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荒年饿鬼的骚动 在金华,我买了几罐子颜料,回到家里,支起一口染锅来,开始做我的染布匠 生意。但是那年月,人人只求肚子饱,对于衣服,已经不怎么讲究了。许多人家, 连每人每年一尺半定量布票都用不完,何况又是刚过春节,错过了做新衣裳的日子, 因此生意并不好。一个多月过去,只染了几锅,勉强够本而已。 我觉得坐在家里等客上门不是办法,就用两只旧煤油桶和一个旧搪瓷脸盆改装 了一副染布挑子,每天挑着到各村镇去吆喝,跟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们斤斤计较那 块儿八毛的工钱。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跑得腿都酸了,还是连我自己一个人的饭 钱都混不出来,不由得泄了气,仗着手头还有几个小钱,就隔三差五地出去走走, 一半儿看朋友,一半儿做生意,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指着它挣钱了。 六○年,饥饿的六○年呵!经过五八年的“大跃进”,伤了农村的元气,先是 冒报产量,地里的收成连白薯都当实收产量报上去了,而公粮却要按虚报的“实产” 往上交;继而大炼钢铁,实行“新三光政策”:树砍光,烧炭;鸡宰光,拔毛做风 箱;锅砸光,作炼钢原料。接着五九年又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割资 本主义尾巴,大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地里的草普遍 都比庄稼长得旺盛,各生产队的粮仓里,大都是空的,最多不过有些杂粮和白薯、 土豆、芋艿、萝卜之类。在这个时候再提出“大办食堂”,贴出了“放开肚子吃饭, 拿出力气干活儿”的标语,社员们的肚子倒是真放开了,力气却没有拿出来。单干 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了,组织起来,集体出工,晃晃悠悠地走到地里,已经九点 多钟,再来一个“地头歇”,男的抽烟聊大岗,女的做鞋织毛衣,一歇就是一个来 钟头;起来干一个钟头,又收工回家了。后来实行送饭到工地,也不过是排队打冲 锋,吃饭像武松,干活儿磨洋工,生产全落空。加上干部们的多吃多占瞎指挥,人 人心里有气,嘴上不说,活儿上找齐,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此这般,维持不了 几个月,所有的食堂就几乎都办不下去了。多数大队,都组织妇女儿童和老弱劳力 漫山遍野去挖野菜,掺在土豆、萝卜里当菜吃。饿急了,也有人吃砻糠饼、观音土, 大便干得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大人孩子在喊饿声中一天天消瘦,地里的东西, 只要是能吃的,不论是白薯、土豆、老玉米,还没成熟就有人偷。不敢偷或者不肯 偷的,就廉价出卖家当:一个大衣柜换十几斤大米,一张桌子换几斤白薯丝。到了 后来,人人都知道粮食是真宝贝,就是拿出绫罗绸缎来,也没人肯用粮食交换了。 有门路的,纷纷外出谋生,不怕路途遥远,连宁夏、新疆都有人跑;没有路子的, 只好窝在家里“干耗”,空着肚子,连走路都打晃,还要出工干活儿,什么时候把 身上的几两油耗干了,在路边一倒算完事儿。 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从劳改队里回来,而且入了农业,前景的暗淡,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有几个钱积蓄,肯定我也会加入“路倒”的行列,要民政局来收尸了。 