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受到重用 大门徐徐打开,吉普车一直开进办公室前面的广场。干部模样的警察先下车, 把我们带到板箱厂办公室,跟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办理了交接手续,警察就上 车走了。这个板箱厂的干部先带我们到“号”里也就是监狱中的“宿舍”里安排了 铺位,然后就带我们去吃饭。六个人一脸盆油渣烧豆腐,旁边是一只大饭桶,吃多 少盛多少,并不定量,比起提篮桥监狱来,又是一番天地。 吃过晚饭,回到了号里。这是一间大房间,像学校里的学生宿舍一样,转圈儿 靠墙放了十几张木制的上下铺,一共有三十几个铺位。三盏吊灯,都是大泡子,灯 光明亮,如同白昼。在提篮桥监狱那二十五瓦的昏黄灯光下过惯了,突然间大放光 明,还真有点儿不习惯了呢。 第二天早饭后,干部来带领我们出工。先站队点名,然后列队到车间去。住宿 区与厂区之间,隔着一道墙,有门相通,门旁站有荷枪实弹的警卫。犯人通过门卫 的时候,门卫还要把某车间的出工人数写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出了门,进入厂区, 一直走到最后一幢厂房,那里是锯木车间。车间里排列着自动行车四台,台面车两 台。老犯人一进入车间,就纷纷上岗进行生产。我们新来的六个人,由一位姓龙的 技术员分配工作。他宣布我担任助理统计员,具体工作是量原木,计算立方米,辅 助统计员做报表。其余五人都分配去当搬运工。 我的这份儿工作,看起来很轻松,责任却很重,接触面也很广。每天卡车运来 原木,要和驾驶员联系安排堆放的地点,要组织搬运工按规定码放整齐,然后量出 每根木头的直径和长度。平时要统计搬进车间的原木数量,收工前要把每辆行车所 加工的立方米数结算清楚,交统计员公布。 在劳改队里,像这一类非体力工作,得来既不容易,做好也很困难。不但办事 要认真,要懂得本行的业务经验,待人接物,态度要和善,还要与各个环节的人都 搞好关系,做到上下都满意,才能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满完成。 看起来,板箱厂领导到提篮桥监狱去挑选劳动力的时候,从登记表上注意到了 我以前经营过木材业务,所以才特地把我选来的。不然,怎么可能不经了解就直接 分配我干这个工作? 我到板箱厂之后不久,就赶上犯人接见家属的日子。这是我被捕以后第一次接 见家属,立即写了明信片通知宝宝。 接见日也就是厂休日,全厂停工,大门内的院子里横向放着一排桌子,桌子两 面都放着长凳,靠里的一面坐犯人,靠大门的一面坐家属。每次每批接见,名义上 是十五分钟,掐头去尾,实际上能坐着说话的时间,不过十分钟左右。 那一天,宝宝带了巧巧一起来看我,给我送来了许多吃的穿的用的。又告诉我 说:我被捕之后,她就去找吴山先生,请他以律师的名义出庭辩护。吴先生到法院 去想把我的案卷调出来看,这才知道我的案子根本就没有移交给法院,而是属于军 事管制委员会的运动办公室直接处理的,审判并不公开,上海市法律顾问处也无法 插手。正要想别的办法,没想到判决书副本就送到家里来了。吴先生看了判决书, 又看了我留在家里交派出所的材料底稿,说是关于出借左轮手枪的问题,是我判刑 的主要根据,但这是自己承认了的,无法再改了。在运动中以“资敌”罪判五年徒 刑,还不算最高的,要我安心度过这五个春秋,出来也不过三十五岁,一切从头开 始,还来得及。我问她今后作何打算,她说:过去十几年时间都等过来了,再等五 年,也不在乎,只要我好好儿保重自己,注意身体健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好在家里财产没被抄走,她母女二人,生活绝不会有问题。 我见宝宝态度坚决,没因我身陷囹圄而动摇,心里踏实了。 车间里正在进行劳动竞赛,各行车之间,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生产木板的数 量和质量,而产质量的高低好坏,都要以我的原始记录作为依据。因此,各行车小 组长都主动地跟我套近乎,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围着我跟我聊聊天儿。这些人,大 都是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两年的政治犯;而那些搬运工们,则大都是刑期较短的 刑事犯,刑期最多不过五年七年。可是偏偏这些刑期短的刑事犯们,总惦着拿刑期 长的政治犯们立功,常向车间干部打小报告,以此表示自己的积极,不惜增加别人 的刑期甚至把别人送上刑场来争取自己的减刑。几个行车小组长悄悄儿地告诉我: 尽管我的刑期只有五年,可我是按反革命判刑的,因此也是个政治犯。表面上政治 犯和刑事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就思想体系和生活习性而言,终究是两个绝不相同 的类型。他们劝我在刑事犯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做了他们 争取减刑的垫脚石。一不小心,被他们诬陷,轻则受到批评,调离上海,送到边远 地区去,重则加刑,贻误终身。 对于他们的这些说法,尽管我的心中并不以为然,但是表面上还要接受他们的 忠告,感谢他们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