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假台风招来了真台风 自从“文革”以来,政治上的台风刮了一阵又一阵,一会儿刮进这个去,一会 儿刮进那个去,弄得人们无所适从,都不知道究竟谁是阶级敌人了。八月间,政治 上的台风招来了大自然的台风,还带着经久不息的倾盆暴雨,袭击了景云县,中心 风力达十级以上。暴雨引起了山洪,溪流暴涨,渲泄不及,沿溪两岸,变成了一片 汪洋大海。景云县县治,设在一处很低的谷地里,历来只要一发大水,城内的街道 上就会水深逾丈。天下的河流,大都自西而东,偏偏好溪溪水是从东而西横贯县城 的,一发大水,东门大队必然首当其冲,毁坏的房屋、良田不计其数,损失惨重。 我长子葛龙七二年新建的住房也被冲塌,只得又搬回来和父母一起挤。 长媳本来就嫌我们家穷,和婆婆的关系处得很不好。这回连动用家具都冲了个 精光,心情可想而知,在一个厨房间里,锅碗瓢盆难免相碰,婆媳之间的矛盾、口 角也就三天两头轮换上演,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好在这一次受灾户的房屋重建工作 由队里统一安排,总算按规划在六堂新村分到了七十五平方米的屋基,重建了家园, 方才解除了四代同堂的烦恼。 这一场台风,不但沿溪两岸遭受了重灾,就连号称“青山明珠”的大洋水库, 堤坝也被冲塌。县革委会成立了“抢修大洋水库指挥部”,又下了一道文,指令有 劳力的四类分子一律要参加民工队,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虽然已经不 年轻,但还力壮,自然不能例外。 按照规定,参加民工的人每天由大队补助一斤米。我领了十五斤米,自带干菜, 挑着铺盖,步行八十里,到了水库工地。民工们住的是草棚,一日三餐,都要用自 备饭盒装好米,由大伙房代蒸。人多杂乱,有的人就浑水摸鱼,丢失饭盒饿肚子是 常事儿。干的是挖土挑土的重体力活儿,四类分子还要由营连干部监督上工。先到 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疲惫不堪。指挥部只管工程,其他事情一概不管,生活条 件,还不如劳改队。 刚干了一天活儿,我的饭盒也不翼而飞,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好混进干部食堂 去,想买两个馒头充充饥。事情也真凑巧,打饭打菜的炊事员樊渭丁,是我青少年 时代的朋友,一打招呼,又知道县政府的老顾在这里当食堂管理员,当即找来相见。 我们三个,抗战期间就在一起跑过单帮,偷越过封锁线,也算得是患难之交。老顾 让樊渭丁打了饭菜到他的房间里一起吃,三人围坐,讲起当年的情景,感慨万千。 如今我成了四类分子,老顾又是个留用人员,胆子特小,如果我常到干部食堂来买 饭,被人家发现了,他这个食堂管理员可就要吃批评了。为此,他来一个现官不如 现管,关照我以后一定要提前到食堂去买饭,又关照樊渭丁手脚一定要做得干净些, 瞒官不瞒私。从此,我天天在干部食堂买饭吃,馒头、大米饭、带鱼、红烧肉顿顿 不断。 但是好景不长,我的特殊生活,终于被民兵营长觉察。他恨我神通广大,汇报 了指挥部,不但我从此不许再进干部食堂,连老顾也吃了批评。 大洋山是景云地面最高的山头,大夏天的晚上睡觉都要盖被子,国庆节能见雪, 无霜期不到一百天。我白天干活儿,满身大汗淋漓,渴得见什么水就喝什么水,很 可能喝了脏水了;到了晚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窝棚里,也可能是把被子蹬开, 受了凉了;总之是我得了腹泻的病,一夜之间跑了十几次茅房,拉稀拉得我软得像 面条儿似的,连站都站不起来。 指挥部医务室的医师陈友樵,跟我一向熟识。他见我病成了这样,即便止了泻, 也需要调养休息,就给我开了一张十天的病假条,叫我回县里治疗。考虑到市场供 应紧张,还给我开了一张红糖一斤的计划供应票,算是滋养的补品。 我拿了病假条去找民兵营长批,他连理也不理我。我无可奈何,只好又去找老 顾。正好他向指挥部要了一辆拖拉机,要到城里去买菜,就叫我坐了上去。拖拉机 驾驶员跟我本来就认识,听说我是因病回家,没说第二句话。当天就顺利返回城里。 老婆见我突然回家,不知是什么事情,吓了一跳。等问明了情况,没等我坐下 喘口气儿,就连连催我到队长那里去说一声,生怕刘三郎找起茬儿来,又要横生事 端。 刘三郎见到了我,只当我是自己回来的,好像抓住了有把儿的烧饼,不问青红 皂白,立刻大发脾气,先要我交回补助的十五斤大米,又说一个月内不许我出工记 工分儿。等到我拿出病假条来,他虽然不识字,却认识圆的红的中央有个五角星的 是公章,而且以为是指挥部的大印,拉长了的驴脸马上又变成了圆乎乎的烧饼脸, 眉开眼笑地说:“我们生产队派出去的人,回来有指挥部的大印,没得说,没得说, 你好好儿在家休息,什么时候好利索了再出工……” 在刘三郎的眼睛里,大洋水库指挥部是副县长李永秋亲自挂帅的,我能够拿着 盖有指挥部大印的条子回来,就以为我跟李永秋有什么瓜葛,居然对我“刮目相看” 起来。他不知道,这种病假条,是事先盖好了医务所的公章,只要医生往上面填个 名字和日期,就算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