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莫须有的“台风” 第一节 社会治安指挥部 我从大街上这么一走,地方小消息传得快,片刻之间,就通街都知道我被抓了 回来。铁算盘等人把我送进贫宣队,算是完成了任务,和赵小丑一起走了。我母亲 和子女得到葛龙的通知,首先跑来看我,接着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也纷纷来到。妻 子还是老规矩:每次我被押解回原籍来,她总是炒一碗米粉干,烫一壶竹叶青,最 后一个来,把酒饭递到我手上以后,就默不做声地躲到一边儿去偷偷儿抹眼泪。 我一边吃着喝着,一边高谈阔论,大谈江西福建生活富裕,胜过景云好几倍。 几个贫宣队员看押着我,也无计可施,干脆什么都不管,假装没听见。我一壶酒还 没喝干,镇革委会主任突然闯了进来,先轰开闲人,然后一迭连声催我赶快吃,说 是要“转移”了。我其实已经吃饱,一推饭碗,提起酒壶来嘴对着嘴“咕嘟咕嘟” 一口气把壶里的剩酒喝干,往我老婆手里一塞,精神焕发地朝主任一扬下巴颏儿, 意思是说:“我吃饱了,咱们走吧,看你把我送到哪里去!”看起来, 就像去上 任当官似的那么高兴。 主任也不多说话,示意那几个贫宣队员押着我跟他走。来探望的人逐渐散去, 我老婆要打听我究竟去向何方,把装着空酒壶、空碗的篮子往女儿手中一塞,让她 先送奶奶回去,自己紧紧跟着。 以镇革委会主任为前导、四个贫宣队员两前两后押着我,后面跟着我老婆及一 些好奇的人,排成一字儿长蛇阵,出了贫宣队,迤逦向西。我估计一定是送到西乡 会馆那个人间地狱般的“四类集训队”去。面对灿烂似锦的“光明前途”,我依旧 满面带笑,步履从容,只要碰见熟人,总是主动招呼。走不多远,却到了一个挂着 “景云县社会治安指挥部”的大门口,两边有带枪的民兵站岗,我被押了进去, “闲杂人等”,就被截在了门外。 “县社会治安指挥部”,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去年我离开景云的时候, 县里还没有这个“衙门”。我到福建之后不久,随着全国范围开展整顿治安、打击 刑事犯罪活动的需要,又由于公检法系统不是瘫痪就是被砸烂,各县先后成立了办 公室或者指挥部,以民兵和各造反派为骨干,直属县革委会领导。所抓的和所关的, 大都是轻微犯法分子,如流氓、小偷、打人、盲流之类。是外地人,通知当地来领; 是本地人流窜在外地的,派民兵去接回来,关押审查。 我被送进这里来,立刻松了一口气。我是个在大海大洋里经过风浪的人,这样 的小河沟,还能翻得了船么? 等到我被关进来之后,方才知道景云县的“社会治安指挥部”与外地的完全不 同:这里既没有一个流氓小偷儿,也没有一个盲流分子,所抓所关的,居然都是两 派斗争中失败一方的“坏头头儿”。具体地说,就是被赶下台的那些县委干部和红 联总的头面人物。我算是哪棵葱?怎么也被送到这里来了? 在官本位社会中,一切都以官衔儿高低分上下,就是关进监狱里,也要根据官 衔儿的大小分三流九等区别对待:属于县委正副书记、县政府正副县长、红联总正 副大头目一级的,大都一个人关一间房间,有床有桌有《人民日报》和《浙江日报》, 伙食也好些;属于县委委员、正副局长和小头目一级的,就四五个人关一间房间, 一人一张木板铺,只有《浙江日报》,伙食中等;其余虾兵蟹卒,就十几二十来人 关一间房间,睡的是人挤人的统铺,什么报纸也没有,要知道国内外的新闻,只能 听那从早到晚几乎不停的有线广播,伙食嘛,那当然是最次的了。 至于我,也不知道“当局”是怎么看待我的,我跟两派斗争不沾边儿,被划为 四类,应该是敌对营垒中人,把我送到这里来就已经“敌我不分”了,居然还特别 优待我住了一间“单间儿”。不过这间小房间也实在太小了,最多只有四平方米, 窗户极小,门上也没有玻璃,当然整天关着,地上铺着一堆湿漉漉的烂稻草,这就 是我的“地铺”了。关在这种阴暗、潮湿的“单身房间”里,真还不如坐班房,简 直就和关禁闭差不多。我无可奈何,只好盘腿打坐,静静地练我的气功。 一连三天,除了送饭、放茅之外,没人来问过我一句话。