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三起三落做生意 第一节 操旧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虽然受了一个多月的牢狱之灾,总算平安回到家里,与父母妻儿团聚了。 人生苦短,能够落叶归根,未始不是好事。但是想想今后的生活,却又顾虑重 重。今年的八月中秋,是我的四十大寿,回顾半生走过来的道路,未冠即从商,可 说是一帆风顺,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挫折;而立前后,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三 起三落,艰难而曲折。如今进入不惑之年,再次跌倒,被迫返乡务农,但是体力已 经大不如前,一切还都要从头学起,困难可想而知。 我迫于形势,逆来顺受,天天都去出工。尽管我虚心向老农学习,可是现学现 卖,总不赶趟儿,不是完不成任务,就是闹出些笑话来。我干一天活儿,给我记五 分儿工分儿,实际上等于白干,社员们意见还很大,经常讽刺挖苦,认为我占了大 家的便宜。大队干部也不欢迎我这个门外汉,可是平时常在我家吃吃喝喝,又不能 对我太苛刻了。 这样过了几个月,社员们的闲话越来越多。生产队开会,都说我不是种田的料, 还不如依旧让我去搞副业,只要不出本县,每月交大队三十块钱买二百五十个工分 儿,秋后分给我一家七口基本口粮。这个方案,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就和大队签 订了一份儿副业合同,再次筹备搞副业。 四年前我搞副业没有成功,是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人人都饿肚子,没 那心思也没那经济实力染布做衣服。如今社员家家都种“扩大自留地”,自种棉花, 自纺自织,土布衣服又时兴起来。但是县城只有一家供销社经营的印染店,设备陈 旧,技术落后,更主要的是职工赚工资,多干少干一个样儿,因此收活儿不多,交 活儿拖拉,质量还不过关,顾客意见很大。鉴于以上情况,我决定重操旧业,再次 挑起染布担子,走乡窜村,染纱染布,也染旧衣服、旧毛线。 我技术过硬,染出来的东西,不论新旧,久洗不褪色,而且价钱公道,上门服 务,当时就能交活儿,很受群众欢迎。加上我解放前就开染织厂,方圆二三十里之 内的老年人都还认识我记得我,都说叫我染布又快又好又省钱。于是一口传十口, 十口传百口,逢三逢八县城赶集的日子,送上门儿来的活儿干都干不完。 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基本上不用挑担子下乡了。每天送上门儿来的活儿,要比 印染店收的活儿多得多。家里的小染锅也已经不够用,换上了大染锅,一家老小, 也都闲不住。当然,我赚的钱,也比印染店要多得多。 我手头有了几个钱,亲朋好友和生产队社员遇上周转不灵的时候,临时向我小 额借贷,我也总是有求必应。他们得到了我的好处,到处替我作义务宣传,名声越 传越远。结果,我的门前人进人出,生意兴隆,活儿多得做不过来,而印染店门前 却冷冷清清,无人进出,上班几乎没活儿可干。于是,我的噩运又来了。 当时的宣传,是越穷越光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似乎只有穷才是社会 主义,至少是穷才会干革命,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富就是资本主义,个人发财 致富,当然是绝不允许的。 印染店的生意被我抢过来了,没活儿可干,没钱赚,月月亏损,还要白发工资, 维持不下去了,经理就跑到县商业局去告我破坏集体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商业 局局长石友扬一听汇报,这还了得,当即采取行动,联合县税务局和市场管理委员 会的人,声势汹汹地冲进我家里,不但查封了客户的棉纱、棉布,抬走了染缸,拆 毁染灶,砸破染锅,连染料、工具也被洗劫一空,而且把我拘传到市管会去教育服 罪,坦白交待,勒令“退赃”,还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查封地下黑工厂,打击资 本主义复辟的美梦。 那一年,我父亲已经七十六岁,家中迭遭变故,本就体弱多病,这次又被抄家, 经不起一惊二吓三生气,心脏病突然发作,妻子急忙把他送进医院抢救,已经来不 及了,终于老命归天。石友扬听到这一凶讯,只好把我放了出来,回家料理丧事。 还把被抄的物资和棉纱、棉布之类都发还给我。 我无可奈何,只有忍气吞声,自认倒楣。好在赚来的钱没有被抄去,丧葬费用, 倒还拿得出来。父亲是木匠出身,一辈子布施棺材,自己的墓地和棺木,也早就准 备下了,倒不用我操心。于是及时入殓,准备安葬。 我父亲突然逝世的消息传了出去,亲朋好友纷纷赶来祭吊。其中有一位赵挺兴 先生,解放前是个火腿行老板,所产赵记金华火腿十分著名,畅销沪杭,远销海内 外。据说当时沪杭两地的火腿价格,都要他定,可见影响之大。解放以后,商业部 门只留下了他的老字号和老招牌,老板则几乎被扫地出门,日子过得很悲惨。他是 我父亲生前的好友,过从甚密。