我家虽然开了小灶,但是一日三餐,还不能不去食堂打饭,一者遮人耳目,二 者也靠它补充家里粮食的不足,三者有时候还要悄悄儿拿它去“布施”,去救命。 平常时候,都是我老婆上食堂去打饭的,过年那天,食堂里难得吃一顿掺和着 白薯干的大米饭,我老婆在厨房做“年夜饭”的菜,走不开,反正我闲着没事儿, 就用篮子提着两个饭盒去打饭。 刚走到食堂门口,就听见一条嘶哑的嗓子在海骂:“天诛地灭的人当干部,自 己吃得满嘴流油,不顾社员饿肚子。米汤当牛奶,土豆当桂圆,打回一碗粥来,低 头看一看,上下两张脸,筷子搅一搅,浪头能翻天!这就叫‘社会主义好’哇?这 些不得好死的,还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呢,我看连国民党都不如,什么 玩意儿!当炊事员的也不是好东西,看人下菜碟儿,亲朋好友打得多,姑娘媳妇儿 也多给,见我这样的老头子,就想揩我的油,拿去孝敬他的亲娘老子!凡是当过三 个月炊事员的,拉出去就枪毙,没一个冤枉的……” 打饭的队伍已经排得很长,我顾不得排队,挤到前面一看,一个干瘪老头子, 胡子拉茬的, 戴一顶掉光了毛的狐皮帽子,穿一件打了补丁的破呢子大衣,那领 子也许还是水獭皮的,但已经蛀得千创百孔,认不出本来面目了,腰里束一根粗麻 绳,大冷天儿的,还穿一双开了绽的皮鞋,一双粗糙黧黑的手,捧着一个褐色的大 号缸瓦钵,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就在打饭的窗口前面破口大骂,好像世界上最大 的敌人,就是炊事员和食堂管理员似的。 我印象中东门没有这样一个人,就悄悄儿问身旁一个半大孩子:这人是谁。那 孩子脸一扬,惊讶地问我:“怎么,你连鼎鼎大名的赵思华赵大老板都不认识么?” 我吃了一惊,一个面团团、头光光、穿着白纺绸长衫、腆着个大肚子、手摇白 纸扇的形象突然从脑海中浮现。但是却怎么也无法跟眼前这个猥琐肮脏的干瘪瘦小 的老头儿联系起来。赵思华,我太熟了。他从小就在元利益布店当学徒,出师后留 在店里当伙计,做生意很有一套。老板看他是个能人,委他当了经理。抗战胜利以 后,他离开元利益,自立门户,在东门街开了一家布店,在景云居然也是大老板一 个。他两个月一趟温州,三个月一趟上海,三天两头请客,吃得满面红光,肚子圆 圆,好一副相貌。那年为施仲衍竞选县参议长,我和他在县参议会同桌吃过饭。四 九年夏天我离开景云的时候,他的布店还开得好好儿的;十年不见,他怎么会落到 这个地步?他的产业呢?他的家人呢?我不敢再问,退回身来,打饭的长龙比刚才 更长了。 大过年的,难得吃一顿白薯干大米饭,偏偏还要耗到天色都黑下来了,这才开 饭。连我都等得心烦了,难怪社员们有意见。 又过了很久,终于开始打饭了。炊事员先用一把大铲子把锅里的饭打散,然后 盛到饭桶里,用一个塑料小碗当“制子”,每人平平的一小碗饭、一铁勺土豆汤, 管理员手拿人口本子就在旁边坐着,一边记数,一边监督。 好不容易轮到赵思华接饭了,也许是刚才他在窗前海骂,把炊事员给骂恼了, 也许是炊事员动作太快没在意,总之是赵思华说打给他的饭不但比别人的浅,而且 碗底还粘回去栗子大小的一个饭疙瘩,要求把饭倒回去重打,而炊事员则说根本没 那么回事儿,双方为此吵了起来,于是赵思华又“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地破口大 骂。 景云风俗:年三十儿,只许说吉利话,不许骂人,他这样一骂,炊事员不干了, 停下了打饭,跟他对骂起来。后面排队等饭的人心里焦急,就大喊大叫,有帮着骂 炊事员的,有喊不要耽误别人打饭的。管理员先是“哼哼”地冷笑着,后来就把大 队长给叫来了。大队干部当然是向着食堂的,把赵思华叫到一旁,大声地训斥,打 饭方才继续下去。 好不容易轮到我接饭,大队长也把赵思华训服了,补了一铁勺土豆汤,怀抱着 大瓦钵步履蹒跚地往回走,嘴里还在哼哼唧唧地小声骂着。