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强迫绝育的风波 中国的人口膨胀问题,并不是没有“明眼人”事先觉察。早在五十年代,北大 校长马寅初就以“人口发展太快,教育跟不上去”为由,提出节制人口的主张。但 是农民意识极重的毛泽东,却认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不但不接受马寅 初的节育主张,反而说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把他打成了右派。其结果, 是十年动乱,中国人口翻了一番。等到中央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在马寅初百岁前 夕宣布给他平反,再来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更加糟糕的是:人口素质越差的阶层,人口增长率越高。经过普查,发现中国 的痴呆人已经超过了三千万! 人不比牲口。牲口太多,杀掉一些就是了。人多了,只能等待自然淘汰,不能 杀,连白痴也不能杀。尽管许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跟法西斯差不多,但是他们 当权以后,也不敢执行法西斯的“消灭劣等民族”政策,为“优生”而大开杀戒。 于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百废俱兴,而最最重要的当务之急,则是立刻控 制人口的恶性膨胀。无可奈何的措施之一,就是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生育:未育的只 许生一个,已育的必须绝育。政府派出工作组,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宣传执行。 中国人的传统意识认为多子必然多福,而断子绝孙则是与作恶报应联系在一起 的。此外,在农村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人家,各方面都要吃亏,也是客观现实。 因此,要在农村中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难度相当大。特别是已经生了一个 女儿的人家,千方百计地总想再生一个儿子。 任务重,时间紧,工作方法少,于是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现象出现了。在 景云的有些地方,还规定了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对超生的人雷厉风行地进行惩 罚:巨额罚款,没收家财,甚至扒倒住房,除了不敢杀死婴儿,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我家里,我自己已经不存在节育问题。长子葛龙娶了媳妇儿以后,已经有了一 个孩子,正是绝育的对象。这时候,她因为患了急性盲肠炎,正住院开刀。于是派 出所的所长和民警们就以此作为突破口,想通过打击我儿媳妇间接来打击我。他们 向驻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组反映:我儿媳妇住院开刀是假,逃避扎结是真。 那年月,计划生育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工作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调 动一切力量来配合中心任务。他们派公社妇女主任到医院去探听消息。巧的是:公 社妇女主任刚到医院,正赶上葛龙媳妇儿手术后出院。于是一帮人立刻一拥而上, 要把她拖到公社去扎结。她再三申明自己刚做了盲肠切除手术,不能接着开第二刀, 但是没人肯听她的。她要求先回家吃饱饭,也不允许,只好哭哭啼啼地任人摆布, 心里直埋怨公公成分不好,害得她吃挂落。 医院门口这一拉一拽,围了一大帮人看热闹。有那跟葛龙过得着的,见他媳妇 儿被拉到公社去了,急忙跑去通风报信儿。 葛龙一听,急了,没命地跑到公社,他媳妇儿已经上了手术台。尽管这是男人 不许进去的地方,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见了做手术的医士,只咬住了一句 话:“我老婆刚开完盲肠炎,现在就动扎结手术,要是出了人命,你负不负责任?” 碰到这种情况,负责做手术的医士也不敢说硬话,只说了一句:“能不能扎结, 我不敢决定,这要到医院开证明。”葛龙说:“那我就带她到医院去检查。”说着, 背起媳妇儿来就往医院跑。 医院里原来做盲肠切除手术的大夫,认为伤口尚未愈合,不宜扎结,建议放环。 葛龙当机立断,马上把媳妇儿送进妇产科放了节育环。等到工作组赶到医院来,他 这里木已成舟,工作组也不敢硬来,只好顺水推舟了。 但是这事儿却在农村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当时已育妇女的扎结工作做得雷 厉风行,许多生了一胎还想生第二胎的妇女,心里根本不愿意做绝育手术,只是迫 于形势,不敢反抗。如今出来了一个“例外”,就有得好说了。她们围着工作组, 有说工作组欺软怕硬的,有说工作组人情分厚薄的,有说工作组不是铁面无私,不 一视同仁,是一块软骨头的,甚至有说工作组屈服于反革命家属,是丧失了立场的。 工作组向她们解释:能不能扎结,不是工作组说了算,这是要经过医院检查开 证明的。她们又说:“谁不知道县医院里的大夫大都是上海人,阿庆是老上海,跟 他们的关系特别好,大夫是看在阿庆的情分上给她开的假证明。我们贫下中农跟上 海大夫没有来往,没有人情,这样的证明,我们开不来。只要有人不扎结,我们也 不扎结。” 这些妇女这样一闹,扎结绝育工作更其难于开展了。工作组没了办法,最后一 招,只好强迫执行:派出一批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挨家挨户去抓扎结对象,押送到 公社去突击强制扎结。手术室不够,甚至把办公桌腾出来当手术台,进行快速扎结, 然后通知家里抬回去休息。对于撒泼打滚坚决拒绝扎结的妇女,甚至叫人摁住她两 手两腿,强行开刀。这种做法,群众说:简直就跟劁猪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许多不肯扎结的妇女东逃西躲,甚至豁出命去跟工作组公开对抗, 被突击扎结了的人家有的心怀不满,有的破口大骂,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大队的“中心任务”一转移到“计划生育”上去,对四类分子的监督也逐渐放 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