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混乱中大办寿筵 自从蒋经国大刀阔斧地在上海“打老虎”,将囤积居奇的奸商王春哲处死,将 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儿子判刑,一时间做生意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上海的市面,登时 萧条下来。再说,景云人要去上海,必须经过西乡才能到达金华,登上火车。那时 候,三大队正在西乡干得轰轰烈烈,连县参议长都杀了,整个西乡,已经是共产党 的天下,谁还敢身带巨款进西乡,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 商人的特性,是落水惜命,上水爱财,性命交关的时候,认为金钱乃是身外之 物,赚钱不赚钱不要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求平安度日。我既然是商人,自然 也不例外。 我们住在城里的人,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只听说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压富 扶贫,打土豪,斗地主,专门和有钱的人过不去;再加上一九三一年那一次红军进 城,带领城里的地痞流氓抢商店、烧房屋的事儿记忆犹新,因此对“共产”学说, 颇有点儿不以为然。在城里,我虽然算不上富翁,却已经不是穷人,共产党得了天 下,对我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是十分明白的事情。 我进货无门,店铺里货架上没货,染织厂也停了工,剩下一点儿货底子,就 “坚壁”起来。因为卖出去,收回来的金元券连废纸都不如,谁愿意当这样的傻瓜? 但是,金元券是法定的“国币”,谁也不敢拒收,不然,一顶红帽子飞来,可 就要吃不了的兜着走,因此只能以“无货”抵制。而暗中交易,大宗的买卖一般都 以银元作为货币。尽管政府早就强迫银元持有者必须兑换成金元券,因为大家对纸 币早就失去了信用,所以主动去兑换的人并不多。这时候,各种各样的银元,诸如 大头(有袁世凯头像的)、小头(有孙中山头像的)、龙洋(有盘龙图案的)、鹰 洋(有老鹰图案的)、杖洋(有执手杖人像的)等等中外银元,突然间全都冒了出 来,根据成色,所值也各不相等。小宗买卖,包括烟酒鱼肉零星土产,则以银角子 或铜元交易,或用大米进行交换。那时候,只要粮仓里还有稻谷,生活倒是不用发 愁的。 我闲来无事,就和三朋四友聚在一起,或喝喝老酒,或打打麻将,再根据看到 的报纸、听到的广播瞎分析战事局势,估计共产党是否真能越过长江天险,日子倒 也还不难打发。 父亲看我情绪不好,没心思做生意,也整天闷闷不乐。十月二十三日,是他的 六十大寿。早在几年以前,我们就曾经谈起过如何操办的事儿,近日沉溺在麻将牌 中,眼看寿辰将到,我居然忘得一干二净。父亲只以为时局动乱,我没心思给他做 寿了,为此既不跟兄弟姊妹通气,也不在我面前提起。 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我那个嫁在东渡的姐姐,按照当地女儿给父亲祝寿的传统 习惯,挑着一笸箩馒头和一只鹅,给爸爸庆寿来了。经过十字街口,肥鹅嘎嘎地叫, 引起了元利益老板李锡祺的注意,问我姐姐挑着馒头和鹅,要送到哪里去。我姐姐 并不知道家里根本没准备,随口答应:“明天是我爸爸的六十大寿哇!”这一来, 惊动了十字街口各商号,以李锡祺为首,联络了三十多家,说是这些日子来活得实 在太无聊了,正想找个因由热闹热闹,就商量好了如何送礼,打算在这时局动乱、 商业萧条的非常时期,放它几万鞭炮,赶赶“晦气”。 当时商界的习惯,除了饭店之外,一般的商店,不论有没有顾客,一到天黑就 打烊,上板关门。这一天,因为姐姐挑了馒头和鹅来,我方才想起明天是爸爸的大 寿,急急忙忙做了些准备,打算上板以后去通知伯父和姑妈们。天还没有断黑,我 正想上门板,忽然听见十字街口那边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一直向东响了过来。我 正纳闷儿今天是谁家办喜事呢,锣鼓声却在我店铺前面停住了,接着万子儿鞭炮噼 啪响起。我走出店堂一看,原来是李锡祺手端托盘,带领贺寿的行列,给我爸爸送 贺礼来了。托盘里是红纸包着的二百银元,压在礼单上面。跟在送礼行列后面的大 人小孩儿,不下一二百个之多。他们这一突然袭击,搞得我手足无措起来。