到了第三天,一个民 兵把我解送到一间空阔的房间里,一张桌子后面坐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看样子,算 是提审了。他们示意我在一张小板凳儿上坐下,男的问话,女的记录,说的是外地 口音。照例问过姓名、年龄等等之后,直切主题:问我可认识麻振声其人。我立刻 警觉起来:他们莫不是外调人员吧?麻振声与我是生死之交,情同骨肉,历次运动, 都没有问题,难道这一次也沾上了?一闪念间,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当即模棱两可 地答复说:“好像有点儿印象。”那女的插了一句:“你能说说他的历史情况吗?” 我摇摇头:“我患了健忘症,自己的一生历史还记不清呢,别人的历史,那就更加 说不清楚了。” 我这样推托,那男的不但不生气,反倒摸出一包西湖牌香烟来,自己抽出一支, 把剩下的都递给我,很和气地说:“一时想不起来,也难怪。先抽支烟提提神醒醒 脑,尽可能地回想一下,想起多少来就说多少。”说着,他自己点上了烟,又把火 柴递给我。 这种烟,不抽白不抽。我老实不客气,点上了一支,在吞云吐雾中闭上了眼睛, 装作沉思的样子。一个监管民兵看见了,手执藤鞭,奔了过来冲我大吼大叫:“监 房里不许抽烟,你知道不知道?”说着,扬起藤鞭,就要打人的样子。 我镇定自若地回答:“我没有烟。也不知道这里是监房,更不知道有什么监规。” 接着指指提审人员:“烟是他们给我提神醒脑的,脑子清醒了,好交待问题。” 监管民兵吃了一个大窝脖儿,看了提审人员一眼,灰溜溜地走了。 我不慌不忙地抽完了一支烟,提审人员问我脑子怎么样,想起什么来没有。我 翻着白眼,假痴假呆地说:“刚才已经想起一点儿来了,被他藤条一晃,又忘光啦! 对不起,请等我脑子清醒了以后再问吧。” 两个外调人员也无可奈何,小声嘀咕了几句,收起卷宗,叫我好好儿想一想, 他们过一个星期再来,就出去了。桌上遗下大半包香烟和半盒火柴,我急忙抓过来 藏在兜儿里。心想:这一趟可不吃亏,透了半天风又赚了半包烟! 过了一天,东门大队新任支部书记李继英会同公社分工管政法治安的副书记王 金保提审来了。李继英是个“文革”前考不上大学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贫农成分, “文革”中造反起家,投靠革联总后突击入党,当上了大队党委青年委员,四清中 整王晓春最积极,又突击提干为大队副书记。看样子,王晓春终于被整了下去,由 这个根正心也红的好苗子接替了。王金保是文盲一个,打手出身,是公社王副书记 的左膀右臂,只为他打人特狠,手底下又有一帮人,夺权声中,王副书记坐上了白 云公社党委书记的宝座,改组党委,把他推上了副书记的位置,专管治安,实际上 就是专职抓人、打人。那年月,不但党政不分,党法也不分,只要是支部书记,既 不问他识字不识字,也不问懂不懂什么叫法律,就可以人模狗样地坐在审判席上问 起案子来。我一看是这两个宝贝来提审,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他们对我什么都清 楚,还有什么好问的? 他俩倒也干脆,开口就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罪行没有交待, 才畏罪潜逃。他干脆我也干脆:“上年你们组织学习,开我的批斗会,要动棍棒, 我不是‘畏罪潜逃’,而是‘怕死外逃’。远走高飞,只为逃命,没有别的目的。” 他们反复追问我还有什么罪行没有交待,赶紧坦白,早坦白早释放。我心中有数, 咬定牙关,只说历史已经彻底交待,而且已经由上海法院处理过了,此外没有任何 犯罪行为。两位土地爷也没有别的办法,递给我三张纸,要我写交待材料,想起什 么就写什么。我也不置可否,揣上三张纸,回到“监房”继续静坐练气功。 第二天,两位土地爷又来了,问我可有坦白材料写出来,我回答说没有。于是 王金保就反复交待政策,无非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一套老调调儿,无非是骗骗 没有经过运动锻炼的雏儿们的;凡是经历过运动的人,谁都不会上当受骗。说到最 后,我一口回绝:如果发现我有犯法行为,甘愿负法律责任。