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静安分局拘留所 一直等到十二点钟过后,到我家去搜查的民警还没有回来,却开来了一辆吉普 车,由两个青年民警把我押送到静安分局拘留所。 所长是个大胖子。他问了我姓名年龄等等,填写了我进公安局的第一张登记表, 接着就给我开了铐子,进行搜身,凡是属于利器的东西如小刀子之类一律没收,所 有值钱的东西如钢笔、手表、现金之类都登记封存,代为保管。我的金笔、手表已 经留在家里,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的后裤兜里,却居然搜出一张明天就到期的一千 万元定期存款单来──宣布逮捕的时候,尽管我装得坦然自若,其实心里还是很紧 张的,不然,就绝不会把存款单带进看守所里来──胖所长可能急于要下班,也可 能这不属于他的询问范围,总之是照例登记封存之外,并没有问我存款的事儿。但 是他却据此认定我是一个刑事犯,匆匆地给我编了一个番号:524 , 告诉我在监 房里一律不许称姓名,以后只能以番号相称,在犯人中间,更不许相互串通案情, 就叫一名警察把我送进五号监房。 监房里亮着昏黄的灯,所有犯人们都已经躺下了。一听见进来个新号,一骨碌 爬起四五个人来,都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没有一个超过二十岁的。他 们团团转围着我,有的问长问短,有的就“日太阳夜黄昏”地跟我说开了黑话。我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摇摇头说听不懂。这一来又惹得他们大笑起来,其中一个说: “你连这个也不懂?看来你不是我们一路的,准是胖所长搞错了。” 我正不知所措,忽然听见背后钥匙声响,牢门再次打开,胖所长在外面大声喊: “524 号,出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没有坐下,只好又转身出去。身后 传来那帮孩子们的一片哄笑声:“胖猪猡是只大饭桶,把政治犯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胖所长并不计较犯人们的取笑,又把我送进了二号监房。这个监房里的犯人比 五号监房多得多,人们鼾声大作,此起彼伏。所长叫醒了一个编号为238 的中年犯 人, 让他给我安排铺位。这个238 号, 是本监房的小组长,倒还平易近人,对 我说:“夜深了,大家都已经睡熟,只好委屈你一下,在抽水马桶旁边那个铺位上 先将就一夜,明天再调整。” 我心里其实也知道,监房里,讲究的是“先来后到”,凡是新进犯人,规矩只 能睡在最次的铺位上。这时候已经过了夜半,反正我也睡不着,就在抽水马桶旁边 坐着等天亮。 我思前想后,猜想着我这一次被捕的原因,究竟是因为陈老的案子受到牵连, 还是我以前的老案子发了,原籍找到了我的住址,到上海来提人?这一夜,前前后 后的事情一齐涌上了心头,思绪万千,一点儿睡意都没有,连眼皮儿也没有合一下。 冬天夜长日短,天色还不怎么大亮,监房外面就响起了急促而凄厉的哨子声。 监房里的犯人立刻滚了起来,动作迅速,还无声无息,像军人一样锻炼有素。大家 一齐动手,整理好被子和褥子,除了轮流到抽水马桶上大便的人外,其余的人就在 各自的位置上盘腿坐着,等待值班看守来带出去放风洗漱。我的位置在马桶旁边, “近水楼台先得月”,五谷杂粮之气首当其冲,自然不在话下。 五十年代的静安分局拘留所,还是解放前的建筑,监房陈旧而狭小,放风的地 方更是小得可怜。这几年运动不断,镇反还没有宣布结束,三五反又开始了;三五 反刚刚结束,搜查残余反革命的运动又开始,各分局的拘留所大都人满为患,静安 分局当然也不例外。早晚两次放风,只能以监房为单位轮流进行。 好不容易轮到二号监房的人放风了,大家鱼贯而出,在四堵高墙形成的狭窄的 井形空场上用自来水洗脸、漱口,有烟的这时候允许抽两口,没烟的等待着捡人家 的烟屁,不想捡烟头的就活动活动身子,抬头看看像井口一般狭小的天空。 我是空着两手来的,毛巾、牙刷之类都没有,只好站在一边儿当“观察员”。 238 号小组长过来跟我说话,他听说我是从五号监房转过来的,悄悄儿地告诉我: 五号监房关的大都是流氓、小偷儿之类的刑事犯,案情轻,流动量大,每天都有人 进来出去;而二号监房关的都是政治犯,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他轻声地问我, 犯的什么案子,自己可知道? 在犯人之间不许串通案情,这是昨夜胖所长亲自向我交待过的。但是小组长出 于关心悄悄儿地问我,我不能不识抬举。