如此厚 重的贺礼,收下吧,势必大摆酒筵酬宾答谢,不但花费巨大,也与眼前的时势极不 调和;不收吧,人家特意敲锣打鼓送上门来,闹得全城皆知,其目的,就是要我骑 虎难下,欲罢不能。事情逼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只能硬硬头皮,把贺礼收下,请贺 客们进内厅坐下烟茶水果招待,让父亲出来相陪。我急忙备了回礼,又封了许多红 包到门口分给敲锣鼓放鞭炮的伙计们,总算把场面绷过去了。 没想到李锡祺他们锣鼓鞭炮地这么一闹,通街的人都知道明天是我爸爸的六十 大寿了。也许是三十几家商店的老板带了头,其余大小商号的老板们觉得不送礼不 好意思;也许是他们和李锡祺等人有同样想法,觉得这一段日子来实在太压抑了, 不热闹热闹简直透不过气儿、舒不开眉儿来;甚至也许有人看我这几年来生意兴隆, 手头也有几个钱了,想借给我父亲贺寿的机会,把我这几个钱抖落干净的──那年 月,只有当官儿的做寿,才是赚钱的生意,收的贺礼多而且丰,平头百姓做寿,却 是件赔本的买卖,人家花三十个铜子儿买一纸贺轴,写上几个吉利的字往我这里一 送,我就得请人家来喝寿酒。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总之是我这里第一拨贺客还没 有送走,第二拨贺客又进门了。商号一行动,四邻八舍也不能无动于衷,纷纷到叶 大盛、王富春文具店购买贺轴,请学校的老师书写寿联,连夜送来。 我站在店门口,接待一批又一批的贺客,店柜台上寿轴堆积如山,店门简直就 无法关上。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总算把店门关上了。清点名单,已经有一百六十多 个人。父亲站在旁边,喜忧参半,面色尴尬地说:“想不到我的生日,竟会惊动这 么多人。如今贺客盈门,场面一定小不了,你打算怎么应酬呢?”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脑子里已经转了千百转了。不管贺客们出于什么动机,现 在的事情明摆着,不管我愿意或是不愿意,不大摆宴席为父亲祝寿,已经是无法下 台了。好在我店里的全部货物、资金都换成了银元冻结在手头,并不是拿不出钱来, 再说,眼看共产党就要过江,一旦共产党执政,实行压富扶贫政策,倒楣的无非是 有钱人。因此,共产党不来便罢,如果来了,钱多并不是好事。这样一想,我已经 打定了主意,趁今天行动还不受别人摆布的当儿,尽力给父亲也就是给自己风光一 下,往后,就是想多花点儿钱起个场面,只怕还不许可呢! 当然,父亲的寿辰,这些煞风景的话,我不便于明说,只能装得十分高兴的样 子回答:“送礼的人多,说明爸爸的人缘儿好么!倒退二十年,您办四十大寿的时 候,想让那么多人来祝寿,就是筛着铜锣满街上喊去,只怕人家也不来凑这个热闹 吧!如今咱们手里有了几个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本来就是拿来用的。 赶上爸爸的六十大寿,这时候不花,还等什么时候花去?只是这日子,明天可来不 及了,您看往后错两天,改为二十五的日子可好?” 我这么说,爸爸高兴了,捋着山羊胡子乐呵呵地说:“行,后天就后天吧。大 家看得起咱们,咱们也别亏待了大家,酒席一定要办得像样点儿。我的哥哥弟弟, 大都住在城里,明天一早我自己去通知他们;我的几个姊妹,都住在乡下,明天你 打发几顶轿子,去接她们一下吧!” 当夜商量好了。第二天一早,我雇了六顶白布蓬竹轿,分头去接姑妈、姑夫。 没想到这六顶轿子一出城,一口传十口,十口传百口,半天工夫,乡下的亲戚朋友 们都知道了。那时候,尽管离城十里八里就是共产党的天下,至少三里五里之内, 小小老百姓们还是可以自由来往的。于是,除了城内工商界和邻里朋友之外,又增 加了一批乡下的贺客。场面一铺排开,特别是大烟筒、笑面虎、何矮子这些头面人 物一附和,地方绅衿和党政官员们也纷纷送来贺轴。到二十三日夜里一查名单,送 礼者已经超过了三百人,估计明天还有外乡、远道的客人来贺,看样子,非得准备 下五十桌酒席不可了。 酒席是包给仙都中学包厨厨师姚景苓操办的,由他从本县菜馆里请了七名厨师 当助手,一切有他张罗,不用我操心了。只是这么多客人,放在什么地方吃呢?姓 葛的在景云是个小姓,至少在城内还没有祠堂,再去借樊公馆,一者不合适,二者 也还是放不下。跟大烟筒一商量,他说不妨借用一下县参议会,那里以前是县立第 二中心小学,大厅、后厅、两廊以及教室改的办公室,地方宽敞得很。──自从施 仲衍死于非命以后,县参议长一席又归大烟筒代理,只要他一句话,问题就全部解 决了。 