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毒蛇是怎样咬人的 吴山先生在杭州上天竺听了三个月的大报告,学习期满,分配到温州筹建人民 法院。上任之前,回到金华来处理家庭事务。 景云县的“名流贤达”中,从社会底层杀出来的,文的武的都有,数量还相当 不少。吴山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清代末年,景云壶镇建造大石桥,从永康请来一名老石匠主持其事。大桥建成, 老石匠也就在石宕旁安家落户,从此子孙繁衍,形成了一个村落。这一段历史,在 吴越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中基本上如实地描绘了。 吴村的石匠人人都识几个字,却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正经的”读书人。当时, 在乡村打石头、种田的人,能认识一两千个日用杂字,就满够应付的了,因此尽管 吴村的男孩子们人人都要上两年村学,却人人都不拿读书当一回事儿。独有吴先生, 幼年的时候就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年年考试都得第一。他自己的苦苦要 求,老师的良言相劝,都使他父亲不忍让他就此辍学,结果每年都以考试成绩第一 的前提取得了第二年的继续上学权。一拖两拖,终于让他拖到了小学毕业,成了吴 村族人中唯一的一个“读书人”。 小学毕业以后,吴先生在一个村小当教师,参加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辛亥革 命中曾参与光复丽水的活动。后来跟舅舅学做生意,贩卖药材、土产,往来于杭州、 绍兴、宁波等地。直到二十八岁,儿女都老大的了,这才借了个中学文凭,去考浙 江法政高等学堂,成了当时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由于他在班上年纪最大,生活经验也最丰富,被选为班长,又被选为学生自治 会主席。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曾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声援上海的“五 卅惨案”,因此受到孙传芳军阀政府的通缉。通过地下党的介绍,他到国民革命军 去当团党代表,参加北伐,一直打到北京,这才补领了一张毕业文凭,到上海特区 刑庭当书记官、推事,曾参与处理拍卖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案件。“八·一三”上海 抗战失败,他不愿当亡国奴,毅然辞职回故乡当律师,后来又到樊崧甫部队去当军 法处处长,参加抗日。 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光荣历史。解放以后,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仍想为共产党 天下建立法制而努力。但是在上天竺的三个月学习,听了首长们关于法制问题的许 多报告,他觉察到共产党人对于法的基本概念第一是“人治”,第二是贯彻阶级路 线。也就是说,审案判案,不但要听上级的批示,判刑的轻重,还要根据罪犯的出 身“区别对待”,是人民内部犯法分子,要“满腔热忱地教育他们,挽救他们”, 对敌对阶级的犯罪分子,要站稳阶级立场坚决予以打击,绝不手软。加上当时根本 就没有完善的正式法律,处理案件根据的是政策、法令,各人体会不同,宽严的伸 缩性很大。在这样的前提下做司法工作,严格地说来,是无法工作的,弄得不好, 就会犯方向性、政策性的错误。何况自己并不是共产党员,一个旧法官、旧律师, 属于限制、利用、改造的对象,却要执法,而且常常要对共产党员执法,又没有法 律可据,遇事都要请示对法律一无所知的“上级”决定,这个“司法工作”的难做, 也就可想而知。再说,凡是从干校出来的学员,一律供给制待遇,只管一个人的生 活,上任以后,连老伴儿都不能带。因此拿到“派令”以后,回到金华,跟亲友们 商量此事,多数人认为这个法官没法儿当。加上当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反攻大陆, 谣言一日四起,温州又是沿海地区,一旦战事发生,温州必然首当其冲。想想自己 再过几年就六十岁,“革命”了一辈子,如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此犹犹豫豫 的,终于误了限定的报到日期,于是干脆作罢,留在金华,靠微薄的积蓄度日。 这时候,从景云流窜来金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越来越多,第一怕坐吃山空,想 找个生财之道,第二没有职业,容易引人注意,于是以蒋国良、赵鹏飞等人为首, 凑在一起商量,打算集资把城墙脚下的金城大戏院盘过来,大家是股东,也是工作 人员。他们想拉吴先生也入股,掌管法律、文书方面的事情。吴先生觉得闲着也是 闲着,意有所动,问我的意思如何。我却坚决反对。我认为:历来戏院、茶楼、旅 馆、浴室以及勾栏、烟馆这一类行当,都是由地痞流氓经营,受黑社会头目或地方 势力控制的。现在虽然解放了,可社会治安状况并不好,金华又是个水陆码头,铁 路公路的枢纽,每天进出过往的旅客特别多,简直什么人都有。要想开戏院,如果 不雇流氓打手来把门、检票,根本无法经营;如果跟地痞流氓裹在一起,加上蒋国 良他们大都是旧军官出身,人民政府怎么看待这些人,还很成问题。因此,这种是 非之地,还是不要去踏的好。吴先生听了我的一席话,也就打消了入股的念头。 