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个疯子 景云县这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强台风,前后一共刮了三次。三次全县性 大搜捕,共计抓进来上千人,把景云中学变成了一座集中营。 那么多的犯人,再加上看管人员,粮食问题就不好解决。虽然向县粮食局借来 了两万斤周转粮,仍然囚多粮少,相当紧张。于是指挥部采取措施:第一是每人每 天限量一斤,第二是问题较小的,允许交保释放,但必须先交口粮后开释放证;第 三是充分利用这一千多名劳动力,统统押到县运动场抬土抬石头,建造主席台。 一天一斤米,又没油水,坐着不干活儿尚且饿得肚子咕咕叫,再要抬土抬石头, 怎么受得了?这就不得不让家属们变着法儿地送饼送糕点来维持了。 第三次刮台风,抓来两个白云镇上人人皆知的“神经病”,一个叫郑知秋,一 个叫丁文良。 郑知秋,是个大学毕业生,解放前当过运输队秘书,写得一手好字,平日油头 粉面,西装笔挺,起居饮食,十分讲究,从不吃隔餐的饭菜。对于婚姻问题,高不 成,低不就,一拖拖到了三十挂零,还没有合适的。偏巧有一位驻军团长,在他同 一个院子里租房居住。那团长有一位年轻貌美的随军太太,不久两人勾搭成奸,一 直姘居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景云解放,团长逃到台湾,两人干脆搬到一起居住,俨 然夫妻。但是好景不长,团长太太被划为反革命家属,受到管制,为了不牵连姘夫, 忍痛割爱,偷偷儿逃走了。没想到郑知秋却是个多情种子,对她一往情深,割舍不 下,追到杭州、上海,满街上流浪,多次被公安部门收容审查后送回原籍来。从此 疯疯癫癫,得了神经病,家产已经一无所有,就住进城隍庙的一个角落里,既没有 铺的,也没有盖的,一堆烂稻草当被褥,靠乞讨过活,居然一过就是二十年! 这次把他抓了进来,是因为从他的百结鹑衣中搜出历年积攒的粮票八百多斤, 就说他装疯买傻是假,倒卖粮票是真,以“投机倒把、捣乱市场”罪被捕的。 丁文良呢,是本镇富商丁立大的长孙,一九四八年阴历十月间出生。算命的说 他是大富大贵之相,父母视如掌上明珠。满月那天,办了几十桌酒,还请了戏班子 在城隍庙演了三天三夜戏。从小一个保姆、一个奶妈伺候着,从来没有独自一人走 出大门外面去过。他天资聪明,读书也用功,一九五六年高师毕业,分配在中心小 学当教师。一九五七年发了几句牢骚,被错划为右派,性质不太严重,所以没送去 劳改,只受到下放农村监督劳动的处分。 那时候,他家的绸布庄早就已经关张,丁立大故去,家道中落,靠父母亲在城 里开一家小酒店维持生活。他从小娇生惯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农活儿更是一 样也不会,虽然下放农村,实际上什么活儿也不干,全靠父母亲养活他。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农村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他父母一看有利可图, 自作聪明,来一个“脚踏两头船”:把户口迁到农村,到食堂打饭吃;两口子依旧 开酒店,赚了钱自己花。 可是天下并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食堂门口,大字标语写着“放开肚皮吃饭, 拿出力气干活”,“白吃饭”是要用“多干活儿”来交换的。丁文良吃饱了食堂的 饭,却躺在家里不干活儿,不但大队干部不答应,社员们也不答应。那时候,提出 来的口号叫做“共产主义急过渡”,男男女女齐出工,家家无闲人,连六七十岁的 老婆婆,也要集中到幸福院去领小孩儿,怎么允许丁文良白吃饭不干活儿?于是人 人愤慨,得到大队干部一句话,社员们就七手八脚地把他架到工地,强迫他劳动。 他一个大少爷,肩膀上从来没放过三斤重的东西,如今要他挑土,别人一挑满满两 大筐,他一挑才两半筐,扁担放在肩膀上,还是站不起来。社员们讥笑他,他一张 利嘴还不饶人,骂完了社员又骂队长。那年月,“大队干部是皇帝,公社干部是宰 相”,现官不如现管,惹恼了土皇帝,一声令下,先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现场示 众”,收工以后押送李氏宗祠,绑在柱子上批斗。积极分子们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 不解气,这个过来踢他几脚,那个过去用烟袋锅敲敲他脑袋。批斗会结束,这个文 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就疯了:从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满街上乱窜,饿了就讨饭吃, 累了就回家睡。疯子有“文疯”和“武疯”之别,他是文疯,从来不打人骂人,最 怕的就是大队干部,一看见大队干部过来,就逃得远远的。小孩子们看见他好欺负, 在街上碰见他,就围着他用石头砍,用唾沫吐,齐声喊着“大队干部来了”,胆子 大的还敢动手打他。他挨了打,只知道哇哇地叫,也不敢还手,打急了,就跪在地 上磕头求饶。 “八·一一”刮台风,尽管他已经疯了,却因为他是名牌的“右派分子”,是 登记在案的“牛鬼蛇神”,于是也一起刮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