有道是“现官不如现管”,所长、看守坐 在办公室里,监房内就数小组长的官儿大,一切都得听他的,跟小组长的关系搞好 了,准不吃亏。这样一想,就也轻声地对他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人,解放前为了行 动方便,借用过国民党部队的军装和胸章;一支自用手枪借给了朋友,不料那人后 来上山当了白军,为此曾遭逮捕,被我逃了出来。这次被捕,多半儿是旧案子发了。 小组长沉吟一下,代我分析说:“要说解放前穿过国民党部队的军装,这不算 一回事儿,至少没有逮捕的罪过;要说你解放以前借出去的枪支,人家当了土匪, 这问题说严重就严重,可以算是资敌;说不严重就不严重,也可以算是过失。如果 没有其他历史问题和政治背景,你的案子不会拖得太久,也不会在这里关押很长时 间,很快就要转移到提篮桥监狱去的。那里比这里要自由些,生活条件也比这里要 好些。定案以后,估计最多也就是判你五年徒刑。不像我,还是镇反运动中间进来 的,一直关在分局当活字典用,也不转到监狱去,也不判我刑。像我这样的,共产 党如果判我一个死缓两年,我就心满意足了。一般讲来,只要判了死缓,枪毙的可 能就算没有了。最怕的就是长期关在这里不结案,天天提心吊胆,也不知道怎么发 落我……” 从他的话里,我猜想他很可能是个国民党的职业特务。人品倒还不特别坏,对 共产党的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所长“任命”他当监房里的最高行政长官: 小组长。 放风结束,回到监房不久,一个民警就把我的被子、褥子、换洗衣服、毛巾、 牙刷、肥皂之类送了进来。估计这是派出所通知宝宝我已经转送分局,是宝宝给我 把这些东西整理好送来的。 拘留所里冬季一天开两顿饭。我思想波动,情绪不宁,被捕以后的第一顿饭, 连一口也没吃。小组长一个劲儿劝我:“既来之,则安之嘛,案子要搞清,饭也要 吃饱,只有吃饱了饭,保持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头脑清醒,才能及早把案子搞清。” 尽管我嘴里“嗯嗯”地应着,可是依旧一点儿食欲也没有,一份儿饭菜,都由小组 长分给别人吃掉了。 说起来,我的运气还算不错:下午的第二顿饭,就赶上一个星期才一次的改善 伙食:每人一碗羊肉烧萝卜,外加一搪瓷罐大米饭。这样的伙食,对我来说,简直 毫无吸引力,何况还是在背着思想包袱的情况下,所以只动了两筷子,依然是不想 吃。 可是同监房的犯人们,却把这种简单的饭菜看成是难得一尝的美味佳肴,一个 个都睁大了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这一份儿饭菜。我落得做一份儿人情,就把自己 面前的饭菜推到了小组长的面前。小组长笑笑,把饭和菜都一分为三,自己留一份 儿,他左右的两名“留犯”一人分一份儿。眼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得那么香,心 想着自己再过若干日子,大概也就是这样一副急猴儿相了吧? 吃过下午饭,小组长组织大家读了一会儿报纸,就开始重新安排铺位。他睡在 最靠里,也就是第一位,把我安排在他的身边儿,也就是第二位,其余的人按原来 次序不动。我抱着被褥正要过去,一个膀大腰圆、浓眉大眼的汉子站了起来,伸出 粗壮的两臂来拦住了我,大吼一声:“慢着,你昨天刚来,凭什么把铺位排在那儿? 凑合点儿,再在马桶旁边睡两夜,等有人来了再高升吧!” 我一迟疑,小组长发话了:“二百五十号,你这是干什么?我这里安排铺位, 你横插一杠子,有意见可以提嘛,脸红脖子粗的干什么?是想欺负新犯人找碴儿打 架,还是想怎么着?” 这一来,那个犯人更其大声地冲小组长叫喊起来:“对了,我就是有意见,不 许提怎么着?我看他这是向你行贿,一盒饭菜就买个好铺位,这不公平!” 那个二百五十号声势汹汹,唾沫星儿四溅,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小组长倒一点 儿火气也不发,慢条斯理儿地向他展开了“政治攻势”:“我说,你这是何苦?都 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还争个什么?大家都是犯人,你也有过刚进来的日子,想想 自己刚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思想痛苦,连寻死的心都有?有道是‘不自由,毋宁死 ’,可是一进了牢房,你想死都死不了,这种痛苦,人人都经历过,将心比心,你 总也能理解吧?你和我两个,都是五一年进来的,前前后后,这二号监里,少说也 有上千人的进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出去了,只有你和我两个到今天还离不开这间 监房?