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四清运动当靶子 毛泽东一生最喜欢搞政治运动。在他当政的几十年中,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政 治运动,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也就在运动中大批产生。 我回家不到一年,小四清运动还没有宣布结束,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 思想的真正的“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由地区派下来的“四请运动工作组”,住进 了东门大队。 共产党搞运动的工作方法,首先一条,是“树立对立面”,也就是制造矛盾, 然后利用矛盾,解决矛盾。尽管四清运动针对的是大队干部,但是对大队里原来的 “对立面”,也就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首先必须“镇住”,不许乱说乱动, 然后再来利用矛盾,解决矛盾。因此工作组一下来,没有召集干部们开会,却先召 集四类分子开“下马威”会。 我劳改期间表现良好,立过一等功,释放的时候,鉴定写得也不错,不但没戴 帽子,还建议分配适当工作;就是从江西“压解回籍”,也依旧是“下放”的身份, 没有给我定过什么罪。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划到“四类”里面去的。但是那时候办 事往往“宁左毋右”,第一次到派出所报户口,所长就没决定我是社员还是非社员, 却说了一句“大队里要你去开会,你都要参加”。从江西回来,丁所长又说了一句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每次召集四类分子开会,都稀里 糊涂地把我也叫了去。我知道这事儿绝不能问,一问准给自己赚一顶帽子来戴戴, 只好忍着。这一次工作组召集的会,当然也不会忘记我。 会场设在李氏宗祠内。这种会,我知道不过是听听而已,反正我不是四清对象, 自己又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怕人家抓,所以吃过晚饭以后,不慌不忙,按步当车,慢 慢儿地向李氏宗祠走去。 没想到进入会场,四类分子们大都已经到齐,公社王书记和工作组成员坐在会 议桌后面,都点过名了。王书记发现我还没到,一拍桌子,大吼了一声:“葛月庆 怎么没到?派个人到他家里把他抓来!”刚说完这一句,一眼看见我,拳头在桌子 上“咚”地一擂,喊了一声:“葛月庆!”接着拔出腰间的手枪,“啪”地拍在桌 上:“今天只许你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坦白交待,要有一点儿不老实,老子就用这 家伙枪毙你!” 对于他这种装腔作势的下马威,我打心里好笑,就不阴不阳地顶了他一句: “只怕我没有这么大的罪,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吧?” 这句话更加惹怒了王书记,立刻把手枪从桌子上拿起来对准了我的胸口,大发 雷霆:“你说我没那么大权力么?对你这样的反革命,我就有权枪毙你!” 在场的四类分子们,吓得心惊胆战,眼都直了。我见王书记并不敢把子弹推上 膛,也知道他是外强中干,装个样子而已,就不去理他,管自找个空档坐了下来。 王书记干在那里下不来台,还在那里晃着手枪大喊:“葛月庆,你给我站出来!” 我见他不依不饶的样子,心里更加反感,就闷声不响地站了起来,走到会议桌 前面,装得低声下气地问:“请问王书记,有什么指示?” 王书记黑着脸冲我大叫:“你给我好好儿坦白交待!” 我沉着地反问:“要我交待什么问题?” 他又拍了一下桌子:“交待什么,你自己知道!” 我继续顶他:“我自己知道的问题,历次运动中都已经彻底交待过了,没有必 要再交待了。” 王书记被我气得怒发冲冠,右手食指直点到我的脑门子上,声嘶力竭地大喊大 叫:“你开设地下黑工厂,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取缔以后又四处流窜迸米花儿,浪 费粮食,破坏农业生产,难道这些不是问题?你都交待了没有?” 我一声冷笑:“我葛月庆搞副业,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没有共产党干部批准, 我敢胡来吗?水有源,树有根,你要说我搞副业有罪,请你去问生产队吧!” 王书记说起来还是个打游击出身的“老革命”,但也只有这三斧头的水平,三 斧头砍过,就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了。工作组成员见闹成了僵局,就 出来打圆场:“对于敌对分子,我们也还是坚持说理斗争的。今天并不强迫你认罪, 先回去好好儿反省,认真写成书面材料,把问题交待清楚。”