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胡善良并不善良 转眼到了夏至。我整理耳堂,排列耳棒,亲自施肥洒水。那天天气特别炎热, 我尽量多洒水,以调节耳堂的温湿度。天公作美,半夜里雷声大作,暴雨如注。第 二天进耳堂一看,耳棒上挂满了白木耳。大队干部满心喜悦,社员们奔走相告,异 口同声称赞我的技术过硬。参加耳堂劳动的,大部分是女社员,她们天天割耳洗晒, 想到这东西能卖大价钱,人人笑口常开,高兴非常。胡善良虽然年纪已老,也积极 参加翻晒、过秤、入库,干得很起劲儿, 到了小暑,白木耳的产量剧增,一天能割鲜耳一百多斤。估计全年干耳的产量 能达三百斤以上。按三七分成,我和胡善良能分到干木耳九十多斤。我们两个再按 三七分成,我得六十多斤,他分三十来斤。按牌价算账,他能得到三千多元的收入, 按说也应该满意了。没有想到的是:他跟我干了几个月,自以为所有技术都已经掌 握,觉得这玩意儿并不如他以前想象的那么难伺候,我拿六千,他拿三千,觉得他 吃了大亏了。人只要一掉进钱眼儿里,就会痰迷心窍,就会利欲熏心,就会见利忘 义,就会置多年的交情于不顾。 一天,胡善良正和女社员们在耳堂割耳收耳,大队支书李焕林走了进来,他就 把支书叫到一旁,悄悄儿对他说:我是个历史反革命,任用我这样的人当技术员, 别人会说是立场不稳,路线不清,万一上级追查起来,大队干部首先要吃批评。年 初耳场开张伊始,没人懂行,没有办法,只好暂时用我,如今所有技术他都已经掌 握,今年的产量也已经可以确定,为此他建议大队采取断然措施,找一个借口,把 我轰出耳场,然后改变合同,由他代表乙方,负责全部技术问题。等等。 李焕林不是个没主心骨的人,听胡善良说出这样的话来,面孔一板,正色说: “共产党员办事,讲的是实事求是。葛月庆是历史反革命,他没有瞒我,我也向公 社党委请示过,公社同意由他来当这个技术员。眼前耳堂产量正在高峰期,怎能把 他一脚踢开?别说你的技术行不行还不知道,即便你的技术过硬,我们也不能出尔 反尔,不讲信用。这样的话,你千万不要再跟别的干部提起,以免生是非。” 胡善良在书记面前碰了一个钉子,灰溜溜地走了。 他们说话的时候,书记老婆就在旁边。她是我小时候的老邻居,当天就悄悄儿 地把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呢,总相信和胡善良是二十多年的老知交,不至于在 背后下刀子,认为女人肚量小,听风就是雨,她们的话要打折扣。 尽管我对胡善良依旧和从前一样,可胡善良自己心中有鬼,见了我却不像以前 那样大方了。我冷眼旁观,发现他总是跟大队会计和副书记嘀嘀咕咕,一看见我就 讲别的事情。按照分工,他是管过秤的,会计是管账的,副书记是管仓库的,他们 三个要是勾结起来,在产量上做手脚,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只管技术,对仓库里 的事情,不能管也不便于去管。 一天,我从耳场回到城里自己家里,刚吃过晚饭,忽然四五个“县打击投机倒 把办公室”的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要传我去问话。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大大方方地跟他们到了县打办。县打办主任见了我,开门见山,问我上名山大队的 白木耳销售情况。我回答我是被雇的技术员,只管生产,不管销售,请他们直接去 问上名山大队的干部。主任就说:他们接到检举,知道上名山大队的白木耳没有按 牌价卖给收购站,而是偷偷儿运到外地去买高价,要我老实交待数量和价格。我是 个老牌运动员,这种场面见得多了,还以为他们不过是呵哄吓诈,就顶了他们一句: “你们身为打办干部,说话办事要重证据。自古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没赃没证, 就把我传来问话,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我这一激,把主任激怒了,当时就跟我拍桌子瞪眼睛:“我们要是没赃没证, 也不会把你叫来了。告诉你吧,我们接到江西修水打办的电话,修水县药材公司收 购了十二斤白木耳,每斤一百二十元,共一千四百四十元,货主是你们上名山大队。 现在货和货款都在修水县打办,这可不是蒙你唬你的。不管是不是你发的货,你要 老实坦白,争取立功。” 我一听,吃了一惊。听这话,他们确实有根据。但是据我所知,上名山大队并 没有往修水县发过货。那么,这批白木耳,很可能就是胡善良发的了。考虑再三, 反正此事我既没插手也不知道,就咬紧牙关,给他个一问三不知。打办人员再三启 发动员,我只有摇头的份儿。