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辗转跋涉为逃命 走出山口,就是永嘉地界,眼前是一溜儿下坡,走路省力多了。但是我却站住 了脚,迟疑起来。 昨天晚上离家之前,我是打定了主意,决心想逃到永嘉去继续闯荡一番的。这 并不是我的灵机一动,而是有我的思想基础。 按照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浙江省一省之内,就有三个主义:杭州是修正主义, 因为省委在这里;金华是帝国主义,因为这里武斗最最激烈;温州是资本主义,因 为在温州,特别是在永嘉,农业方面,全国早就在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了, 永嘉却还在坚持“包产到户”,也就是变相的分田单干;手工业方面,只要有三个 党员,能够组织起一个党支部来,就可以申请办工厂,就可以招收带股入厂的工人 和职员,名为集体企业,实际上走的是私营工商业的路子。我觉得自己在那个地方 一定可以发挥所长,打出一个天下来。今天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去探探路。 但是等到我果真踏上了永嘉的地面,却又犹豫起来了。 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即便有永嘉这样的地理环境,手里没有资本,还不一切都 是空的?凭我的技术么?怎么证明?我是有学历文凭,还是有人证物证?再说,不 论是工业还是商业,没有过硬的人际关系,技术再先进,产品再精良,压在仓库里 销不出去,不也等于零么? 在永嘉,我几乎一个朋友也没有,在这种既无人又无钱的前提下,要想“白手 起家”,实在也太难点儿了。特别是今天全国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明明是在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口头上谁也不承认,打的旗号和牌子,还得是社会主义。我 冒冒失失地闯了去,即便有了发展的机会,不拿我这个“外人”当典型开刀,那才 怪哩! 不错,做买卖,人熟是一宝。我的人际关系,主要在沪杭江西,江西已经去不 得了,那么,再到沪杭走一遭儿如何? 我自问自答了许久,终于缩回了脚步,向后转了。我想到离这里不远的苦竹大 队有我一个表哥应鹤寿,抗战期间他逃壮丁,得到过我家的资助。他家是贫农,如 今大小也是个村干部,家里住的又是独门独院儿,暂时在他家隐蔽几天,估计总不 会有问题的。 主意打定,我大踏步地朝苦竹村走去。 也就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到了苦竹村。这里我以前来过,不用问路,直接就 进了表兄的家。更巧的是他一早出工,刚从地里回来歇晌。几年不见,他已经子女 满堂,大女儿都十七八岁,小的一个也已经上了小学。表兄见了我,一面递烟递茶, 一面问长问短,最主要的还是问我到苦竹来有什么事情。这时候,他的小儿子凑到 我的跟前来,摸着我左臂上戴的白布上写着黑字的袖章,歪着脑袋读出声儿来: “反革命投机倒把犯。”还一个劲儿问我什么叫做“投机倒把”。直到这时候,我 才醒过茬儿来:昨天晚上出门,因为是假装到自留地砍菜,忘了把“白袖章”给摘 下来了。 什么叫“白袖章”?原来最早的时候,革命派给我挂的是一块硬纸做的牌牌儿, 只为宣布过上床以前不许摘除的命令,所以一天到晚挂着;后来因为这牌牌儿妨碍 干活儿,不知道哪位明公二大爷又别出心裁,发明了“白袖章”。我戴惯了,不以 为意,几乎就没感觉到有这东西存在。乡下孩子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大惊小 怪,不足为奇。刚才那个种山的老者能一眼看出我是个“逃犯”,不也正是这玩艺 儿告诉他的吗? 我意识到在表哥这里是无法隐藏的了,就编了一篇瞎话,说是奉大队革命造反 派的命令,到南乡来寻找虞梦璋的一个堂弟,打听虞梦璋的下落,好给我证明解放 前的一段历史。表哥半信半疑,给我讲了许多忠诚老实的大道理,留我吃了午饭, 我就赶紧告辞了。 表哥和我已经是两条道儿上跑的车,我带着“反革命”的臂章进了他家,能够 客气地招待留饭,就已经很不容易,我不能再怪他什么。 走出村外,见前后无人,我急忙把“白袖章”摘下来团成一团儿,塞进路边山 岩的石头缝儿里,一边自言自语:“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如今摘了反革命的牌子, 远走高飞,我要自封为人民了。” 我的设想,是从壶镇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道杭州、上海。下午五点多钟,我 到了潘村。我知道从这里到壶镇有一条小路,但是我没走过。再说,我奔波了一夜 一天,也确实累了。想起这里有个潘春生,跟我家带点儿远亲,以前他进城来,老 是在我家歇脚吃饭,如今我路过这里,借宿一宵,应该说总是可以的吧? 我找到了春生家,两口子见是我突然来到,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他老婆急忙 煮了鸡蛋面打了酒来款待我。春生问我下乡来干什么,我也不隐瞒,明说大队造反 派揪斗我,要动武,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再次外逃。听了我的这番话,春生的 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 我心里明白,那年月,潜逃的“反革命”,有如洪水猛兽,谁都怕沾上,他一 个小小老百姓,害怕株连,也是情理中事。