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刑满释放 经过这次抢险立功,大家对我的印象更加好了。中队干部知道我即将释放,也 尽量给予方便,让我随管理员外出参加副食品采购。近水楼台先得月,咸肉、香烟 之类,可以优先供应。父母和亲友们知道我即将释放,也先后汇款来。我手头宽裕 了,小小的施舍是不在乎的,因此同监的犯人们也沾光不少。 劳改队里有一句话,叫做“吃官司两头难”。意思是说:刚被捕的时候,思想 包袱特别重;临释放之前,思想顾虑也不轻。我当然不例外。想想自己的出路,回 上海吧,丁宝宝已经琵琶别抱,当然不可能跟我重修旧好;回原籍吧,又怕发妻不 认账。何况当时还有一条规定:对于“无家可归”的释放人员,要强制留队就业, 从此在劳改队里当一名“职工”,一辈子过的是“半公民”的日子。我思前想后, 疑虑重重。高指导员看出我有思想负担,找我个别谈话,向我透露,由于我在劳改 期间表现良好,政府决定把我放回社会,不留队就业;考虑到我在上海已经没有直 系亲属和固定产业,所以决定让我回原籍去。 有指导员的这一句话,我半悬着的心,至少放下了一半儿。 如果宝宝遵守诺言,不琵琶别抱;如果张仁善只是占我点儿小便宜,不鹊巢鸠 占,我就能够回到上海我自己的“家”中去,我就有可能运用剩余的资金重新创业, 图一个东山再起。如今丁宝宝和张仁善联起手来,对我斩尽杀绝,我不但失去了宝 宝和我的亲女儿,失去了我的家,使我在上海没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又侵占了我 的全部财产,把我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即便我有通天的本事,但是此一时也,彼一 时也,要想像当年那样再来一个“白手起家”,我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再也 没有那种可能了。古人说:“善射者死于箭,善泅者死于水”,我一生没有别的本 事,除了善于经营之外,朋友门说我还善于渔色,最后跟头栽在女人身上,是不是 可以说这是“好色者死于女”呢? 俗话说:“哪儿黄土都埋人。”我回不去上海,要回景云,这到不是什么惨痛 的结局,何况景云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的妻儿老小和亲朋好友,没什么可怕的。 关键在于经过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以及镇反、肃反、反右等等一连串经 济的、政治的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 化,我这个劳改释放的人,一旦回到了社会的基层,如何适应环境,如何继续活下 去,恐怕倒是我今后最大的难题呢! 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个日子,我当然是终生不会忘记的。五年前的今天,我被捕 离开了上海的家,从此也失去了我在上海的家;一九五九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 将刑满释放,但是我再也回不去我亲手在上海营构起来的那个“安乐窝”了。 这天一早,高指导员就把释放通知书交给我,让我自己去办手续。我拿了通知 书先到大队部,换了一张介绍信又到支队部,一位浓装艳抹的女干部接待了我。当 时社会上经过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涂口红染红指甲的人已经不多,更没有想 到专政机关特别是劳改队里的干部还会如此打扮,所以特别注意她。我见她把我的 档案袋找出来,给我写了鉴定书和释放证,又翻开地图计算路程,核算川旅费,最 后连同粮票、钞票一起递给我,又微微一笑说:“根据规定,鉴定书和释放证是要 从邮局寄回当地公安部门的。因为你表现突出,鉴定书让你自己带回去,便于你就 业,知道吗?” 我道了一声谢,急忙看那鉴定书,只见上写四条:一、思想改造认真,并能帮 助落后犯人进步;二、劳动积极,事事带头,被评为大队劳改积极分子;三、防洪 抢险中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国家物资和落水犯人,成绩突出,记一等功一次;四、 请当地政府适当安排就业。 我看了鉴定书的评语,心里非常高兴,认为有这样好的鉴定,回到老家去,当 地一定会给我安排个工作的。于是我喜气洋洋地离开了支队部,搭上了汽车。赶到 太湖县城,已经将近黄昏。随便找了家旅馆,放下行李,就上街去吃晚饭。 没有想到县城里只有一家饮食店,而且品种单一,只供应大米面馒头,一斤粮 票买五个。店堂里的顾客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没有秩序。