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老母微笑着走了 自从七月间邓小平复出之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否 定了华国峰的“两个凡是”,全国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安定团结的局面。 当时的政治生活,叫做“群众看干部,地方看中央”,中央的风向转了,地方 也就看风转舵。还有些干部一时间看不清风向,就暂时偃旗息鼓,俟机而动。 白云镇派出所一向执行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如今“两个凡是” 被否定,他们也有些“吃不准”起来,只好暂时停止整人,观望一下。对四类分子 的监督管理,也放松了许多。 在此期间,我还没有琢磨透中央的态度,不敢轻举妄动,反而比往日更加小心 谨慎起来。 但是心急的应宝俊不听我的劝告,认定翻案时间已到,下温州,到杭州,找原 单位,寻老同事,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积极从事平反活动。但是中央没有明确的政 策,大多数人心有余悸,谁也不敢出头露面地为他说话。结果空费心机,盘川用尽, 返回景云,当地派出所说他上窜下跳闹翻案,就是不认罪、不安心改造的具体表现, 一次次组织批斗。他悲观失望,越想越想不通,终于卧床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单位派人来给他平反,证实他是起义人员的时候, 他早已经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进棺材了。 应宝俊故去之后不久,我的母亲也卧床不起了。她没有什么大病,主要是年老 体弱,营养不良,抵抗力差,从伤风咳嗽引起的肺炎,逐渐消瘦,四肢无力。她深 知家里经济拮据,千叮咛万嘱咐,不管病情有多么危险,也不要送她进医院:“进 了医院,要是死在医院里,做了门外鬼,进不了家门,我是死不瞑目的。你们孝不 如顺,一定要听我的话。” 我已经陷入了经济危机,心知母亲这样说,也还是为我没钱治病找的借口。实 际上我也的确没有能力送母亲住院了。好在我也算是半个大夫,根据医书药典自己 开了个方子,送去给几个老中医看过,给她煎了几帖中草药服下。这种心血两亏的 症侯,当然不是几服中草药所能奏效的,病情时好时坏。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 搬到母亲房间里来,与她同住同宿,亲自煎药喂药,以尽孝道。 我母亲一病,亲朋好友们纷纷前来探望。“馋猫”当年常来我家,我母亲待他 如同亲孙子一般,尽管他如今当了大队长,倒是不忘我母亲的旧情,也到床前来说 了几句“好好儿养病”之类的门面话。 闲谈中,“馋猫”说:“你听到消息了没有?邓小平再次出山以后,要给四类 分子摘帽子了呢!我去问派出所有没有这件事情,所长说他也听见这样的风声了, 不过文件没下来。还说:即便有文件,谁的帽子该摘,谁的帽子不该摘,也还是要 经过社员的评议的。” 我心里明白,他在社员大会上表明要与我划清政治界线,现在又拿四类分子摘 帽要通过社员评议来笼络我。这孩子乳臭未干,刚当了几天干部,就学会了阴一套 阳一套、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我很有点儿看不起他,就微笑着说:“谢谢你的关 心。四类分子谁摘帽谁不摘的问题,群众评议年年进行,都评了二十多年了,除了 小偷小摸的坏分子之外,地主、富农、反革命,有一个摘掉帽子的么?咱们大队的 地主、富农、反革命,一个个都老掉了牙了,就是全给他们摘了帽子,也未必就会 造反,怕只怕没有了这些对立面,派出所的人就没事儿可干了吧?再说,能不能给 这些人摘帽子,不但群众说了不算,恐怕派出所说了也不算呢!” “那么,照你看,要谁说了才算呢?”毛毛装着不经意地问。 我知道他这是拿话来套我,但是话赶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不能再咽 回去,干脆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说:“四类分子摘不摘帽子,冤假错案是不是平反, 我看关键在中央的态度坚决不坚决,必须有中央文件下来了才管用。今天,地方干 部的思想恐怕还没有这样解放。群众评议,无非是每年一次的例行公事,不过是走 走过场,摆摆样子而已。” “按照你的论点,四类分子的帽子,还要北京来摘啰?” “这话听起来好像挺玄乎的,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儿。”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馋猫”从我这里套取了话头,跑到派出所去不知道怎么 添油加醋地回报了。没过几天,派出所殷所长就把我叫了去,训斥说:“葛月庆, 据群众反映,你又在散布反动言论了,是不是啊!” 我心里知道准是“馋猫”把我给告下来了,事到如今,否认也没有用,干脆说: “我不是哑巴,每天要说许多话,言论当然是有的;不过是不是反动,这可要看是 怎么认识、谁的认识了。” “你说四类分子摘帽不摘帽,群众评议是走走过场、摆摆样子的,没有用处, 是骗人的;摘帽不摘帽,关键在北京。这话可是你说的?” “尽管我的原话不是这样说,意思差不多吧。” “意思差不多就行。你说这不是反动言论是什么?” “我说这是事实。如果群众评议有用处,二十多年来,怎么就没有一个地主、 富农、反革命摘了帽子呢?关键还不是中央那个‘百分之五’没变,地方上不敢动 么?一旦中央说四类分子可以摘帽子了,不用群众评议,一个个都要摘掉。我这话 今天说也许早了点儿,不过这道理并没有错。” 所长听我这样说,“嘭”地一声,一拳砸在桌子上,脸皮也“刷”地放了下来, 恶狠狠地说:“葛月庆,你少在下面散布这种反动言论,蛊惑人心。