱呢,司令没批;信呢,施仲衍是写 给他的,他收下了。我也不客气,就说:“施仲衍写的信,是作为取钱的根据的; 你不给钱,这封信我就只能带回去。要不,人家还以为我把钱花了呢!” 他听我这么说,只得把信取出来还给我。其实,我倒不是一定要取回这封信, 而是试试他是否真有诚意。因为既然他要去请示司令,这封信是必须带着的;如今 他肯于把信还给我,就证明他根本没那意思向司令请示。我拿过信来,出门就奔西 宝兴路另一个同乡人应昌家。 应昌是上海供应站的站长。上海供应站,是驻沪部队的物资供应部门,权力很 大,油水也很足,地点和港口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都在四川北路底天通庵附近 一所日军遗留下来的大楼里──这所大楼,解放以后是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应昌 的资格比蔡传襄老,跟施北衡的关系深,衔儿也比蔡传襄高:蔡传襄不过是个上校, 应昌是个将官。此外,还听说他们俩人之间有点儿面和心不和:由于都是搞物资供 应工作的,不免有些矛盾,互相猜忌。我跟应昌说起施仲衍在家乡为哥哥竞选国大 代表如何卖力,已经花出去多少钱,如今经费不足,一方面由我暂垫两千万,一方 面叫我赶紧到上海来提款,而且特别强调款数六千万,是施家兄弟自己商量好了的, 没想到蔡传襄却不肯痛快地付款。我发牢骚说:如果蔡传襄再不付款,我就即刻返 回景云,施北衡为此落选,可别怪我。 应昌把施仲衍写的信要过去看了,立刻给施北衡挂电话,把我说的事情一一向 司令汇报了,还把那封信也一句一句地读给司令听,然后就“嗯嗯”地答应,不知 道司令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电话打完,接着又给蔡传襄打电话,用命令口气让他赶 紧把六千万元交给我。听他那口气,当然是司令同意了的,但蔡传襄却似乎还不相 信,或者不肯痛快答应。于是应昌发了脾气,冲电话嚷了一句:“你要是不相信我, 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找我了,你直接去问司令吧。”说完这一句,就把电话挂上了。 应昌笑笑,对我说:“传襄的外号人称‘蜡烛’──不点不亮。你瞧着,有好 戏看了。” 果然,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响了。我听见应昌连损带挖苦地说:“我不是叫你 从今往后不要再找我么?……你这个人就是不愿受人敬,请酒不喝喝罚酒!……他 呀,早就走了,我也没问他住在哪儿,叫我到哪儿找他去?……你不妨派人到延安 中路永丰昌、云南中路永生昶、宁波路荣记公司这几个地方问问看。我听他提起过 跟这几家字号有些生意上的来往……他大概不会到我这里来了。”说完这几句,就 把电话挂上。 应昌朝我眨眨眼睛,好笑地说:“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这支‘蜡烛’,果 然一点就亮。听他急得那个样儿,准是挨了司令的批评了。你听我的,今天你回去 好好儿睡上一觉,让他满世界去找你;明天上午也不要去找他,让他再着急会儿, 到下午再去找他,包你顺顺当当就能把钱如数拿到手。” 我谨依所教,果然香香地睡了一觉,夜里到大舞台看了一场李万春和谢兰玉合 演的机关布景连台好戏《七擒孟获》──李万春因为拜金碧辉也就是川岛芳子做干 妈,以汉奸罪进了监狱,刚放出来,如今在上海唱“谢罪戏”,唱得特别卖劲儿。 在《七擒孟获》中,他前马岱、中孔明、后孟获,一个人演三个角色。跟他配戏的 谢兰玉,名气虽然没有李万春大,据说也是个名角儿,但是在《三国》戏里,却没 有她合适的角色,演的不过是孟获帐下的一名番邦舞姬歌女,不是什么主角。有道 是“上海人看戏,北京人听戏”,角儿唱得好坏不太要紧,但必须是海派。因此她 这个歌舞女,穿的是法国时装,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的是流行歌曲《Oh!My Darling 》,和孟获合跳的,是颇为滑稽的“康戈”舞。孟获的打扮,竟是德式将军装,大 马靴,大檐帽,大肩章,武装带上挂着指挥刀!穿这种服装演京剧《三国》戏,我 还是第一次看到,倒觉得很新鲜。看完戏再吃点儿宵夜,回到旅馆,已经是一点多 钟了。 一觉睡醒,时近中午,到街上吃过了中午饭,这才慢慢儿踱到虹口路。 一见蔡传襄,我就说:“我买了今天下午的火车票,打算回家,打电话到应昌 家辞行,才知道昨天您到处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这一回,蔡传襄满面含笑,说是已经请示过司令,法币六千万元,立刻照付, 叫我把施仲衍的信交给他,再打一张收条。他开开保险箱,给我一张即期现金支票, 又埋怨我办事太急,不给他一个缓冲的余地。我只要能够拿到钱,也不去跟他多理 论。客气几句,就告辞了。 上海是个商业中心,我到上海来了几次,也交了好几个商界的朋友,货物涨落 的行情还是比较灵通的,知道棉纱棉布近来大有看涨的趋势。如今支票到手,我立 即到花纱布批发市场去吃进大批的棉纱棉布,悄悄儿托运回家,再打个电报给施仲 衍,告诉他款子不日即可取到,自己则留在上海东游西逛,静等棉纱棉布涨价。在 这期间,经常带着酒菜到应昌家里聚会聊天,俩人谈得颇为投机。 一个月之后,棉纱棉布涨了几乎一倍。我回到景云,脱手了一半儿货物,捧着 六千万法币去见施仲衍。他乐得眉开眼笑,还直夸我精明能干,办事神速,当即分 出两千万来,说是还我的欠款,又再三道歉说物价涨了,他也没给我支付利息,很 对不起。我知道此时如果再不取回这笔钱,以后也不用想他归还了,就假意客气两 句,接了过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暗暗好笑:他们做官的钱,都是不义之财。他用我的 钱去竞选国大代表,我用他的钱去投机发财,这叫互相利用,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