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类分子也分左中右 一九七○年,历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年,由于北方有“苏修”在邻接 我国的边境上部署重兵,南方有印度军队时不时越过边境线进行觊觎和骚扰,台湾 当局也配合国际动态,加紧对大陆的策反和颠覆。中央一方面忙于应付国内的斗争, 一方面也不得不抽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来求取相对的安定团结。其措施之一,就是 严格控制不安定分子:关在沿海大城市和离中苏边境较近的监狱里的犯人,一律集 中到山西、青海、新疆等地区去,分散在各地的四类分子,则加强管制,白天只许 “两点一线”:从家里到地里;晚上只许“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教育。从此,四 类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任何有人类的地方,都分左中右。就是在四类分子中间, 也不例外。 在我们东门大队,一共有四类分子三十多人,其中“乌龟镇长”胡贵宝,可以 算是四类分子中的“左派”代表。他一方面表现得规规矩矩,服从管教,接受改造; 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不但劳动生产上积极,在思想改造方面更积极,随时随地 密切注意四类分子们的一言一动,一经发现有与毛泽东思想不相符合的地方,立刻 向革宣队汇报。甚至不惜制造事端、编造谎言,对上蒙蔽,对下诬陷。至于“右派” 代表呢,第一个当然离不开我,另外还有两个,一个叫应宝俊,一个叫赵雄。在乌 龟镇长的“关照”之下,我们被诬为反改造的“小集团”,几乎场场批斗会都少不 了拿我们三个做典型。 赵雄是个旧军人出身的硬汉子,没有做过的事,打死他也不承认,被革宣队认 定为“对抗改造的死硬派”,每逢批斗会,都给他挂上三十六斤重的大铁牌子,还 次次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应宝俊解放前在发电厂当过技术员,对发动机、电动机有一套。后来失业,通 过哥哥的关系,在某县警察局当过“庶务员”,虽然属于“军警宪特”系统,其实 管的不过是桌椅、文具一类的事务,跟政治并不沾边儿。解放后他在机电厂工作, 这一段历史没交待,“文革”初期被查了出来,按历史反革命处理,受到开除处分, 送回原籍东门大队劳动。他见赵雄挨了打吃了亏,心里一害怕,知道“孤鸟难敌众 老鹰”,只求眼前先不受苦,造反派说他是什么他就承认是什么,要他说什么他就 什么。到了后来,为了自圆其说,造反派不叫他说什么,他也不能不胡说八道了。 于是,他这个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的普通警官,至多不过是个国民党员,却变成 了在中美合作所受过美国专家特别训练的特务分子,分配在各地的同学数不胜数, 北自内蒙古、南至云贵、西至新疆、青海,都有他的同学;至于江南地区,同学那 就更多了,杭州、上海、南京、温州,哪儿都有他所熟悉的潜伏特务。这一来,革 宣队以为钓到了一条大鱼,果然把他当做一本活材料保护起来,不但没打他骂他, 还不叫他出工,天天坐在家里写坦白、检举材料。另一方面,县革宣队组织专案组, 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外地调查核实,还把他的哥哥从内蒙古劳改农场押解回浙江省公 安厅,专门对证。 这一“假坦白、假检举”事件,足足让各级革宣队忙活了一年多,外调人员几 乎跑遍了全中国。本来就没影儿的事情,当然怎么对也对不上,最后只好把他哥哥 从杭州解回景云来俩人当面对质。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才承认是自己胡说八道。问 他为什么要瞎编,他说驻大队革宣队非刑逼供,他受不了,只好按革宣队的暗示说。 弄得杭州来的专案组人员也哭笑不得,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是后话。 对于我,乌龟镇长抓住我潜逃江西、福建一年多,向革宣队诬指我一定干了许 多坏事,要我坦白。我仗着自己记性好,每次批斗,就跟他们讲故事,把我逃出家 门以后的去向一村一村讲得明明白白,要他们去调查核实。但是声明一句:川旅费 我可出不起。当时革宣队正忙于调查应宝俊的“潜伏特务案件”,顾不上我的“流 水账”,只好暂时“挂起来”。 我这个人的处世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讲 究策略,表面上不形之于色,让人看起来我已经服服帖帖接受监督,再也不敢髭毛 了。乌龟镇长呢,自以为得计,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百般讨好大队部和革宣队那 一班人,自以为到了年底,肯定摘帽无疑。 