告诉你,任凭 你的本事再大,摘不摘你的帽子,权力就在我的手里拽着。不信你就试试看。我知 道你的本事大,能写会说,杭州、北京都有门路。今天我就让你向北京申诉,且看 你的帽子摘得掉摘不掉。告诉你,水大漫不过鸭子去,即便中央文件批下来了,也 还是要我替你具体办。我把文件放在抽屉里一锁,我看你的神通再大也没有用。” 我听他这样不讲理,也激动起来,就不顾一切地顶撞他说:“申诉不申诉,是 我自己的事情,不是你让不让的问题。申诉是我的权利,我不想申诉,你不能强迫 我;我要申诉,你也不能压制我。如果我申诉了,文件批下来了,你锁在抽屉里不 办,那是你玩忽职守,我可以告你渎职罪。不过我也知道,现在地方上的‘四人帮 ’残余势力还在执行‘两个凡是’的政策,如果我明天就死了,我就只能像应宝俊 那样戴着反革命帽子进棺材了;只要我还能活下来,我就能够看见‘四人帮’残余 势力被彻底清除的那一天,也一定会有还我清白的那一天的。” 说完这几句,我不再理他,管自站起来走了。 我在等着派出所来找我的麻烦,奇怪的是,一连许多天,居然没有什么动静。 过了一九七八年元旦,看看春节就要到来,我老娘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既要 过年,还要给老娘看病,家里却连一个钱也没有,这年怎么过?这病怎么治?如果 我娘就这样走了,这后事怎么安排?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变钱的,只有一头猪了。 抬到食品公司去一过秤,还不满一百二十斤,不合标准,不收。这头猪,已经养了 整整一年,可是穷人家里,人没得吃,猪也跟着受苦,没有精饲料喂它,它也不长 肉。没办法,家里急于用钱,不能再等它长肥了,只好请人来把它杀掉,两片白肉 送到食品公司去,换回钱来给老娘买药、买棺材,剩下头蹄下水一家人凑合着过春 节。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家里宰了猪,猪心、猪肺、猪肠子,是要孝敬母亲的, 表示贴心贴肚肠的意思。我把心肺肠子煮得烂烂的,端到了母亲的床前。可怜老娘 已经连一口也咽不下去了。她眼泪汪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咱们家,已经有十 来年,过年没宰猪了。好不容易,今年宰了一口猪,可是娘连一口也咽不下去。不 怨天,不怨地,只怨我自己命薄,没福气。儿的心意,娘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盼, 但愿老天爷可怜,让我拖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省得大正月里一家人乱糟糟……” 当地风俗,认为正月里死人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如果过了正月十五,就算过了 正月,不妨事的了。老娘这样一说,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撑持不住,一家人都痛 哭失声了。 正月初三,老中医徐联芳先生来给老娘看病,顺便拜年。切了脉,徐先生沉吟 良久,没有说话。老娘心里其实十分明白,眼望着徐先生,断断续续地说:“徐先 生,我这病,是治不好的。这我自己比谁都明白。我能够活到今天,就很不容易了, 也够长命的了。我不是赖着不想走,只是正月正的办丧事,对子孙们不吉利。徐先 生,我求您想想办法,只望能拖过正月十五才好!” 徐联芳是个有割股之心的良医,立刻回家取来半支真正的老山人参,对我说: “这个年头,吉林别直参来得不容易,你把它用文火煎了,喂给你老娘喝。但愿它 能够让你老娘拖过元宵节。” 我握住了徐老先生的手,眼含热泪,百感交集,竟连一句感激的话都说不出来。 老娘自从服下“独参汤”之后,就终日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不言 不语,也很少饮食。摸摸她脉搏,跳动缓慢;听听她呼吸,微弱得只有一丝儿游气。 偶然醒来,只问“今天初几了”。我心里明白,就是凭着这半口气,就是凭着“一 定要活到正月十五”的信念,在维系着她的生命。 在这关键时刻,我日夜陪侍在母亲左右,寸步不离。一天一天地拖了过来,终 于拖到了正月十五,母亲那枯涩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胜利的笑容。 晚上十点钟,街上敲锣打鼓放鞭炮舞龙灯闹元宵,把她吵醒了。她张开眼睛, 忽然精神为之一振,居然抬起手来,向我招了两招,接着就要坐起来的样子。我以 为她要解手,急忙去拿便盆。她摇摇头,哆嗦着两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旧线袜来 递给我,呐呐不清地说:“这里面,有两丈布票,是给大外孙基本的。他今年四十 岁,外婆本应该给他做件衣裳的,可是外婆做不起,只好给他这两丈布票了。里面 还有两块钱,这是留给你的长命发财钱。” 说完这几句话,她气急起来,呼呼直喘。我赶紧扶她躺下。她吩咐了后事,好 像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安闲地闭上了眼睛,呼吸又慢慢地匀称起来,逐渐睡熟。 深夜十二点过后,闹元宵的人最后一次放鞭炮,我怕把母亲吵醒,低头看看母 亲,只见她嘴角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但已经凝固,再听听鼻息,也已经没有了。 母亲总算用她的坚强毅力,坚持到了元宵节深夜以后。按照一般的说法,过了 深夜十二点,就是正月十六,她可以放心地走了。 家里立即举哀,同时打发孩子们分头去报丧。姐姐、姐夫先到。他们的儿子基 本出差到龙游去了,没能再见临死之前还惦着他的外婆。接着我舅舅、舅妈带着孩 子们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