蒋国良和赵鹏飞等人终于联络了十家股东,把金城大戏院接了过来,越剧、婺 剧,轮流上演。他们大都出身军官,亲自把门检票,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三五个 人的小流氓集团,居然还怕他们三分,不敢拿他们怎么着,而真正的地痞、流氓, 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则又不敢出来招惹是非,因此开张以来,座无虚席,生意红 火,票房收入,与日俱增,十个股东既有了职业也有了收入,一家生活安定,老小 皆大欢喜。 这些景云人有了收入,生活安定下来,却惹恼了另一个景云人。这个人就是老 牌密探胡金海。 从本质上说,当便衣儿的胡金海比当军官的蒋国良等人要恶劣得多。他习惯于 东游西荡,四处探听消息,然后敲诈勒索,用于狂嫖滥赌。可以说,他一生中从来 就没干过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用这样的人继续当警察, 是十分英明的。但他长着一张嘴,要吃要喝,而且要吃香的喝辣的,人民政府没有 把他送到一个吃饭免费的地方去,却又是大大的失策。他看我跑单帮发了一票财, 唆使赌棍儿嫖客强行勒索没有成功,这一回看见蒋国良等人有了收入,又眼红了, 又打开他们的主意了。 如果他也能拿出一股股金来,如果他也能老老实实地在戏院里把门检票,大家 看在同乡人的份儿上,大概还不至于拒绝他入股的。难的是他有钱就吃喝嫖赌,根 本拿不出半份儿股金来,还不想老老实实干活儿,总惦着敲人一笔,花个十天八天。 他也曾经派他的党羽到金城戏院去敲过竹杠,可是碰上蒋国良们不但不吃这一套, 还把他派去的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这可扎了他的肺管子也伤了他的心窝子,一咬 牙一跺脚,上了西城派出所,举报蒋国良等人都是反动军官,利用金城大戏院为掩 护,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颠覆人民政府,等等,等等。 这时候的国内形势:六月二十五日,爆发了朝鲜战争;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作 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参战的命令;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根据情报认为大陆上留有二百万政治特务、土匪、 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发出了“关 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全国各地正广泛发动 群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处都在搜捕漏网的地主、恶霸、土匪、反 革命。 中国近代史上的规律:只要一反右倾,必然出现“左倾”,“宁左勿右”的口 号也就不喊自响。在这样的前提下,胡金海的举报,正适合形势的需要,而且证据 确凿:金城大戏院的十个股东,全部隐瞒了各自的反动军官身份;如果不是图谋不 轨,为什么要逃离家乡,隐瞒身份,并且勾结在一起? 结果,蒋国良、赵鹏飞等人,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政府严厉镇压了。 平心而论,这批旧军官,谁也不是政治家、思想家,对于什么是三民主义,什 么是共产主义,全都希里糊涂。只要随便考核一下,就可知他们既不是孙中山的信 徒,更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他们当兵打仗,为的是求得一官半职,而当官的目的, 则又是为谋一家老小的衣食温饱,充其量不过想生活得舒服些而已。这些人,解放 之后如果有一个适当的职业,有固定的收入,谁也没有那么坚定的政治立场,要为 国民党、蒋介石卖命,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去从事对他们并无好处的“反共 伟业”的。若干年后的一纸“平反决定书”,说明了当时对他们的“错判”属于镇 反扩大化范畴,可是人头已经下地,回生乏术,就是“天书”,也没有用处了。 胡金海一不做二不休,凡是不向他送钱行贿的地主、军官,统统以反革命罪向 政府举报,于是逃亡来金的地主分子胡官俊、张华溪、朱任安、张孙祺等人,先后 被拘捕,押解回景云进行斗争,有交群众管制的,有判刑入狱的,也有交了老命的。 一时间逃亡金华、有历史问题的景云人,无不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 我是个逃犯,一旦景云派人来抓,那可是在数难逃的。我跟吴先生商量,他也 认为我躲在金华不太妥当,一者离景云太近,二者认识我的景云人太多,最好是到 上海去,那里地方大,距离远,认识我的景云人相对地说来要少得多,因此安全系 数也大一些。好比一条半尺长的鱼,在大海里是最小的鱼崽子,捕鱼的人谁也不会 注意到;在池塘里,可以算是比较显眼的大鱼,而在小水沟里,可就是了不得的一 条大鱼了。因此,无论如何,必须离开小水沟和池塘,尽一切可能争取游进大海里 去。 至于他自己,总觉得一生信奉三民主义,为民主主义革命出过力,写的都是光 荣历史,心安理得,只要共产党不彻底否定孙中山,就不会定他的反革命,大可不 必惊慌。 我接受吴先生的建议,匆匆治装,也不告诉任何人,悄悄儿离开金华,到了上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