王金保没话可讲了, 支部书记忽然嬉皮笑脸地启发我说:“历史问题也许你记不清了,男女关系方面, 你问题不是很多吗?我听说你和军属就有些不清不白,为什么不主动坦白交待?” 我一听,就知道他们黔驴技穷,没得可问了,这才用男女关系问题来“启发” 我的。 所谓“跟军属不清不白”,很明显那是乌龟镇长的诬告,因为他在家里办“黄 色俱乐部”的时候,有些军属难耐空房寂寞,纷纷到他那里去寻找慰籍,这些女人 跟我有说有笑,关系都不错,乌龟镇长出于醋意,居然以此陷害。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反问他说:“男女关系问题,四清运动中倒是揭发出 来不老少。听人家说,好像是有权的党员干部最严重吧?有个地方,新婚夫妇登记 结婚,新娘子还要送去给支部书记睡头一夜,检验一下是不是处女呢!后来不是上 面有精神,凡是男女关系问题,不属于强奸、胁迫和伤害的,女方不告的,一般不 作处理了么?为什么党员干部都不处理了的问题,对党外群众反而倒要追究了呢? 更何况我是个四类分子,光荣军属们连正眼儿都不会瞧我一眼,最清白也没有了。 谁说我跟她们不清不白?造谣诬蔑,冤枉了我,倒是小事儿,侮辱了军属,这可是 个原则性问题了。请支书不要等闲视之,一定要把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我愿 意和他当面对质。” 我的一番话,把李继英说得哑口无言,半晌说不出话来。王金保瞪了他一眼, 打圆场说:“男女关系问题,没有就算了。你的案子,关键还是历史问题,好好儿 想一想。我给你提个醒儿:关于枪支,你要多想想。过几天我们再来。”说着,收 拾起文件夹,就离座走了。 我估计他们绝不会就此甘休。果不其然,吃过晚饭,一个民兵来带我上厕所, 接着就把我押出大门,一带带到了牛市场。这里早就已经搭好了一个土台子,是本 县召开批斗大会的固定场所。这时候,台下已经坐满了本大队的社员们,台上放着 两张桌子,大字横幅上写着“批斗反革命分子葛月庆大会”。从他们把我和“县级 坏头头儿”关在一起,又组织这样“隆重、盛大”的批斗会来看,我的“级别”, 似乎也不低了。对于这种在广场上召开的批斗大会,我心里坦然。因为根据历史记 录,在这里还没有发生过吊打批斗对象的事件,皮肉之苦,大概可免。 主持人也就是公社的王金保、镇上的贫宣队长和大队的支部书记、生产队长、 革命领导小组小组长之类的土地爷就座之后,我被押上台去,照例挂上大牌牌,然 后弯腰九十度,静听批判发言。大会先由支部书记结结巴巴地读了几段语录,然后 由王金保动员揭发批判。批判会当然是经过准备的,所以一宣布批判发言开始,就 有几个积极分子上台朗读发言稿。这种批判发言,无非照抄《人民日报》,内容千 篇一律,尽管读得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台下的社员们,照例喧哗谈天,谁也不去 听他。有的人说:“葛月庆这个人,就知道做生意赚钱,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倒 是真的,说他是反革命,没什么根据吧?历次运动当运动员,还不是他心直口快, 得罪了干部?可他这个人上不拍下不欺,白云镇上是人人知道的。”有的人说: “如今搞运动,当干部的要升官,不找个典型出来,怎么交待?葛月庆算反革命, 跟我们社员没关系,他又没破坏生产,我们批判他什么?” 安排好的节目演完了,时间还早,就此散会,似乎不妥,于是主持人动员群众 即兴发言。这一宣布,原来嘤嘤嗡嗡像蜂桶一般的会场,忽然间倒静下来了。人人 都怕被主持人发现,会被点名。冷场了许久,没一个人主动上台,大队支书脸上无 光,果然站起来点名了。被点的,当然不是党团员就是积极分子。他们迫于自己的 身份,在这样的场合,不得不表示自己的立场坚定。于是这个上台,批我“贼心不 死,总想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个上台,批我“妄想变天,盼着蒋介石回来”。三 个人的发言,加在一起不到十分钟,而且都是刚才的发言稿中反复读过的。再要请 人发言,就是用八抬大轿,也请不到台上去了。 