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的芳邻“羹饭牌” 我跑了一趟杭州,卖了两宗用不着的东西,不但捡回来半座房屋,手里还一下 子有了四百多块钱,心里不由得又活动起来。 我这个人,杯里不能有酒,囊中不能有钱:有酒就想下肚,有钱就想发财。看 看杭州的商店里货物堆积如山,而景云县各商店里由于层层夺权,只顾闹“革命”, 没人促生产,货架子空了也没人管,快要连牙膏、牙刷也买不到的地步了。再看看 大队对四类分子监督逐渐放松,隔了一段日子,我又偷偷儿跑了一趟杭州,看见混 纺毛线色彩鲜艳,价格便宜,就贩了一批回来,私下里出售,除去来回川资,也有 两成利润。 王指津的这座房子,土改中半座分给了蓝文秀,半座分给了一个土改积极分子 耿凡白。此人三代贫雇农出身,土改中入党,突然从低矮潮湿的土坯房搬进宽敞明 亮的大院子里来,简直一步登天了。特别是蓝家土改之后不久就搬到杭州去住,尽 管房间锁着,至少两家共有的“客堂”和大院子,都归他一家使用了。耿凡白是个 纯文盲,大字不识几个,却凭他三代贫雇农、土改积极分子、党员这三块响当当的 牌子,在大队干部中也有了他一席之地。他的权力不大,也没有向上爬的野心,唯 一缺点就是好贪点儿小便宜。那年月,大队干部是“土地爷”,社员家里凡有婚丧 喜庆,不论是老人做寿,还是孙子满月,都要请大队干部来坐上席。别的干部,多 少还要摆摆架子,并不一请就到;只有他,不但随请随到,而且不分亲疏远近,每 请必到,甚至不请也到。当地习惯,逢年过节,或者是先人的寿日忌日,都要备下 酒菜祭祀祖先,俗称“做羹饭”。这种“家宴”,一般说来是不请大队干部的,独 有他,连这样的祭祖家宴也主动去吃,因此人们就根据他的大名“耿凡白”给他起 了个外号叫“羹饭牌”。 我既然决定买蓝文秀的这半座房子,当然也考虑过如何跟这样的芳邻相处。我 在东门大队住了那么多年,对“羹饭牌”的为人,当然是很了解的。此人虽然爱占 小便宜,却并不是恶人。正因为如此,大队干部年年改选,却年年有他。照我想, 只要我执行“睦邻政策”,多请他喝两盅,多给他点儿便宜,这样的人估计并不难 相处。 我从杭州运回混纺毛线来,而且还要出售,这样的秘密,当然不能瞒他。因此, 当他老婆来我家“看货”的时候,我让她自己选了一斤。她假装疯魔地说“我可没 有现钱哪”,我也就送个顺水人情:“远亲不如近邻,什么钱不钱的,只要你不嫌 次,拿去打给孩子们穿吧!” 在我,原以为这个土地爷的“供”已经上过了,却没有想到“羹饭牌”的胃口 越吃越大,区区一斤混纺毛线,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他自己没本事赚钱,却 又妒忌我赚钱太多,他得到的好处太少。再说,自从我迁入新居以后,我的这半座 房屋修整一新,他的那半座房屋依旧破破烂烂;何况共用的客堂和院子,他再也不 能独占,于是,出于贫农的阶级本能,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革命形势” 稍一紧张,这个似乎还不太恶的大队干部,就自觉地站了出来,拿我开刀了。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以后,随着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位大员的倒 台,全国掀起一股“清查五幺六分子”的热潮,机关实行军管,企业学校进驻工宣 队。没有“五幺六分子”可查的,就把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漏 网右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文件发到东门大队,大队干部们关起门来开会,研究拿 谁做典型的时候,“羹饭牌”就历数我的罪恶,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是资本主义复辟 的典型,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严加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