我跟他擦肩而过,一个 感觉忽然从心底升起:幸亏我在江西挣了一笔钱,要不然,我父亲甚至我自己,不 也是这样一副模样吗?我突然回头,从篮子里取出装有五碗白薯饭的饭盒子来,拨 了一半儿在他的大瓦钵里。这意外的收获,感动得他两手直哆嗦,一面连连说着 “好人,好人,救苦救难的好人哪”,一面频频用袖子去擦眼泪。我也激动起来, 又把另一个饭盒子里的土豆汤全部倒进他的瓦钵里。这一回,他眼睛突然睁大了,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声音发颤地问我:“你是谁?告诉我你是谁?”我不想让他回 忆起过去,只是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也是景云人。”就挣脱了他的手,匆匆地 走了。 直到我走出大约有十几步远,忽然听见他在后面喊:“你是阿庆吧?对,我认 出来了,你是阿庆!阿庆,你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不敢跟他多说,怕他伤心,头也不回地加快了脚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偶然去打饭,问起他怎么不见了,才知道 过了春节不久他就死了:他几天没来打饭,管理员也不问;过了春节,该出工下地 了,队长看不见他,找到他家里,才见他直挺挺地死在自己床上。有人说他是冻饿 而死的,我却直担心:会不会是撑死的?常有这样的事儿:一个饿极了的人,肠胃 很薄,突然间吃得太饱了,肠胃很容易撑破;而肠胃一旦撑破了,在那个时间那个 地点,是根本没有办法救治的。 有人说,饿死的,都是“安善良民”。因为只要脑子稍微活动活动,女的肯松 裤腰带,男的肯长第三只手,学一个“男盗女娼”,就都能活下命来。赵思华也许 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只知道骂大街,不知道动脑子,这才落一个冻馁而死的下场。 不会偷,哪怕学一个“懒”字,会“修心养性”,也比他强。 东门大队有一个贫农社员叫李尚奎,长长的嘴巴,大大的肚皮,加上言语神态 的傻里傻气,活脱脱一个猪八戒的形象。此人懒得出奇,身上的破棉袄,当然是从 来没有拆洗过的,就是内衣内裤,至少也是好几个月以前“换季”的时候换上去的。 他不但脏,还长着一身疥疮,人没到跟前,一股臭气就扑鼻而来,连虱子都受不了, 大白天的往外爬。他走到哪儿,人人都躲着他。 他是食堂化的最最拥护者:食堂化以后,一日三餐都有人给他做好,到时候只 要手一伸,嘴一张,肚子就饱了;吃完饭,再喝上一碗水,连碗都用不着洗。吃过 饭,别人去出工,他却跑到后山一个山洞里躺倒了呼呼大睡。干部来叫他,他不是 这里疼,就是那里麻,浑身上下,除了牙齿和胃没有毛病之外,哪儿哪儿都是病。 大队长派人把他抬到了工地,依旧躺倒不干活儿,连公社干部也拿他没有办法。因 为像他这种成分的人,是只能作为依靠力量,不能作为专政对象的。 李尚奎是三代血统的“铁杆贫农”。他爷爷当了一辈子长工,他父亲就是外出 要饭的时候冻饿而死的“路倒”。他自己以前住土地庙,专干背死尸、捡尸骨、给 死人穿衣服、抬死人进棺材这种别人不干的脏活儿。直到土改以后,他才住进了分 来的房子里,穿上了分来的衣服。只是分来的土地,却不愿意种。最喜欢的,就是 走集体化道路:他好浑水里摸鱼。他这个标本式的翻身农民,多次尝到了共产党给 他带来的好处,所以只要是共产党的号召,他一定第一个举双手赞成,从土地改革、 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他都起了“带头作用”,都走 在最前面。当然也有一样是例外,那就是绝不干活儿。 只可惜好景不长,他最最拥护的食堂制,实行了没几个月,打出来的饭菜竟一 天比一天少,就是再喝三碗水,也无法填饱他那个特大号的肚子了。