据他说,我父亲时常和他谈起,自己一辈子低人一 等,受人欺压,死后不愿黄土盖脸,被压在地下永世不得翻身,希望儿子给他青砖 砌库,留出窗户,不但透气,也好睁开眼睛看看这班作恶多端的凶神恶煞们究竟有 什么好下场。我听他这么一说,心想“孝不如顺”,当天就去请来工匠,按照父亲 的遗愿,建了一座砖库。 发丧的那天,送葬的队伍排得老长老长的,晚上吃豆腐席,居然也有十几桌。 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好几年没有的事儿了。 半年辛劳,赚了几个钱,害得老父因此丧命,所有积蓄,也抖落得干干净净。 我从此意志消沉,什么都不想干了。 但是一家六口,要吃要穿,生产队每月三十块钱的副业费,更是一分也少不得。 想到长子葛龙已经十八岁,应该让他学一门谋生的手艺,就请托人情,介绍到县建 筑公司学木匠,也算是继承祖业。每月工资十五元,全部交生产队,可抵一半儿副 业金。我自己呢,异想天开地去买来一台迸米花机,每天肩挑炉担,又开始我的走 乡串村、高声吆喝的惨淡生涯。每迸一炉玉米花、大米花或者年糕片,收一毛钱, 加糖精的收一毛二分钱。时间抓紧点儿,早出晚归,腿脚勤点儿,多走几个地方, 一天也可以赚三块五块的。尽管满脸乌黑,一身油汗,肩挑炉担,手拉风箱,一天 要走好几十里路,却比生产队一天十个工分儿的整劳力社员挣得还多。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儿子,起名葛彪。家里添丁进口, 负担加重,只要不刮风下雨,我天天挑起炉担走四方。照我想,我不再追求发家致 富,只求一家温饱,总不能还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吧? 没有想到的是:一天,我正挑着迸米花机在寺后街一带边走边吆喝,迎面碰上 了刚刚上任不久的白云镇镇长郑左军。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正在雷历风 行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看见我不下地干活儿,却挑着炉担满街上串,立刻把 火烧到了我的头上来,拦住了我的去路,沉着脸问:“葛月庆,你怎么不跟集体一 起从事农田生产,却干这投机取巧的营生?迸米花儿是浪费粮食的行为,你知道吗?” 这个郑左军,打手出身,诬陷起家,镇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历次政治 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他把一批批的人送进了劳改农场,他自己却步步高升,从 解放初的小学教师,一直升到今天的城关镇镇长。我一者心里最看不起这种人,二 者自以为搞副业是生产大队批准的,“官盐犯不着当私盐卖”,所以也不尿他,理 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怎么投机取巧了?迸出来的米花儿,都是人吃的,怎么叫浪 费粮食?咱们景云人过年都要切米花儿糖,你家里不迸米花儿呀?” 一句话噎得他回答不上来,吭哧了半天儿,突然想出了一个理由:“你这是走 资本主义道路!人民需要迸米花儿,政府可以根据人民需要组织迸米花儿合作组。 你个人单干,随便收费,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合法的!你知道么?” 我被他的气势汹汹乱扣帽子所激怒,放下了炉担,更不客气地回敬他:“你以 为资本主义道路就那么容易走么?请问镇长先生,解放前,咱们中国,哪怕就是全 世界,哪个资本家是迸米花儿迸出来的呀?要是迸米花儿也能迸出一个资产阶级来, 旧中国早就进入资本主义了,怎么还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呀?现在的政策,还允许 社员搞副业,我出来迸米花儿,也是生产大队批准的,我跟大队签订有副业生产合 同!” 别看郑镇长历次运动都是“尖兵”,除了会瞎扣帽子之外,真正的政治理论修 养,却又是一点儿也没有。他挨了我一噎一顶,登时火冒三丈,手指着我的鼻子, 尥着蹦地嚷:“你这个四类分子,还敢公开放毒!政策允许社员搞副业,不允许四 类分子搞副业!生产大队批准你,那是生产队犯错误,大队长也要受批评的。我是 镇长,现在我命令你,从明天起回到生产队从事集体劳动,不许再迸米花儿了!听 见没有?” 我劳改释放,没留尾巴,没戴帽子,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四类分子了?这时候 我才体会到“民不与官斗”的道理,如果我再跟他争执我不是四类分子,那明天就 不是不许迸米花儿的问题,而是要给我戴上帽子的问题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挑起 炉担,忍气吞声地回到家里。 郑镇长立即跑到东门大队,勒令大队部注销我的副业合同。有道是“官大一级 压死人”,大队长也爱莫能助,只好到我家来通知我明天下地去干活儿,同时责怪 我不该老是在城里转,让这位“左爷爷”碰上了,如今命令下来,他也没有办法。 我很后悔不该一时冲动,跟这种不讲理的人去讲什么理。要知道,真理只有一 条,歪理却有上千条。一旦歪理掌握在无知却有权的人手上,正如拿破仑说的那样: “强权就是真理”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