那年月,尽管几乎所有商店里货架子都是空的,可是只要有银元有门路,又几 乎什么样的东西都不缺:青菜豆腐之类,姚景苓有他自己的常年供应户,只要说个 数儿就得;鸡鸭鹅之类,也只要通知鸡贩子矮脚树荣一声,就会送上门来;四头大 肥猪,由祝信大猪肉店上门包宰,只要准备汤锅就行;香菇、木耳、笋干以及各种 海味,尽管李元盛南货店和本生南货店的货架子上看不见,但是仓库里却都有,我 去打个招呼,随用随取,一总算账。万事俱备,只等二十五日开宴了。 说起酒席,不说川鲁京广风味各异,就是浙南地区,各县也有各县的特色。景 云菜,不说招待“贵宾”的三桌单由一名厨师用小勺掂,五十桌的“大路菜”,除 了四冷四拼和全鸡全鸭整条鱼之外,第一道热菜规矩是大海米炖猪肉。也就是说: 不管肚子多么素的人,只要吃了这道菜,油水就足了。其余的热菜,无非是扣肉、 粉蒸肉、熘肝尖儿、炒腰花儿、冰糖肘子、红烧狮子头之类,总之是样样离不开猪 身上,也是走遍全中国哪儿都能吃到的,并不是景云独有的名菜。真正可以称为 “景云风味”的,是各种各样的“羹”,实际上就是用淀粉做的“糊糊”,咸的有: 千张羹、敲肉羹、鸡血羹、猪肠子羹……甜的有:栗子羹、荸荠羹、莲子羹……等 等,不把客人的肚子灌圆了不算完。这道菜,如果只做三碗五碗,做起来并不难; 但若要求一次上五十几碗,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二十四日夜里,姚景苓来找我说:厨房里煎炒烹炸蒸炖煨煮样样安排好了,只 有这些羹,一次要上五十几碗,还没人敢揽这买卖。可是景云人请客,各种各样的 羹是必须上的,不然就不像景云人办筵席。他问我可有合适的师傅没有,我忽然想 起: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里请毕业酒,除了全校师生员工之外,还有教育局的大 小官员、学生家长和县里的头面人物,号称百桌,当时就是由东渡一个厨师叫郑玉 枝的承包这些羹的。我急忙连夜赶到东渡,找到了郑玉枝师傅,说明来意,他倒挺 痛快的,一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早,郑师傅带了自备的大舀子到参议会大厨房来,看了所有的铁锅, 都说太小。我问他要多大的,他说起码二尺八以上。三尺大锅,只有中学的厨房里 才有,但中学天天要开饭,不是星期假日,腾不出空来。再说。两地距离也太远, 即便可以暂借,拆过来既不可能,做好了再抬过来也不现实。这种大锅,因为用处 少,不是常备商品,必须定制,本地根本就买不到。忽然想起我的染坊里有一口染 棉纱的大锅,口径足有三尺以上,就带郑师傅去看。郑师傅一看,笑了起来说: “这锅的尺寸,倒是满够大的了,只是锅里沾满了颜料,你叫客人吃五彩羹么?” 我说:“铁器无新旧,只要能用,不出两小时,一定给你一口新铁锅。” 我叫来两个学徒,先在锅下点火干烧,把锅内结的污垢都烧成灰,然后用砖头 瓦块把铁锅打磨得干干净净。更巧的是:我的染坊紧挨着参议会,只要在隔墙上临 时拆开一个口子,两家就变成一家了。 寿宴定在中午。上午十点,充当“知客”的好友提前来到,帮我招待客人。连 商会会长李怀薪都特地赶来帮我招待比较上层的贵客。开宴以后,酒菜源源不断地 上桌,有条不紊。我抽空到染坊去一看,只见郑师傅大冷天的只穿一件汗衫,站在 锅台边儿上,手里握着四尺多长的特制大舀子,有节奏地搅动着一大锅羹,何时下 什么料,都有一定之规,既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稠,更要掌握火候,不能结锅巴。 一锅羹做好了,赶紧撤火,然后跳下锅台,换一个小舀子往准备好的大碗里舀,一 舀子正好一碗,一托盘能装五碗,一锅刚刚五十多碗,绝无浪费。五六个端菜的小 青年穿梭往来,一人跑两趟,就几乎全部送上桌去,绝不耽误。出完第一锅,赶紧 洗刷,接着又做第二锅,手脚麻利,快捷而有节奏,看得我摇头咋舌,感叹行行不 容易,行行出状元。 父亲的六十大寿过去,县城里议论纷纷。有说寿筵开到五十桌,在景云还是首 创,夸我是个大孝子的;有说我一天的开销,一年也赚不回来,勒紧了裤腰带摆阔 气,是个大傻瓜的;有说我为此伤了元气,时局动荡,生意难做,很快就会倒闭的。 为了说明我资金雄厚,经樊梅青撮合,又拿出一百担大米来买下了离城不远的洋潭 头附近一亩三分好田──这完全是为了装门面,那时候,人人都说共产党来了要匀 田共产,谁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买田──其实,只有我自己心中明白,不论是精力还 是财力,我已经外强中干,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