一耗耗到深夜十二点多,只好放我回家,要我再考虑 考虑,明天上午八点再到打办坦白。 我走出打办大门,见后面并没人跟着,就一溜溜到胡善良家中,问他此事可是 他做的。尽管他神色慌张,却又矢口否认。我告诉他:明天上午八点,我还要到打 办去受审,脱不开身子,要他一早赶到上名山大队,让干部们做好思想准备。胡善 良口中连连答应,却不敢去,结果第二天一早让打办的人捷足先登,查封了仓库, 翻检了账册,我和胡善良分到了多少白木耳,也一清二楚了。 打办人员回到县里,立刻拘传胡善良。这个人,下水惜命,上水爱钱;别看他 平时能说会道,一进“官府”可就傻了眼,不用多问,自己就把事情都承认了。到 他家里一搜,又搜出白木耳十几斤来,尽管没有高价出售,但是也“照例没收”了。 打办人员根据上名山大队的账册和胡善良的坦白,知道我也分有白木耳几十斤, 就由李丹阳领头,气势汹汹地带着一大帮人涌进我家来“搜查”。我据理力争:我 的木耳是按合同分来,是我的劳动所得,我又没去“做投机”,“藏私木耳”不等 于“私藏枪支”,构不成罪行。但是那个年月,“打办”人员执行的是极左路线, 根本就不听我的分辩,李丹阳一个“搜”字刚出口,那帮喽啰们就凶神恶煞般动手 翻箱倒柜开谷仓地搜查起来,根本不顾是合法还是违法。楼上楼下连厨房、猪圈都 翻遍了,可就是连一两白木耳也没有翻出来。李丹阳眼珠子滴溜乱转,把我老婆孩 子叫来问了半天,不得要领,就把我的前后左右邻居们全都传来,像皇军进村似的, 站在我家大门口的台阶上“训话”:宣布我是反革命兼投机倒把犯,家里私藏大批 白木耳不卖给收购站,打算做投机;如果谁家里藏有我分散的白木耳,一经查出, 以包庇反革命和参与投机论罪。 我的白木耳,确实是我转移在左右邻居家里的。他们中间,有的人见识过阵仗, 胆子大,有的人没见过世面,胆子小。其中有个老王头,为人老实,经不住李丹阳 的一哄二吓三咋呼,不由得脸也红了,气也急了,连手脚都发抖了。这一来,让李 丹阳看出了破绽,立刻带领几个人冲进了他的家中,内外一翻,就把藏在谷仓里的 十多斤白木耳翻出来了。 李丹阳抓住了有把儿烧饼,趾高气扬,不再多啰嗦,立刻胁迫我跟他走。到了 打办,我依旧以白木耳不是违禁品,收藏不犯法,更不等于就是要去做投机为理由, 跟打办主任展开辩论。打办主任从道理上说不过我,老羞成怒了,来一个蛮不讲理: 立刻派人到人民银行提出一千四百四十块钱来,连同我的十几斤白木耳,放在县政 府门口的广场上,胁迫我跪在中间,胸前挂着一块硬纸牌,上写“妄图复辟资本主 义的反革命分子葛月庆”,照相曝光。 消息顿时传遍了前街后街,县政府门口聚集的人水泄不通。这种场合,我经得 多了,心知反抗无用,争辩更无用,只得泰然处之。开始的时候,人们只以为我又 做投机生意,高价出售白木耳,有说我不知道悔改的,有说我路道真多的;渐渐地 有人传出私售白木耳的是胡善良,我只不过家里藏有几斤木耳而已,于是大家窃窃 私议,都说打办这样处理不公正不讲理。打办人员听到一些刺耳的话,只好草草收 场。 回到打办,主任把我大骂了一顿,算是批评教育,就把我放了。白木耳呢,照 例全部没收,由李丹阳送到收购站去按牌价收购。小地方,办什么事儿都难保密。 事后我打听到李丹阳送到收购站的白木耳一共十一斤半,而我存在王老头儿家里的 白木耳,则是十五斤整。这一搜一抓,李丹阳落下了白木耳三斤半,价值三百多元。 ──难怪他这么积极地不搜到“赃物”不收兵呢! 我还没回到家里,打办一个电话摇到了东门大队,把我说得罪行深重,十恶不 赦,这样的人,建议交群众监督,加强劳动教育,不许擅自离开生产队去搞副业。 从此我又失去了行动自由,白天下地劳动改造,夜里接受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 上名山大队的耳场,我再也无法照顾了。 胡善良利欲熏心,不但他自己的所有木耳全部被没收,还害得我遭受池鱼之灾, 损失惨重。他听说我失去了人身自由,正中下怀,跑到上名山大队去毛遂自荐,说 他已经掌握了全套的木耳栽培技术,可以接任我的工作。上名山大队信以为真,再 说也确实没有更好的人选,只得把耳场交给他去管理。可是他并不真正懂得木耳的 生长习性,只知道天天勤洒水,三天过后,由于湿度过高,绿霉菌暴发,仅仅一夜 工夫,全部木耳烂了个精光。上名山大队眼看耳场要毁,急忙派书记会同公社干部 到白云镇公社商谈继续聘用我当技术员的事儿,镇委强调阶级斗争第一,生产第二, 坚决拒绝。可怜上名山大队辛辛苦苦经营的耳场,刚刚有了些收成,竟毁于一旦。 耳种断绝,剩下的耳棒,只好忍痛分给社员当柴烧。社员们咒骂都是胡善良害人害 己,破坏生产,葬送了耳场。他无颜见人,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从此再也不敢见 我的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