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卖了家具买房屋 新上台的革联总头头们,既要对付“对立面”红联总,又要对付被赶下台去的 “一班人”,还要带领全县革命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就凭他们那点儿水平和本 事,确实够他们一戗,顾此失彼,也就在所难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只 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其余事情,放一放也不要紧”。对于我们这些属于“名 牌系列”的四类分子们来说,反正早就已经服服帖帖,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对我们的监督与控制,也就渐渐地放松了一些。 生产队里,人与人之间反正不是亲就是邻,只要上级不抓,只要我们自己不 “没事儿找事儿”,阶级斗争的弦,并不是绷得那么紧的。吃五谷杂粮,谁都有个 头疼脑热的时候;生活在人群之中,谁都有些大小杂事需要处理。人多地少,不是 农忙日子,活儿也不是那么多,只要随便找个理由,跟队长打个招呼,就可以请假, 反正不出工不记分儿,也没人盯着我究竟上哪儿去。 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我一个劳动力。当时一个工分儿还不到一毛钱, 要想靠我在生产队劳动养活一家人,简直是痴人说梦,何况我嗜酒如命,即便当了 裤子,顿顿饭也少不了半斤黄汤。自从父亲故去以后,手头积攒的几个现钱,早已 经用得差不多,家里早就已经是白薯丝儿当主粮了,如果不再想想办法,一家人就 有断炊的危险。 我借了个因由,向队长请了几天假,偷偷儿溜到了杭州,想把涌金门那几间房 子的房租收一收。如果有合适的买主,干脆把它卖了,先顾一家人的活命要紧。 杭州的市面貌似繁荣,实不景气:店里货架子倒是装得满满的,但是生意不好。 动乱的岁月,几乎人人都打着得过且过的主意,谁都不想买东西,跟五六年前货架 子上根本没货适成对比。 到了涌金门,即便我再不愿意,也不得不先去看望宝宝的父母亲。 我本来只想打听房屋的情况的,但是宝宝的父母亲见到了我,却不由自主地先 跟我谈起了他们家的事情。根据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处境当然很不美妙:丁贵是国 民党反动军官,从“大革命”一开始,就被送进“专政队”集中起来了,根本就不 许回家来;他们自己解放前是小业主,解放后靠收房租过活儿,自然属于“资产阶 级”范畴,已经被抄过两次家,把所有存款都作为“剥削收入”抄走了,尽管没有 被扫地出门押送回籍,也已经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队伍中,只要街道上开批斗 会,他们两口子都得去陪斗。 宝宝在上海的处境更不好:尽管她已经与国民党团长施人龙离了婚,但是“反 动军官太太”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加上当年曾经与我同居,后来又与两个十分年轻 的小白脸儿勾搭成奸,在里弄中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所以在红卫兵上街“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的时候也被拉去游了街,脖子上还挂上了好几双破鞋。 巧巧已经是大学生了,可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当不上红卫兵,一气之下,离 家出走,跟同学们到外地“大串联”去了,至今不知下落。小杨不但自己没有工作, 连父母都靠宝宝养活,所以倒还没跟宝宝离婚,不过看样子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他们问我在景云处境如何,我想想犯不着在他们面前诉苦,就撒了个谎,说是 自己没参加任何一派,也没受到任何冲击。这次到杭州来,主要是看看房产是否受 到损失。 一提到房产,宝宝的父母告诉我:在杭州,凡是靠房租收入生活的人,都被划 为“房产主”,按资产阶级对待。属于“革命造反派”的住户,扬言出租房屋是 “残酷剥削”,不但拒付房租,还有长期侵占的意思;属于“革命对象”的住户, 有的家里已经没有户主了,老人孩子,根本就付不起房租,有的户主已经被红卫兵 轰出城市,房屋也就被红卫兵占据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不能再提卖房的事儿。即便政策允许我卖房,而且能 够找到买主,谁也无法把这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请走。更糟糕的是:我去看 了存放那一套红木家具的房间,只见锁已经被红卫兵撬开,所有红木家具,都被他 们搬出来胡乱使用。这一套家具,想当年我是用十两黄金买来的,如今被那帮革命 小闯将们糟蹋得满是划痕,再不善加保护,就要散架了。可是我自顾不暇,怎么还 能保护它们呢? 考虑再三,房屋不许卖,家具总还允许卖吧?但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找一个收 买红木家具的人,可太难点儿了。那时候,被红卫兵抄家砸烂了的红木家具在信托 公司里堆得满满的,大都被小木作买去改制红木筷子和小盒子了。我托了许多人, 总算朋友帮忙,看在我的红木家具是一整套的份儿上,居然给我找到了一个买主, 讲定六百块钱整套出售。这个价格,按银行牌价连二两黄金也不到,简直是半价又 半价的廉价处理。但是再一想:如果不卖,结果无非是被红卫兵小将们拆成劈柴, 那时候,可就连二钱黄金的价格也收不回来了。 卖了红木家具,我又到西湖文物商店卖了一只钻石戒指。那年月,钻石戒指也 不值钱,那只戒指,是我花一千万旧币买进来的,如今只卖了三百三十元,正好是 原价的三分之一。想想这东西如果被造反派抄走,我连一分钱也落不下,只好忍痛 牺牲,但求出手。我自己安慰自己:过了荒年有熟年,何况钱财是身外之物,能卖 几个钱,总比让造反派白白拿走的强。 我正打算藏起这将近一千元的“巨款”返回景云,忽然同乡人蓝明扬来访。他 是仙都中学前校长蓝文秀的儿子。蓝校长是个畲族学者,解放前全家住在校舍里, 没有房产;土地改革中,把地主王指津的半座房子分给了他。蓝明扬来找我,一者 知道我至今没有自己的住房,二者知道我刚刚出售了一套红木家具,手头有六百块 钱,表示愿意把这半座房子廉价出售给我。 王指津的这半座房子,解放前出租给电报局,正房两间,厢房两间,上下两层, 半中半西,宽大明亮,还带一个大院子,坐落在东门魁星阁脚下,是个理想的住宅。 一问价格,开价五百,几乎也是半买半送。我知道错过了这家村,可就没有这家店 了,就托同乡人王宏章做中说合,最后以四百五十元成交。算起来,一套红木家具 换来了半座住房,里外里我并不吃亏。 我回到景云,想到自己在城里有了住房,子女也不会再回乡下,干脆一不做二 不休,把乡下祖遗的两间旧屋也廉价处理了,换回一批木料来,翻修了一下门窗, 添置了几件家具,择吉迁入新居。“文化大革命”讲究破四旧,加上我的身份,除 了做几个好菜全家共贺之外,只请同院的邻居一个客人,倒省了我一笔请客送礼的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