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台风是怎么刮过去的 我进了“八·一一指挥部”两个多月,“当局”居然想起来要提审我了。 提审我的造反派,是个大文盲,不但不识字,连一句完整的话也不会说。唠叨 了半天,除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之外,别的话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我存心拿他撒气,借审判庭当讲坛,他问一句,我反驳十句,三个回合下来,那家 伙被我逼得张口结舌,憋了一脑门子汗,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旁边背枪的民兵见 他下不来台,猛推了我一把,大声斥责:“这里是共产党的审判庭,今天是他审判 你,不是你审判他。你仗着嘴巴子好使,说了个天花乱坠;我们说不过你,就用无 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来跟你说话吧!”说着就扑了过来。 我一看要吃眼前亏,忙满面含笑低声下气地问那个造反派:“共产党一贯提倡 实事求是,请问,没有的事,是不是可以编造呢?” 那家伙看我给他面子,又高兴起来,阻止了背枪的民兵,却一语泄漏了天机: “你以为我们是在诈供么?告诉你,我们手里是有充足的证据的。今天我不妨可以 给你点个头:有材料揭发,你私藏一百多支枪,要是不肯交待,一切后果由你自己 负责。” 我哈哈大笑:“一百多支枪,长的短的?要是长的,五支装一箱,整整要装四 十箱;就算全是短的,也得装个四五箱、七八箱吧?就算我藏起来了,我家就那么 几间房,而且还是刚买来不久的,请问是藏在床底下?还是埋在地底下?今天我给 你具一份儿甘结:别说是枪了,只要发现我家里有一粒子弹,杀头、枪毙,随便你 处理,行了吧?” 那造反派故作高深地笑笑:“要是我这里一点,你就全部彻底交待,你也不是 花岗岩脑袋了。我看,你还是不要过早封门的好。我再给你一天的时间,回去好好 儿考虑考虑。只要你主动说出来,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等到检举材料摊到你面前, 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说着,也不等我再分辩,挥了挥手,示意那民兵把我带走。 回到监房,我在思考:已经有两个人向我透露关于枪支的问题了。看起来,有 人检举我,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故意陷害,那一定是阴差阳错,张冠李戴了。我 解放初期因为一支枪出的问题,造成了我半生的灾难,如今居然又凭空生出来一百 多支枪,而且还是来自我从没去过也没任何关系的四川!我的天,这是哪儿跟哪儿 的事情?这一回,我拼着经受非刑吊打,哪怕是把我投进八卦炉里去炼成灰,我也 不能胡说八道,因此害己害人了。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民兵就来把我带进一间作为审讯室的房间里。这间房间 其实并不小,但是两张并排放着的桌子后面,坐了足有十几个人,留给我这个囚犯 立足的地方,只有一点点空间,房子就显得特别狭小了。我一看今天的阵势,就知 道来势不善,再一看,上面坐着的几乎是直属区的全部造反派头目,桌外的两边, 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似乎是行刑刽子的角色,我心里明白:今天这一堂,正是决 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 我刚站定,担任主审官的方帅庭就拍着桌子冲我大喊:“葛月庆,你这个顽固 不化的反革命,白云镇内早就出了名了!历次运动都让你滑了过去,如今关了你两 个多月,你依旧抱定抗拒态度,既没有坦白自己的半个问题,也没有写过一张检举 材料。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决心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今天我们 也不多跟你废话,别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提,再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必须把那一百 多支枪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今天再说不清楚,就叫你尝尝大梁吊金钟的滋味!” 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除了重复昨天的那两句话之外,多一个字不说。我的话 音刚落,两边的人七嘴八舌地一齐开了口,有装红脸苦口婆心地劝我及早回头的, 有做白脸拿出绳子来往梁上拴以作威胁的,还有人以理论家自居,从国内外大好形 势讲起,一直讲到蒋介石不可能再反攻大陆,开导我放弃幻想,及早交出枪支,争 取宽大处理。真是呵哄吓诈,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我这里也有一定 之规: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根本没有此事,只要拿出证据来,甘愿枪毙。 正因为双方反差太大,他们居然没有动刑,就这样磨嘴皮子一磨磨到了中午十 一点半。眼看就要吃饭,攻心政策失败,我的嘴巴子还没有撬开。方帅庭见自己完 不成任务,动了真火,一拍桌子,喊了声:“葛月庆,我们的容忍和耐心都是有限 度的,你再要不知好歹,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着,就声势汹汹地下令要把我 倒吊起来。 一下子上来四个人,抓住了我的两手,别到背后就要捆。我暗运气功,做好了 挺刑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副县长兼总指挥胡子曹从门外走了进来。