于是,他也学 赵思华的样子,每次打饭之前,总要站在食堂前面海骂,骂出来的话还挺合辙押韵 的,什么“饥荒整三年,饿不着炊事员”,“干部个个吃饱饭,有酒有肉请醉汉, 社员饿得歪歪倒,三个土豆当肉丸”等等。干部和炊事员都对他恨之入骨,可他占 着一个好成分,又对他无可奈何。 有一天,我到食堂去接饭,碰见李尚奎正在那里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骂, 也听不清骂的是什么。一打听,据说是炊事员打给他的饭,只有五六片土豆和几张 苦菜叶子,其余全是汤。他要求再打一舀子,管理员说他不干活儿,就应该少吃, 还说像他这样的懒鬼,饿死一个少一个,大伙儿照样建设社会主义。社员们本来就 对食堂意见很大,平时敢怒而不敢言,今天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就 鼓动他到县政府去告状喊怨。李尚奎见有人支持,更其来劲儿了,就捧着大钵,往 北门走去。大家也就跟在他后面看热闹。 走在半路上,李尚奎饿得发慌,伸手把钵里的几片土豆都捞出来吃了,这才跑 到县政府大门口喊怨:“县太爷,救救贫下中农的命吧!” 跟去看热闹的人,也附和着喊了起来。一边喊,一边涌进了大门。走到二道门 前,门卫出来阻拦,他就放声大哭,说是食堂克扣他的口粮,要人民政府为他主持 公道。大伙儿也七嘴八舌地帮他添油加醋。门卫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办公室;办公 室主任怕事情闹大了,无法收场,急忙打电话给东门大队;大队长和支部书记一听, 也慌了手脚,心知这是一块出名的“烂肉”,碰也碰不得,就一起赶到县政府门口 来,一个推,一个拉;一个劝,一个许愿立刻补给他一舀子土豆汤,还保证以后绝 不会少打给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他请回东门大队,再给他打了满满一勺 子土豆汤,一场事端,方才平息。 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好心的炊事员不是没有。有一天,我到食堂去接饭, 看见一个哑巴寡妇,背上背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手抱着个大钵,一手牵着头 黄牛,看样子,是刚从地里回来,没进家门,就来打饭了。掌勺的炊事员见她可怜, 把铁勺伸到桶底,再慢慢儿提起来,打给她稠稠的一勺土豆片。由于勺子里的土豆 片太多,打上来以后,又掉回两片到桶里。哑巴寡妇不懂得炊事员的良苦用心,反 而指手划脚地不依,一定要那炊事员还她掉回去的那两片土豆。这一来,惊动了食 堂管理员,过来一看,见哑巴寡妇的瓦钵里土豆比别人多出一半儿,就把她的瓦钵 夺过来,把土豆倒回桶里,另外喊一个炊事员过来掌勺。哑巴寡妇还以为管理员主 持公道,笑嘻嘻地把大瓦钵伸了出去。这一回,掌勺的师傅不是把勺子伸向桶底, 而是把勺子在桶里一搅,随手舀起一勺来,倒进哑巴寡妇的瓦钵里。哑巴寡妇一看, 见比刚才打的要少一多半儿土豆片,不由得大哭起来。这时候她才明白刚才那个炊 事员对她的一片好心,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 更倒楣的还是那个炊事员:干部们说他想勾搭哑巴寡妇,故意多打给她一些, 不配当炊事员,让他离开食堂,跟社员一起下地生产。炊事员在食堂里一向是放开 肚子吃饭的,如今肚子饿得咕咕叫,还不敢说,只能后悔自己不该心肠一软,如今 丢了“金饭碗”,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看看在生产大队实在混不下去,就写信给应之光,请他赶紧帮我在江西谋一 个吃饭的地方,工资待遇什么的,就都不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