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露锋芒打草惊蛇 县城好溪南面的水南大队,有个社员叫丁上明,是个好学的小青年,对中医特 别有兴趣。他从朋友口中听说我对中医有些研究,慕名来访。这一路小青年,虽然 热衷于学中医,但是既没有资格上中医学院,又没有门路去向著名的老中医请教, 因此才不得已而求其次,找到了我的家里来。 我与他一谈,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夸夸其谈的“半瓶子醋”,而是既有相当 好的医学基础,又比较虚心好学。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俩居然也一拍即合,谈得 相当投机。他经常在我家里一呆就是半夜,要不是我提醒,简直都不想回家了。 时间一长,来往一多,我们除了谈论一些医学方面的话题之外,有时候也谈起 了一些各自的家庭琐事。有一天,丁上明说起他有个亲舅舅叫王指仁,打倒“四人 帮”以后,出任丽水地区物资局党委书记。我笑笑说:“这个人,解放前是三五支 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在西乡一带非常出名的。听说他只带两个警卫员,就敢闯进小 溪集市去逮捕恶霸地主施仲衍,人称‘虎胆英雄’。景云刚解放的那几天,他进城 来,通过朋友的介绍,也曾经到我的店里来吃过饭,只可惜没过几天我就逃亡外地, 等到我回到景云,他又已经调出景云了。” 丁上明说:“三五支队进城以后,跟南下的外来干部关系处得不太好。中央政 策也有偏颇,于是权力逐渐落到了南下干部的手中。我舅舅解放以后实际上也没有 得到重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因为莫须有的问题遭到了‘革命派’的批斗。 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只怕到今天也解放不了呢。” 我说:“解放军干部和土八路干部同时进城,双方有矛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问题,不仅仅景云一个地方如此。土八路游击习气严重,组织纪律性差,特别是混 进了许多地痞流氓,一贯为非作歹,不但从正规部队来的干部看不惯,连当地的百 姓也看不起他们,这都是事实。另一方面,解放后强调阶级路线,执行的是阶级斗 争政策,不同阶级的人,哪怕是当年的亲朋好友,见了面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比如 说吕汉民吧,解放前我和他是同床共枕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解放后他参军走了,等 到我劳改释放回来,他已经从部队复员,在县供销社当主任,看见我,连个招呼都 不敢打。这还是好的,最厉害的是王悠庚,解放前跟我是吃喝不分的知交,对我应 该说是知根知底的吧?解放后他当了县公安局刑侦队长,就犯了六亲不认的职业病, 对我不说照顾点儿,反而处处地方找我的碴子,唯恐不对我严厉点儿,上级就会说 他右倾似的。” 丁上明立刻说:“我舅舅可不是那样的人。不信,下次我见到他,问问他可还 记得你不。” 我说:“我跟你舅舅不过是一面之交,后来就各奔前程了,也算不上是朋友。 他交际广阔,见的人多,像我这样的‘点头朋友’,他哪儿记得这许多?” 这话,说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过了两个星期,一天下午日落时分,丁上明 忽然带着王指仁到我家里来了。将近三十年不见面,他已经苍老了许多,背也微微 有些驼了,当年那虎背熊腰的英雄气概,早已经荡然无存。要不是丁上明一进门就 喊“我舅舅看你来了”,我还真不会想到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就是当年叱咤风云、 令地主恶霸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大队长”呢。 不过我依旧没有老友重逢的那种激情,只是淡淡地说:“哟,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这个地区级的老干部,吹到反革命的家里来了?你不怕丧失阶级立场么?” 不料他却毫不介意地微微一笑说:“今天我是特地到你家里来吃饭的。记得景 云刚刚解放的头几天,我在你家里吃过清蒸甲鱼,味道真不错呢!你知道,我是个 大老粗,只会耍枪杆子,打恶霸很卖力,斗地主也很积极。我也知道你,一不是地 主,二不是恶霸,我为什么不能到你家里来,请你说说看。” 我面有愧色地说:“当年我开店办厂,算是工商界人士,无党也无派,广交天 下友,进门都是客;现在不同了,你还是共产党,我可变成反革命了。如果你不与 我划清界线,株连上你这个共产党员,可不得了。这叫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王指仁笑嘻嘻地走进房来,管自坐下,点着头说:“听你这样说,是不想留我 吃饭啰?你不留客,我可要自留了。” 我也尴尬地笑笑:“只要你不怕,进门还是客,只是清蒸甲鱼早已经与我无缘, 现在只有青菜淡饭了。” 王指仁依旧不在意地笑笑:“这年头,能有青菜淡饭吃,就很不错了。我听上 明说,你家里这几年来吃的都是白薯呢。这也算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我无可奈何,只好吩咐妻子把饭菜端出来,我们三个,另开一桌,无非是家常 的素菜,总算还有一壶老酒,三个人分着喝,也无法共醉了。王指仁一边喝酒,一 边凝眉问我:“你这个反革命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 我苦笑一声:“我从劳改队出来的时候,不但没戴帽子,没留尾巴,因为我在 抗洪抢险期间表现良好,释放鉴定上还建议当地政府安置适当工作。就因为我家是 农业户,到派出所报户口的时候,不但没给我安置个工作,连我是不是正式社员, 都没有明确。当时的所长明明知道我没有帽子,却根据‘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逻 辑进行推理,这一推,就把我推到四类分子那边去开会学习了。从此干部、民警们 就开口闭口说我是反革命,弄得我既不敢否认,也不敢申诉。我知道,只要我说一 声我没戴帽子,他们就会正式送一顶帽子过来,让我的反革命合法化的。” 王指仁一拳砸在桌子上:“基层干部文化低,素质差,偏偏还要自以为是,结 果只能是胡作非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基层的事情,还只能在基层解决,你就是 告到中央去,也还是要转到基层来处理,结果当然更加糟糕。好在新上任的县公安 局局长陈连福是我的老战友,至少还能管得到派出所。吃过饭我就去拜访他,跟他 提一提你这个没有帽子的反革命问题,请他查一查你的档案,明确一下。” 王指仁到县公安局为我翻案的新闻不胫而走。许多老党员、老朋友听说了这个 消息,估计我的问题快要解决了,有的提前来祝贺,有的胆子大了起来,到我家来 串门的次数增多了,说话也随便了。 也许陈连福还没有通知派出所查我的档案,也许派出所接到了局长的通知拒不 执行,总之是王指仁的一片好心,其结果是适得其反。所长和小王等人早就认定: 在景云县,我是四类分子中最不老实的“典型”;打倒“四人帮”以后,如果我这 个“典型分子”首先得到平反,宣布我根本就没有帽子,是他们搞错了,不但他们 的面子过不去,其余的四类分子也更不好管理了。因此,他们必须在这个关键时刻 给我以再次打击,要让我明白过来,老实起来,乖乖儿地听从他们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