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挤到柜 台前面,好不容易买到了五个馒头的竹签,已经出了一身大汗。回过头来,等待馒 头出笼,还得挨号领取。一等等到了最后一屉,方才喊到了我的号头。我一看热气 腾腾的馒头非常烫手,就左手持签,右手手心儿垫一块手绢儿去接馒头。谁想到五 个馒头刚刚放到我的手上,后面一个饿鬼伸过乌黑干瘦的手来,一下子就抓走了三 个,也顾不得烫,立刻就塞进嘴里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像耗子似 的蹲下身子从人腿间往外挤,转眼就挤出人群,在街路上消失了。 荒年碰见了饿鬼,我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倒楣,拽紧了剩下的两个馒头,沿街 去找小菜。不料所有的商店,货架上几乎都是空的。一条街走到头,只买到一瓶浑 浊不堪的柿子酒,再折回来,各商店就都打烊了。 我捏着两个米面馒头,提着一瓶柿子酒,回到旅馆,无滋无味地吃着喝着,思 绪万千地度过了我释放以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 第二天早晨起来,饿着肚子上了去安庆的汽车。在车上,听旅客们谈论,说是 安庆一带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不由得毛骨悚然起来。想想我在花凉亭工 地,劳改犯的三餐米饭、副食供应,基本上都是充足的,怎么社会上反而不如劳改 队呢?一路上想入非非,又不敢多问,心里的疑虑却越来越大了。 十一点左右,车到安庆。上街一看,市容倒还不错,各商店的橱窗里货物摆得 满满的,副食品也不少。但是价格标签上,却全都写着“凭票供应”字样,像我这 种“过客”,只有看看的福份儿,只能是“眼饱腹中饥”而已。 一路走去,看见一家“上海大饭店”,铺面还不小,就走了进去。我听服务员 讲的是上海话,就也用上海方言询问中午饭供应情况。她们听见乡音,感到份外亲 切,热情地招待我在餐厅入座。我点了一个全家福,一个红烧肘子,一瓶啤酒,五 个银丝卷子,不久送到。我一边吃,一边和服务员聊天儿。据她说,这家饭店,从 经理、厨师到服务员,清一色儿都是上海人。当地人不喜欢吃上海菜,这里的顾客, 主要是上海来的旅客和出差的上海干部。看起来,她是把我当作出差的干部了。 坐了五年牢,第一次上饭馆,这顿饭吃得特别香甜。 吃过中饭,到长江码头买了一张到上海的三等舱船票。上船一看,三等舱一间 舱房八个铺位,却只有我一个人住,倒好像是我一个人包下来似的。再看看五等舱 里,却是人山人海的,水泄不通,连过道上也挤满了人。他们大都是农民装束,衣 衫褴褛,面有菜色,并不带行李,看来不是长途的旅客。 傍晚时分,喇叭里广播:餐厅开始供应三等舱和四等舱旅客的晚餐,凭船票供 应。我进了餐厅,见黑板上写着酒菜价格,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餐厅外面, 却挤满了五等舱的旅客,他们伸长了脖子,一双双枯涩深陷的眼睛,直盯着餐厅里 面,馋涎欲滴。船上的管理人员守在餐厅门口,一个劲儿地轰他们离开。好在三四 等舱的旅客本来就不多,很快就吃完了晚饭。这时候,门口的人就一哄而入,抢吃 剩饭剩菜,服务员连收碗扫地都来不及,座位就被捷足者占领了。 这一回,轮到我在门外盯着餐厅里面的动静了。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喇叭里 才广播五等舱的客人凭票供应晚餐。抢到了座位的人,每人买到了一碗“盖浇饭” ──就是在大米饭的上面再浇上一勺菜的快餐。还没有等所有的人都吃上饭,餐厅 就宣布饭菜已经售完,停止了供应,把旅客轰出门外,关门打烊了。 天黑以前,船在枞阳停靠,这批衣衫褴褛的农民就纷纷上岸去了。我已经有些 怀疑,他们挤上船来,好像专门就是为了吃这一顿并不丰盛的晚餐似的。 第二天上午,船在铜陵靠岸,又有一大批农民模样的旅客挤上船来。我好奇地 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毫不隐瞒地回答:“我们哪里也不去。花块儿几毛钱买张船 票,目的就是在船上吃那一碗不要粮票的大米饭,吃过饭就下船。明天再花块儿几 毛钱买张船票,再吃一碗大米饭,就回家去。别处有钱买不到饭吃,为了活命,这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啦!” 从这个人的嘴里得到证实,我才相信安徽的灾情确实严重,而且证实了农民的 生活确实不如劳改队的犯人。“大跃进是一场大灾难”的“反动言论”,也已经被 事实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