你再想一想,我和你可不一样:我是军统特务,罪恶大,头绪多,关在这里, 是一部随时可翻的活字典,共产党还用得着我;你呢,不过是个工头,尽管也做过 一些坏事,罪恶总比我要小一些吧,为什么你也一直关在这二号监房里出不去?还 不是你自己不想脱胎换骨,不想改恶从善么?当年你欺压工人,如今总想欺压新来 的犯人,这就是你‘那摩温’的习性在作怪。要是你想多吃一口饭,这个倒不难: 凡是新来的犯人,三两天之内,总是吃不下饭去的。明天上午的饭他要是还吃不下 去,剩多剩少全是你的,这还不行么?” 小组长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个汉子原来是工厂里的工头,外国人叫他们 Number One , 上海人叫他们“那摩温”,看样子,大概也不识几个字。有道是“一物降 一物,卤水点豆腐”,别看他刚才声势汹汹,粗鲁蛮横,也不知道是小组长刚才的 一番话果真打动了他呢,还是得到了明天的剩饭全归他的许诺,总之,是转眼之间, 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也不说了。 第二天上午开饭的时候,“那摩温”吃着自己碗里的饭,两只眼睛却紧紧地盯 着我的饭菜。小组长向我丢了个眼色,我随便扒拉了几口饭,就把饭菜全都推到 “那摩温”的面前去。他登时眉开眼笑,把饭菜倒进自己的搪瓷罐子里,然后把空 罐子推回到我的面前来。 从此,这个“那摩温”对我的态度就完全变了,那副俯首帖耳的样子,好像我 就是他的外国主子。但是这种人的习性确实难改,每逢有新的犯人进来,他总要百 般刁难,直到人家答应把饭菜让给他吃了,这才又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第三天夜里,我们二号监房里进来一个穿着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 梳得镜光,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的人,坐在抽水马桶旁边,低着头连连叹气, 自言自语地说:“早知道有今天的结果,真是悔不当初!”小组长问他为何出此怨 言,他说:“我是个香港的画家,听信了共产党的宣传,回大陆观光,昨天刚到的 上海,今天就把我抓进来了。这不是天堂有路我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么?” 小组长笑笑说:“那一定是你进行了反共产党的宣传,再不然就是你在香港的 时候就接受了什么人的委托,到大陆以后进行了不利于共产党的活动。” 那画家频频摇头,指着天地发誓说:“我一生从不问政治,只知道画画儿。我 要是做过一点儿政党之间的倾轧,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小组长又微微一笑,开导他说:“要是你确实没有做过不利于新中国的事情, 你尽管放心好了,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过不了几天,你的事情弄清楚了, 很快就会放你出去的。” 那画家还不相信,摇摇头说:“别想好事了,共产党把从海外回来的人都当反 革命看待,不会那么仁慈的。就是弄错了,也不会承认自己有错误。我这一辈子算 是完了。可怜我的孩子还等着我回去给她做十八岁的成年生日呢!” 小组长继续做安定人心的工作:“只要你确实问心无愧,你就安心等待,不出 一个星期,最多十天半个月,你的事情就会见分晓的。” 果然不出小组长的所料,第三天,胖所长就陪着一个身穿笔挺的中山装、样子 像高级首长模样的人到监房门口来,彬彬有礼地向画家道了歉意,接他出去。画家 十分感动,把他披着的一件薄呢夹大衣往小组长的怀里一塞,这才站起身来,从容 地迈出监房门,和那干部模样的人紧紧地握手。 通过这件事情,监内的人对小组长的判断力十分佩服,他的威信,又一次得到 了提高。 我在二号监房里一关就是十天,也不见有人来提审我。这十天中,几乎天天都 有人被提出去审问。每次被提审回来的人,尽管也有“不许串通案情”的规定,可 是关押时间比较长的人,总有几个“过得着”的朋友,私下里仍免不了要嘀嘀咕咕。 从他们的小声交谈中,我也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审讯中的情况。一般说来,打倒 是不打的,但都说承审员态度蛮横,不尊重犯人人格,哄骗吓诈样样都来,大冷天 的,强迫犯人坐在冰凉的水门汀上进行逼供,如果所答供词不符合承审员的胃口, 就进行疲劳轰炸,一审就是几个小时不放回来。