叫我回到四类中坐下, 接着向大家宣读了“二十条”文件,就宣布散会了。 我走出大门,四类中有个人嗫嚅地向我说:“你这个人真是老虎胆,我们都替 你捏一把汗呢!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嘛,你跟他们当官儿的,顶什么嘴?” 我笑笑回答:“不是也有一句话,叫做‘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么?我又 没犯法,他敢枪毙我?就算我犯了死罪,也不是他公社书记就可以枪毙的嘛!这不 是吓唬小孩子的把戏么?” 第二天,三里大队的李强到我家来串门儿。他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我跑上海 的时候他正在上海,就跟我认识了的。解放后服刑五年,回家务农。如今年近七十, 已经什么也不干了。昨夜四清工作队召集四类开会,他因为夜间行动不便,写了一 张请假条,托别人带去。工作队见了,火冒三丈,派人到他家去抓他到会。他无可 奈何,只好扶着手杖,步履蹒跚地走进会场。主持会议的是一个上尉军官,见李强 这副模样,用手一拍桌子,骂他是老顽固,是死不改悔的反革命,要他立正站好。 李强军人出身,加上年纪也大了,没什么可怕的,就用手杖敲敲桌子,大声地回答: “你是个什么官儿?要我立正?论军衔,你是上尉,我是上校,你见了我,应该向 我立正才是。解放军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待俘虏还不打不骂呢,你是解放军么? 想当年我审问共产党的时候,可不像你这样的态度,从来没有拍过桌子骂过人的。 咱们都是军人,军人不怕死,怕死非军人。希望彼此都要自重自爱,不要来这一套!” 那个上尉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只好叫他坐下,宣读了文件,就散会了。 我留李强在家中便饭,把昨夜和公社王书记的一场争吵说给他听,逗得他也哈 哈大笑起来。我们都明白,四清不是针对我们来的,再说我们也没有什么问题,根 本不用害怕。 懒汉李尚奎听说又搞运动了,立刻积极起来,多次主动找工作组反映情况。据 李尚奎的看法,东门大队有左右两个军师,在暗地里控制着干部们的行动。左军师 是刘德贤,外号“刘姥姥”,是县中清洗出来的教师,戴坏分子帽子;右军师是王 家槐,外号“绍兴师爷”,当过蒋介石的卫队,解放后从部队里清洗出来,戴的是 反革命帽子。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主意也特别多,虽然都是四类分子, 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却都听他们的话,真是言必行,计必从。因此东门大队的实际领 导权,已经落到了这两个军师的手里。当时的政策,贫雇农是依靠对象,李尚奎反 映的情况,当然特别重视。 不久,工作组召开社员大会,就公开点了这两个人的名。这两个“军师”,也 确实有点儿水平。他们先说向大队部提意见,是热爱集体、关心集体的表现,意见 对不对,采纳不采纳,全在大队部;然后站出来反戈一击:东门大队如果有问题, 也出在支部书记身上。他用老婆当会计,后来又用大舅子代理出纳,实际上掌握了 全大队的人权、财权。所有贪污、盗窃、瞒产私分等等问题,都是胡贵宝一手策划, 通过王晓春的名义实现的。因此,胡贵宝才是东门大队真正的军师。 王晓春成了四清的重点对象,忧心忡忡地跑到大舅子家里商量对策。胡贵宝实 际上是杆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平时似乎主意很多,门槛也很精,一旦碰见棘 手的问题,倒又没什么好办法了。想来想去,就说我闯荡江湖多年,对付共产党的 政治运动最有一手,不如向我讨讨主意看。他自己不敢来我家,就打发他的小娘子 到我家来,要我代他们出谋划策。 我这个人重感情,讲义气,见支部书记不拿我当外人,虚心请教,就义不容辞 地开导他们:“胆要大,心要细,不发火,不害怕,说理斗争,逐条反驳。”小娘 子带回这二十字真经去,王晓春还有点儿吃不透,居然在深更半夜里独自一人跑到 我家来向我当面讨教。我见他确有诚意,就直言不讳地分析:“共产党的历次政治 运动,大都是前紧后松,虎头蛇尾。别看运动一来声势汹汹,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 儿小,运动一过去,书记还是书记,社员还是社员。你是现任的大队支部书记,首 先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立场坚定,原则问题,绝不妥协,敢于跟坏人坏事作斗争,必 要的时候,还要来一个大义灭亲,做出点儿样子来给大家看看。反正四类分子交群 众监督就已经到了头了,不犯刑事罪,也判不了刑、坐不了牢,无所谓的。你这样 做出榜样,自然会得到上级的谅解,很快就会得到解放,官复原职的。” 王晓春得到我的指点,果然欣然而去,立刻行动起来。 