台上一冷场,台下逐渐恢复会场上惯有的嘤嗡声,纷纷议论今天批判会的失败。 看起来,真正倾听他们发言的,还只有我一个人。王金保见火候也只能如此了,再 拖下去效果更差,就宣布大会“暂时结束,随时再开”。 会场登时像炸了窝儿的蜂,嘈杂而混乱。由民兵担任的治安队员押着我回指挥 部。途经咸亨酒店改名的“鼓干劲”酒店,虽然已经是夜间十来点钟,阿贵嫂还在 那里招揽散会的酒客。我一窜窜到了柜台面前,叫了一声:“阿贵嫂,来碗酒!” 我是这家小酒店的老主顾,阿贵嫂也知道今天晚上批斗的是我。见我突然来到 她面前,张嘴就要酒喝,先愣了一下,接着就打满了一碗黄酒,双手递了过来。我 捧着一饮而尽,嗬,那个甘美醇香,凉爽可口,简直是我有生以来所没有尝到过的 最好的美酒佳酿。我高叫一声:“再来一碗!”店堂中所有看见刚才这一幕的酒客, “轰”地一声喝了个满堂彩,还有人附和着喊:“放量喝,我给钱!” 押解我的民兵,名叫丁文树,跟我虽然并不太熟,但同住在一个镇上,至少都 认识的,对我的脾气秉性,多少也知道一些。开头见我一步窜出,还以为是当年逃 壮丁的故技重演;等发现我不过是要碗酒喝,想起传说中死刑犯还要赏三碗酒,何 况我还没那么大罪过,就忍住了没加制止。后来见酒客们起哄,生怕回去吃批评, 连忙上来冲阿贵嫂说了一声“酒钱算我的”,拉起我就跑。一边跑一边说:“老哥 哥,你别为难我啦。你要喝酒,哪怕我给你送都行,大庭广众之中,可千万别出洋 相,给我留点儿面子吧。” 从那以后,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来过一瓶酒,还塞给我一包烟。“县级坏头头 儿”们看过的报纸,也拿来给我看着解闷儿。我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每天静 坐练气功,反正两顿饭一顿粥都由监管民兵送来吃,比六三年在贵溪县蹲监狱强多 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家里生活困难,已经交不起大米和钞票了。蹲监狱有囚 粮,关进“景云县治安指挥部”,除了不交房租,粮食菜钱都要自己交,一旦不交, 饭也就不送了。我练过气功,会“辟谷”,三餐颗粒不进,可以维持三四天。我一 连三天不吃饭,急坏了指挥部总头目陈金盛。他打开房门,一脚迈进房间里来,见 我闭目养神,没有理他,推了我一把,大声地呵斥我:“你为什么要绝食?”我懒 洋洋地回答他:“什么叫‘绝食’?饭放在面前不肯吃,这才叫‘绝食’。我已经 三天没看见饭了,你们不供应,还倒过来说我绝食。这就是你们的逻辑、你们的人 道主义呀?”说完,又闭上眼睛,不再理睬他。 他被我噎了一句,这才知道是伙房不供应饭,不是我绝食。跑到伙房一问,是 我家没交大米、钞票,伙房不能贴饭。规定如此,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到“县级坏 头头儿”那里代我借来两斤饭票,一边递给我,一边数落我:“你们大队实在混帐, 我打了多少个电话,叫他们把你领回去,他们连理也不理。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说 是四川成都有材料转过来,你还有一百来支枪没交待清楚。我们指挥部是关押坏头 头儿的,他们的案卷一大堆,理也理不清,像你这样儿的也来凑热闹,要粮没粮, 要钱没钱,难道还想叫我们替你掏腰包不成?我马上给你们书记打电话,你的问题, 回大队去解决,再不来接,明天我就放人!” 他的话还真灵验,当天夜里,大队就来人把我押到李氏宗祠去批斗。根据经验, 凡是在李氏宗祠开的批斗会,档次要比牛市场低得多。果然,到会的主要是全体四 类,外加几个积极分子。中心主题只有一个:把我关在指挥部,不劳而食,太舒服 了,强烈要求把我揪回大队交群众监督劳动。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大队支书接受了 大家的“积极倡议”,散会以后,就由大队造反派把我送回家中。一个多月的“治 安指挥部”监禁,到此总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