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小四清运动见闻 一九六二年,是大陆政治和经济转变幅度比较大、速度也比较快的一年。 经济上,贯彻《农业六十条》,发动农民开荒自救,新开荒地,谁种谁收,三 十年不变。农民吃足了大集体的苦处,对“一大二公”已经失去了信任,一听允许 开荒,人人拥护,至于这个政策管多少年,反倒不怎么计较,因为农民通过十几年 来的亲身体会,也知道共产党的另一特点是说变就变:不变有不变的理由,变自然 也有变的理由。只要眼前允许开荒,就念阿弥陀佛。 允许“开荒自救”以后,别看社员们给“集体”干活儿的时候垂头丧气,太阳 晒屁股了还不想起床,一到了给“自己”干活儿,人人都起早摸黑,热火朝天,连 累都不知道了。开出来的荒地,适时种上玉米、土豆、白薯之类,当年就解决了饥 饿问题。接着农村食堂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散伙儿,又恢复了一家一灶的“老谱儿”。 通过“反五风”运动,又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扭转过来。工农业重新开始走上 稳步发展的道路,人心也逐步安定下来了。 政治方面,毛泽东退居二线以后,总觉得自己是被供在中南海的一尊偶像,而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背着他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于是爱搞运动也善于搞运动的毛 泽东,又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小四清运动”,企图扭转“中 央立场”。其纲领性文件《前十条》,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的主要矛 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强调“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震聋发聩的“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口号,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在大陆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滥觞。 为配合小四清运动,天华山化工厂也成立了“整厂办公室”,由书记、厂长兼 任办公室主任,结合“精兵简政”,计划清洗一批有问题的干部职工,下放一批没 用处的干部职工。没有想到的是,厂部经研究以后,认为我的立场比较客观,对全 厂的职工也比较了解,居然决定吸收我参加整厂办公室,而且让我和化工车间一个 技术员叫高振奎的,负责检查整理全厂干部职工的档案材料,进行“摸底”,提出 第一批清洗、下放的名单。 领导暗示:精简人员,首先要把劳动力弱、家庭人口多的职工列为精简对象。 所谓精简,就是以“下放”为名,把这些“包袱”甩到农村去,留下强劳力,对生 产有利。 我很不同意这个方案,但是孤掌难鸣。高振奎是党员,又绝对听从厂长、书记 的意见,很快就造了一个下放人员名册,绝大部分是浙江人,我只好不说话。职工 的消息也很灵通,心眼儿活动的,就以各种各样名义给领导干部送礼。最后公布下 放人员名单,会走后门送礼的,大都留下了,精简下放的,反而是那些老老实实埋 头苦干的人。 接着研究清洗人员名单。高振奎提出两个人:一个叫刘思明,另一个叫刘祥云。 刘思明,也是化工车间的技术员,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组织能力,但是高振奎 总是不服气,跟他一向面和心不和。这次高振奎负责“摸底”,居然“摸”出他有 十大问题来:一、历史上是三青团员,二、散布反动言论,诬蔑共产党,三、自搞 一套,对抗领导,四、制造事故,破坏生产,五、逾假不归,擅离职守,六、不重 视安全生产,车间失火,七、伪装积极,混入革命队伍,八、关亲顾友,任用私人, 九、讲究吃穿,生活特殊化,十、和女工拉拉扯扯,有腐化倾向。 有道是“同行是冤家”,高振奎技术不如人家,十分明显,这是借机报复。所 举十大问题,除历史上确实参加过三青团之外,其余的都是“莫须有”。但是在运 动中间,我一个党外人士,又是个临时工,根本无法帮他辩解,只好悄悄儿给他递 个信儿,要他自己注意。 另一个刘祥云,我对他可以说是太了解了。他本籍河南,是一九四九年的南下 干部,分配在贵溪县粮食局当局长,不久就娶了一个当地姑娘成了家。这个人个性 爽直,工作认真,从来不会搞阴谋诡计。“大跃进”年代,他对当时的许多做法有 些意见,又不愿讲违心话,就公开在县常委会上发表“谬论”,县委把他和彭德怀 联系起来,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天华山畜牧场当场 长。在这个小天地中,他大小还是个头头儿,竟依然执行他那“右倾”的一套,为 此又被撤职,调到天华山化工厂木炭队当队长。