过了几天,按照工作组的部署,先召开生产队批斗会,主要目标是胡贵宝,拿 我做陪斗,先从我这里开头,再引到胡贵宝那里,最后挖出王晓春,然后斗争会升 级,召开大队批斗会,揭发王晓春的问题。 工作组宣布开会,讲了讲今天会议的主要精神,就动员大家对我进行揭发批判。 冷场了好几分钟,一个举手的也没有。工作组连连催促,坐在角落里的丁设兴突然 大声叫喊,要求发言。这个人,出名的憨厚老实,平时沉默寡言,只知道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老婆教一句说一句,多一句话也不会说。大家见是他站起来开头炮,都 感到非常新鲜,人人盯着他看,洗耳恭听。 只见他站了起来,就指着我大声疾呼:“咱们生产队,有一座葛月庆开的地下 黑工厂。这是队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是要把生产队推上资本主义复辟的祸根儿。我 亲身到过这座黑工厂,染布不用先付钱,过五天去取布,没钱也可以先拿回来,以 后有钱了再付。我老婆就对他很满意,说是颜色染得鲜,价格也便宜,还可以赊账。 请大家想一想,危险不危险?他是要用这一套来收买我们贫下中农,要我们跟他一 起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哇!” 他的发言,引得社员们哄堂大笑。丁设兴还要继续发言,被工作组制止了,他 还站在那里瞪着眼睛不知道大家究竟笑的是什么。 第二个站起来检举的是老贫农李显德。他老态龙钟,满口没牙,其实年纪并不 太大,说话的声音也很宏亮:“我看丁设兴的检举不真实。他是老婆教他怎么说他 就怎么说的。我老婆是个哑巴,不会教我说话。我家生活特别困难,手头连一分钱 现金也没有,酱油盐醋都是靠老母鸡下蛋换的,抽烟就更没门儿了。工地一休息, 我看葛月庆抽烟,不免也嘴痒痒,就问他讨一筒黄烟解解馋。当时我只说他是个大 善人,现在看来,这一筒黄烟分明是一副毒药,毒害了我贫农的清白身份。这也是 葛月庆极大极大的罪恶。” 会场上又一次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工作组见在我身上做不出什么文章,哭笑 不得,只好草草收场,宣布矛头转向胡贵宝。 好不容易会场平静下来,“绍兴师爷”第一个揭发,他的发言有声有色,有条 有理,先说胡贵宝解放之初就有计划有步骤地设下了美人计,拉拢共产党员干部; 后来又利用支部书记大舅子的身份,霸占大队会计出纳权,唆使大队干部犯错误; 家里设置各种乐器,创办黄色俱乐部,演唱淫词浪调,毒害青少年;最后列举胡贵 宝用小恩小惠拉拢他的种种事实,说得既生动又确切,把胡贵宝说得抬不起头来。 社员们都在交头接耳,说三大军师内讧了。工作组认为这一炮火力很足,当场表扬 了“绍兴师爷”,宣布散会,决定广泛发动社员群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支部书 记开火。 揭发支部书记的会可真不好开。社员们心里明明有意见,要他们到大会上面对 面地揭发批判,却又都畏缩不前。人人都怕运动一结束,工作组一撤走,当地群众 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支部书记依旧是个父母官。有道是现官不如现管,小小老百 姓是得罪不起的。批判会上,大伙儿不是缄口不言,就是一问三不知。只有“刘姥 姥”事先得到了工作组的鼓励与支持,胆敢站出来,一宗一宗地当面揭发王晓春的 烂疮疤,完全暴露出他确实是个五毒俱全的四不清干部。 事实俱在,无法辩驳,王晓春深深懊悔当初不该佩服他的见多识广,不该喜欢 他的吹牛拍马,不该事事和他商量共谋,不该贪图便宜,接受他的礼物,更不该让 他当大队仓库保管员,以至样样事情他都知道,如今赖也赖不掉,只好流着眼泪频 频检查,连连认错。 四清运动进行了一年多,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另一个规模更大的、史无前例 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景 云县的学生,也学着北大、清华的样子,组织起红卫兵,在校揪斗老师,上街横扫 四旧,搞得热火朝天。 形势的突然变化,四清运动再也无法搞下去了。一夜之间,连屁也没放一个, 工作组就悄悄儿撤走,谁是“四不清干部”,也不再追究了,完全应了我的预测: 前紧后松,虎头蛇尾! 四清运动对大队干部固然可以不了了之,对四类分子却不能网开一面:在“文 化大革命”初期的一片混乱中,景云县人民法院匆匆忙忙地送给胡贵宝一张“管制 三年”的判决书。胡贵宝拿着判决书到我家里来,才知道我也收到了一张“管制一 年”的判决书,罪名是“私设黑工厂,进行剥削”。我不服判决,当天就写了上诉 状递交地区中级法院上诉。当时各机关单位正忙着组织大小战斗队,没人来管这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张“判处一年管制”的判决书,也就变成一张废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