我一见 是他,就大喊了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 胡子曹问是怎么一回事,方帅庭讲了个大概。其实这些事情胡子曹心里全清楚。 他见方帅庭一上午时间没能攻下我这个顽固堡垒,皱了皱眉头,看一下手表,再挥 一挥手,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你们都去吃饭,葛月庆的问题,我跟他谈谈。” 方帅庭有了这么一个台阶,也不争执,向大家挥挥手,一帮人蜂涌而出。房间 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胡子曹指指一张凳子,示意我坐下,他自己也随便找个地方 坐下,这才轻声细语地对我说:“响锣不用重槌,你是个走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 经历过多次运动的人,共产党的政策,也许你比我们体会得更深。我们把你抓来, 关了你两个多月,不是哪个跟你过不去,也不是运动缺乏对立面,抓你来凑数。你 在解放初期因为枪支问题判过刑,这我们都知道。那件案子已经了结,不必再翻老 账。现在的问题是:有材料从成都转过来,说你有一百多支枪的问题没有交待。这 可是个大问题。揭发材料上,时间、地点、枪支数量、联系人是谁等等,写得清清 楚楚,想赖是赖不掉的。我还可以告诉你,跟这件案子有关系的人,在景云县一共 有三个,另外两个也正在交待,就看你们谁先主动交待,谁争取立功受奖了。你想 想,我可是在诈你的供么?” 我一听,心里活了起来,见他态度确实诚恳,就试探地问:“你们掌握材料, 这我完全相信。可是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情,我自己比谁都清楚。我已经再三表示: 只要这件案子跟我沾一点儿边儿,我甘愿枪毙。关于枪支的问题,除了我自己的那 件事情之外,据我所知,解放前上海港口司令施北衡给他弟弟运来过一批枪弹……” 于是我把当年那件事情说了个大概,并声明此事与我毫无瓜葛。胡子曹听了, 摇头而笑:“那是解放前的事情,我们早就调查清楚了,知道与你无关。再说,即 便与你有关,也没什么大事儿。揭发材料上写的,是解放后。具体地说吧,是一九 五一年,枪支弹药是你和另外两个人经手转运的,要求交给杜芳。──我也只能说 到这个地步了,下面的问题,就要求你交待了。” 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要说解放前我知道的事情,我倒 还可以再想想;要说是解放后而且是一九五一年的事情,这可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五十年代你在景云县当公安局局长,总应该知道解放后不久,杜芳、樊仲明、李桂 元、李振环……等十大恶霸就被逮捕镇压了。一九五一年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镇反 运动,杜芳已经被枪毙,怎么可能运一百多支枪来交给他?就算对方不知道杜芳已 经被枪毙,您总知道我从一九四九年七月逃离景云县,十年之后才回来,一九五一 年我根本就不在景云,怎么可能把一百多支枪转交给杜芳?这不是活见鬼么?像这 样的事情,只要找我来问一声,就什么都清楚了。再说,杜芳的小舅子胡贵宝现在 还活着,问问他也可以嘛,哪儿用得着把我抓来逼供?” 胡子曹微微一笑:“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也对他苦笑一声:“材料在你们手里,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您叫我怎么 猜这腹内文章?” 这一堂,没有拍桌子,也没有瞪眼睛,却把问题说清楚了。 胡子曹叫我回去把以上情况写出来。我一面写,一面想:共产党不相信司法, 却迷信搞运动,一有揭发材料,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抓人,就刑讯,冤枉了多少好人? 制造了多少错案?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提审了。这期间,同监的人有转移的,有判刑的, 也有释放的,却没人再理睬我。我抱着这里是城隍庙、回生产队是土地堂,反正差 不多的思想,倒是心安理得,也不问他们什么时候释放我。 一直到了第七十二天,管伙房的干部胡立言忽然拿着伙食账账单来找我,要我 交钱交粮。同监房的人都向我祝贺,说我快要释放了。我却懒得理睬他,只是摇摇 头,就转过身子跟别人说话了。这只老狐狸见我不理他,就去通知生产大队,要他 们拿钱拿粮来赎人。大队干部当然不出这种血,打发人通知我老婆;我老婆听说我 可以释放了,高兴得很,东借西借,凑足了七十二斤大米、三十六块钱,总算把我 赎回去了。──自带粮食坐牢的“创举”,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发明吧? 回到家里,家里已经一无所有,老婆孩子面黄肌瘦,哭哭啼啼,诉不完的苦情。 说起来,才知道跟我这件案子有牵连的两个人,一个是江献龙、一个是樊子箫。他 们两个,江献龙解放前开染织厂和布店,和我算是同行,论年龄还是我的叔辈,这 时候已经年过古稀,老迈多病,为这莫须有的案子,被造反派三吓两吓的,吓出一 场大病来,没过多久,就一命呜呼了。樊子箫呢,就是一九四九年我外逃那天在城 南路边钓鱼的那个人,本是国营铁桥饭店的经理,也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此人工 作积极,不顾情面,平时难免得罪一些职工中的小人。“文化大革命”一闹起来, 这些小人大都参加了造反派,矛头首先对准了这个“大经理”,本来就已经三天两 头挨斗了,再加上“一百支枪”的案子,得志的小人们把他关在印染社楼上天天逼 供,三斗两斗,心脏病突然发作,也到黄泉路上找江献龙去了。 一件莫名其妙的案子,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缺德带冒烟儿的坏蛋无中生有的,也 不知道是哪件案子阴差阳错地接错了线的,稀里糊涂地白送了两条人命,害得我也 被关了七十二天,能活着出来,还应该念阿弥陀佛,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