恰逢乌龟镇长的大女儿结婚,家里摆了十几桌酒。当时的习惯,社员家里的婚 丧喜庆,必须请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到席,以示自己有面子。一个大队干部,一年三 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二百天以上在别人家里吃饭,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来。 乌龟镇长虽然还戴着帽子,但他一者是前任大队支书的大舅子;二者他自己也算是 四类分子中的积极分子;三者他自以为不久就要摘帽,因此总觉得自己与别的四类 有所不同。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想借此机会拉拢、讨好干部们,一方面提高自己 的身价,一方面为自己的摘帽打下基础。 农村里办喜事,讲究的是女方中午请客,男方晚上请客。乌龟镇长嫁女儿,按 例也在中午大宴亲朋,把大队干部和革宣队的主要头目作为贵宾请到了家里,以光 门面。刘三郎作为大队长,当然也在特邀之列。但他还兼着第八生产队的队长,每 天早上要安排活茬儿,要带领社员出工。那一天,他是把社员带到工地以后,才悄 悄儿“撤”到乌龟镇长家里的。农村人请客,特别是请大队干部,一喝起酒来,面 红耳赤、唾沫星儿四溅,海阔天空的废话扯起来没完没了,没有两个钟头,是绝不 能结束战斗的。他们这边喝得醺醺然、陶陶然,忘了时间早晚,社员们吃过午饭, 休息了一会儿,全集中到大队部门前,等待刘三郎安排下午的活茬儿。左等右等, 不但不见刘三郎的影子,连所有大队干部加上革宣队的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社 员们闹闹嚷嚷,吵成了一锅粥,有主张回家去的,有主张再等等的,有那消息灵通 的,透露出全体大队干部都在乌龟镇长家里喝喜酒的情报,于是社员们吵得更凶了。 胡贵宝就住在我家前面,他嫁女儿,我当然知道。鉴于我们都是四类分子,他 和我又不怎么对付,因此并没有去送礼,估计大队干部们也不便于去叨扰他。听说 干部们居然全都去了,我有些不太相信,就叫来一个小孩子,让他赶紧到胡贵宝家 里去探听虚实,立刻回来报告。 没过多久,小孩子回来说:干部们果然都在乌龟镇长家里喝酒。这一来,社员 们炸了窝儿了,议论纷纷,主张回家的立即付诸行动,一哄而散;主张再等等的, 等来了这样的消息,个个气得呼哧呼哧的,可又无可奈何。我一推那小孩儿,让他 在前面带路,今天我非要让乌龟镇长在大家面前出一次丑不可。 刚进胡家大门,胡贵宝一眼看见我,摸不透我来干什么,急忙离座迎上前来, 满脸堆笑地要拉我入席。我四面一瞧,见中堂坐的是男宾,两廊坐的是女宾,一共 有十来桌酒席,可就是没看见一个干部。我心里纳闷儿,拿眼睛看那领路的小孩儿。 那小孩儿用手指头向楼上一指,我心里明白过来,一面应付胡贵宝,一面大踏步往 楼上闯去。胡贵宝还想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干部们嘴巴虽然馋,心里却也虚,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四类分子家里大吃 大喝,吩咐胡贵宝单设一席,开在楼上。他们“一班人”正在欢声笑语地猜拳行令, 见我突然闯了上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手举着酒杯停在半空中,瞪大了眼睛看 着我。我踏上一步,先对大队支书说:“你们在这里大吃大喝,害得社员们等了一 个来钟头,也不见队长来带工,今天下午到底还出工不出工啊?”回头又拉刘三郎: “请队长跟我到公社去讲讲清楚好不好?” 大队干部知道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况在我身后跟踪而来的社员越聚越多, 只好全都站起来跟我解释、相劝。刘三郎自知理亏,趁我不备,斜刺里一溜烟儿跑 了。我急忙追下楼去,大队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随后跟来拉住了我,要我千万别去公 社,不然,连他们都要受批评。其实,我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冲干部们来的,而是要 趁胡贵宝办喜事的日子搅和他一下,让他知道知道我葛月庆并不是个好吃的烧饼。 如今大队支书向我求情,我落得卖个面子,讨了个今天下午不出工的“实信儿”, 就向跟来的社员们挥挥手,一哄出了大门。 干部们被我这么一闹,再没心思喝酒了,一个个都说已经过量,连饭也没吃, 就先后离座而去。 第二天上午,刘三郎带队出工,社员们一边走一边唱:“军师讲话队长听,酒 肉拉拢有感情;阶级斗争天天讲,酒杯一端讲不清;四类有酒请干部,拉拢干部罪 不轻;看他装得很积极,原来是个马屁精!” 刘三郎明明知道唱的是他,可人家没有指名道姓,也无可奈何;他也猜得到这 是我编的,可是一时间也拿我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