当即告诉他,我打算去壶镇水口村,不 会在他家久住,难的是不认识这条小路,只求他给我雇一个可靠的带路人,送我到 壶镇。春生虽然胆小怕事,对这样的要求,还是一口就答应了。他也不敢去找外人, 把他哥哥春明找来,求他陪我走一趟。他哥哥不大进城来,跟我不太熟,他弟弟也 没跟他说明原委,所以并不推托。当时说定第二天一早上路,先把我安排在他家楼 上歇息,再三嘱咐我不要露面。我又困又乏,脑袋一挨着枕头,就呼呼睡熟了。 第二天天一亮,春生老婆就做好了饭,让我和春明吃饱了,趁清晨天气凉路上 没人,早早出发。 从潘村到水口,路并不远,只是要翻过两条岭,走起来比较累。上午九点多钟, 远远地就看见水口村了,春明不愿意进村露面,我也不勉强,谢过了他,就自己一 人进了村。 我要找的人叫于堂福,是当年江西山场的一个伙计,很聪明又很老实,我特别 赏识他,让他多管一些事情。山场出让以后,我知道他回景云来了,今天是否在家, 只能碰运气。 进村一问,找到了他的房子,两口子都在家里,见我突然降临,欢喜不尽,急 忙打酒烧点心。我的处世哲学,是“老婆面前不说真,朋友面前不说假”,三句客 气话讲完,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我的处境和来意。堂福究竟是个出过门见过世面的 人,有胆有识,当即给我准备了钞票、粮票,又给我一套干净的换洗衣服,先把我 送到宫前村他姨妈家,然后到壶镇汽车站买了当天下午两点钟到金华的班车票,又 买回酒肉来,就在他姨妈家为我碰杯送行,祝我一路顺利。 看看到了一点半钟,他送我到汽车站附近。壶镇是景云县第一大镇,为避免碰 见熟人,特别是造反派,我们远离汽车一百多米观察动静。眼看着所有旅客全都上 了车,没看见有熟人,这才放了心,直到离开车时间只有两分钟了,他才和我握了 握手,又推了我一把。我跑步过去,最后一个挤上了车,刚刚找到座位,车子就开 动了。汽车出站,我还看见堂福在路边向我频频招手。 当天下午五点钟,终于平安地到达金华。按照老规矩,硬硬头皮找到“铁杆哥 儿们”麻振声家中。老朋友了,没得可说,先酒饭招待,然后陪我到火车站。那年 月,车站的秩序乱极了,到处都是串联的红卫兵,列车也不正点到达,售票处根本 买不到任何票子。好在麻振声长年在金华从事运输业,跟火车站的人全都熟识。他 把我从货站口送了进去,等到第一列从南面开过来的客车一靠站,就把我推进车厢 里去了。 七月十日,阴历六月十五,我平安走出杭州车站。一路上既没人查票,出站的 时候也没人要我补票。 涌金门我自己的房子仍被红卫兵占领着,我不敢在这个时候亮相,只好到王宏 章的家里先住下来再说。 想想这一次出走,虽然不像上一次那么惊险,但如果不是沿途有那么多亲友护 送,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到了杭州,才知道这次运动樊崧甫也挨了斗。毛泽东保了郭沫若,保了宋庆龄, 却没能保得了这个当年放他一条活路的“白马将军”。连樊崧甫尚且不能自保,其 余“国民党残渣余孽”,就更不在话下了。看起来,上海这条路,我试也不用试。 景云县的红联总,后台是杭州的“红色风暴”。红联总的头头儿们在县里打了 败仗,纷纷逃到杭州来要求庇护。但是“红色风暴”总部在杭州的派仗中同样一败 涂地,日子也很不好过,自顾不暇,谈何保护别人。红总头头儿在杭州呆不下去, 有到南京告状的,有到北京告状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转变态度上。我 心里隐隐感觉到:这样的希望,简直是与虎谋皮,痴人说梦! 王宏章家里不是久居之地。我到哪里去是好呢? 一天,我到火车站去打听消息,突然和同一大队的青年胡陈贤走了个脸对脸,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他问我要到哪儿去,我随口应了一句“去上海”。他说他也去 上海,要和我一路走,我借口在杭州还有许多事情要办,行无定期。他问我住在哪 里,我随口编了个旅馆的名字。他说晚上来找我,我们就分手了。我心里直打鼓: 我的“畏罪潜逃”,估计大队一定已经向社员宣布了,但他却没问我一句,这是什 么意思?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会不会在后面钉我的稍,找到了我的住 处以后,就给景云打电话呢?在这样的时候,我不能不多长一个心眼儿。一旦被抓 回去,我可没命了。 我不敢立刻回王家,钻进一家小饭店,要了一碗阳春面,躲在角落里慢慢儿吃 着,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直到确证他没在钉着我,这才回去跟王宏章说起我今 天的遭遇。 王宏章的看法,我跟这个姓胡的并没有矛盾,偶然相遇,人家即便知道我在逃, 一般也不会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何况人家出门,一定有事情要办,并不是专 来抓我,叫我不要疑心生暗鬼。我呢,第一认为姓胡的不会那么好心,第二觉得已 经露了形迹,即便他不想揭发我,碰见同乡人也难免要提起这件事情,因此,无论 如何我是不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何况我在杭州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干,还是挪动一 下地方的好。当然,上海是绝不能去的了。 王宏章听我这样说,也不坚持。我向他借了五十块钱,他又给了我一个旧旅行 包装东西,当夜就乘45次特别快车去了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