他见烧炭工人干活儿没早没晚,天 蒙蒙亮就上山砍柴,天黑了才下山,拼死拼活地凑足了一窑柴棒,点上了火,就要 没日没夜地守着;好不容易熄火出炭了,还要挑炭下山,挑大米、蔬菜和生活用品 回窑,不但劳动繁重,生活也很艰苦,一个月四十五斤粮食的定量,根本不够吃。 他同情工人,每次厂部开会,他总给工人要求提高粮食定量和福利待遇,厂里缠不 过他,矛盾上交,说粮食定量是有标准的,厂里无法改变,让他找县粮食局解决。 他自以为是粮食局出来的,多少总还有点儿面子,就赶到县里去“为民请命”。他 没有想到:“人在人情在”,他一个开除了党籍的“下台”干部,手里已经没有什 么权力,新任局长不但不买他的账,还把情况反映到县委。县委认为一个下台的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那里上窜下跳,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个电话打到天华 山,把他的“木炭生产队队长”的官衔儿也免了,调到厂部,也不给他分配工作, 只发基本工资。他恼怒异常,常常跑到县委去要求工作,县委却拿他当神经病看待, 根本不理他。 他闲着无事可干,天天到田间水沟里去翻泥鳅、掏小虾,回来烧了下酒。遇有 工人上门来,就坐下来一起喝,边喝边发牢骚。每逢厂部召开干部会议,他自以为 大小是个干部,不请他也到会,叼着一杆旱烟管,坐在一角闭目静听,发现有不合 他心意的地方,就打乱别人的发言,站起来开炮,甚至把旱烟管在桌子上乱敲乱打, 大喊大叫:“你们这班无耻的奴才,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惯于欺上瞒下,不顾别 人死活,还像个共产党员吗?”厂长、书记碍着他是个南下的老干部,也拿他没有 办法。 这样的“刺儿头”,厂领导早就想把他作为眼中钉拔掉,但又没有别的借口, 无法开除他。这一回好不容易有了“社教运动”这样一个机会,就暗示高振奎整理 他的材料,想把他请走。高振奎把材料整理出来,我一看是“建议清洗”,拒绝签 字,认为处置不当。经厂领导再三研究,这才“从轻发落”,改为“下放原籍劳动 生产”。 我悄悄儿地通知刘祥云,要他做好回乡的准备。他倒坦然地说:“与其这样无 职无权地当干部,倒不如回家去自耕自食当农民,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第二批下放人员名单公布,刘思明被开除,当天就由民兵押送到贵溪县火车站。 刘祥云被下放回河南原籍,按一年工龄发一个月工资的标准,领了十多个月的工资, 还不到一千块钱。他是个硬汉子,别人的问题,他会大喊大叫,自己的事情,他连 一句话也没有,打起铺盖,说走就走,搭上便车,当天就回贵溪县城自己的家里。 没有想到的是:他老婆听说他被下放了,而且要回河南原籍去劳动生产,就跟 他翻了脸,两口子天天吵架,闹着要离婚,不肯跟他到河南去。刘祥云那宁折不弯 的性格,当然不会给老婆下跪哀求,而是痛痛快快地带她到办事处办了离婚手续。 仅仅十多天时间,下放证和离婚证同时拿到。他当即背上早就准备好的行李,搬到 贵溪饭店去暂住。 县里的干部,也不全都是势利眼,还有那么几个知心的、同一类型的老战友们, 摆下酒席,与他殷殷话别。他本来就嗜酒,遇上这样的场景,不免多饮了几杯。酒 落愁肠,醉得也快,醺醺然回到旅馆,那酒力发作起来,又烦又躁,时逢盛夏,旅 馆里的房间又小又闷,脱光了衣服,还是热得不行。干脆搬一张竹躺椅到大门外面, 光着脊梁躺在上面,一会儿就打开呼噜了。 老天爷也专门和他过不去,半夜以后,贵溪饭店突然失火,霎时间烟雾弥漫, 火光冲天。旅客们从梦中惊醒,急忙各抢各的东西,逃了出来。苦就苦了这个睡在 大门口的人,等到嘈杂的人声把他吵醒,他的房间里已经被火神爷所占据,无法再 进去了,只好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李和现金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刘祥云被大火烧得只剩下一条裤衩,脚下的一双拖鞋还是旅馆的。此去河南, 千里迢迢,这可叫他怎么回老家去?朋友们听说他遭了难,先把他接到家里住下, 然后去跟他的离妻商量,要她看在几年夫妻的份儿上,再分给他一点儿现金和他自 己的一些衣裳。没有想到是:这个女人的心肠像是铁石做成的一般,任凭朋友们磨 破了嘴皮子,那个女人根本无动于衷,咬定了牙关就是一句话:“我们俩已经办了 离婚手续,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朋友们气得直咬牙,一面骂那女人狼心 狗肺,反面无情,一面纷纷解囊,给他凑了几套衣服和几百块钱,这才凄凄切切地 送他上了火车。 等我听到这个消息,他早就已经到了老家河南了。 不久之后我到上海出差,意外地见他在延安路上摆一个小小的香烟摊。估计他 回到河南以后,仍然无法谋生,只好出来做小生意糊口了。回想他革命十几年,身 经百战,耿介一生,只落得如此下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我跟他聊了几句,从他 那里拿了一盒大前门香烟,递给他一百块钱,怕他落泪,就匆匆走了。从此再也没 有碰见过他。──这本是后话,这里一笔带过,后文不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