有的犯人为了减少皮肉受苦,干脆 按照承审员的暗示,扩大事实,把不是自己的罪错也承认了下来。我心中暗暗着急, 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提审的时候会吃到什么苦头。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听见民警在外面大声叫喊:“524 号出监!” 我应声走出监房,那民警立刻给我铐上了手铐,估计这一次该轮到提审我了。我低 着头在前面走,按照那民警的口令七拐八弯,到了二楼一间极大的审讯室里。审讯 台的后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审判员,正在翻看面前的卷宗。他指指离他一丈 多远处的一张小板凳,示意我坐下。押送的民警退到门边站着,审讯就开始了。 按例问过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以后,审判员开门见山,直切主题: 问:国庆节期间,你都到过哪里? 答:去过衢州和开化的华埠镇。 问:你在衢州都到过哪些地方? 答:去过碾米厂和木材加工厂。 问:跟什么人联系过? 答:该厂厂长胡绍芝请我吃晚饭,吃到十二点回旅社。 问:胡绍芝现在在什么地方? 答:我不知道。我去开化,路过衢州,顺便去看看他。从开化回来,就没去看 他,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问:你离开衢州的当天夜里,胡绍芝也离开了衢州,潜逃香港,你知道吗? 答:我不知道。 问:胡绍芝去香港以前,是不是约你一起走? 答:他根本就没有跟我提起过要去香港的事情。 问:在胡绍芝那里,你还遇见谁了? 答:遇见了虞梦璋。 问:不就是你向他借用胸章的那个3811部队支队长么? 答:是的。 问: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答:我给他说:为了借用胸章这件事情,我遭到了陈亦祥的陷害,遭到派出所 的怀疑,成了历史问题。他说他可以给我出具历史证明。 问:那你为什么不当时就让他给你写? 答:当时我们在一起喝酒,喝完酒已经深夜,他叫我告诉他我在上海的地址, 说是会给我寄到家里来的。 问:这个虞梦璋,现在在哪儿? 答:他说他在诸暨当中学校长。 问:你什么时候回到上海? 答:第二天夜里。 问:你的历史全部坦白交待了没有?还有没有补充的? 答:没有了,已经彻底坦白交待了。 承审员莫测高深地笑了一笑,头一抬,招呼我背后的民警过来给我打开手铐, 让我在审讯笔录上摁了指印,就把卷宗合上,叫民警把我送回监房去。提审就此结 束。 我一边走一边想:提审倒也干脆,至少没叫我吃苦。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被捕, 原来跟胡绍芝的潜逃香港有牵连。只是不知道虞梦璋究竟怎么回事儿。这个神鬼莫 测的家伙,和我这一生要结不解之缘了。看起来,我跑了一趟开化,后面确实有人 钉梢的。案情弄明白了,我心里反倒踏实了。我跟胡绍芝,只是偶然相遇,他的事 情我确实不知道,难道这也有罪?我觉得我的问题不大,很快就可以弄清楚,很快 就可以释放的。 回到监房,小组长问我提审的情况,我据实以告。他笑了笑说:“照你的说法, 你和胡绍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可是在他离开大陆的前一天,偏偏你专程跑到 衢州去跟他痛饮到深夜。你说你不知道他要去香港,谁能证明?没人证明,谁会相 信?共产党办事一向宁左勿右,即便你真不知道,也不会放过你的。你的事情现在 已经是死无对证,根本就说不清楚。何况你历史上有问题,不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你, 也可以在另一个问题上处理你。看起来,你就要离开二号监了。恭喜你,如果转到 提篮桥去,生活比这里好,四个人一间牢房,空气也比这里要好得多。你的案子简 单,到了那里,很快就会结案的。只要到了劳改队,就一切都更好了。你等着看吧!” 我还不大相信,历史问题,不也已经说清楚了么?结果不出小组长的预料,第 三天,一辆红色的警车开进分局,从各监房里提出许多犯人来,和我一起被塞进了 车厢里,飞快地往提篮桥监狱驶去。 我不能不佩服小组长的“料事如神”。他很可能本来就在警察局工作,后来又 在监房里住了那么长的时间,经历过上千人的进进出出,把共产党的政策和审判员 的作风都琢磨透了。 看起来,这一次我是当定了“宁左勿右”的牺牲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