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我的第二次解放 第一节 全镇唯一反革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正确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 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错误路线,恢复八大的正确路线。 会议决议公布以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各条战线上生机勃勃,捷报频传,长 年累月受“阶级斗争”所苦的四类分子,也伸长了脖子,盼望早日得到解放。 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年年转,今年要到我家了。 中国大陆解放,已经整整三十年。三十年来,从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镇反肃 反、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法律不健全,有法也不依,贯彻的都是“以阶 级斗争为纲”,结果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好坏美丑仅凭“阶级出身”划分,把 善良的人民搞得晕头转向,中国人的固有道德荡然无存。八大会议总算扭转了错误 的政治方向,把经济建设放到了第一位。但是曾几何时,通过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毛泽东重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老调,并在此基础上发动了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被康生、江青等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篡了党政 大权,专了全中国人民的政。人妖颠倒,坏人当道,好人遭殃,国民经济已经到了 崩溃的边缘。再要继续下去,不但共产党将会毁灭,连国家、民族都有覆灭的危险。 如今拨乱反正,全国人民又一次得到解放,破除迷信,欢天喜地地走上了正确的轨 道。 不久,中央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韦国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赵仓壁为公安部部长。三人先后发表讲话,都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着手解 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面开展并贯彻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决定,尽快恢复这批 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并安置工作,同时积极清理“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有步 骤地给受冤者彻底平反,还要摘掉大多数四类分子的帽子,让他们安心生产。三人 的讲话一再指出:这是株连到全国上亿人口终日人心惶惶的大事,不可忽视,一定 要雷厉风行地层层贯彻,各级政府一定要积极抽调人员清查这三种人的档案,为冤 假错案平反。 在这样的总形势面前,景云县人民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公检法系统抽调了一 批得力的干部,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清理这三种人的案卷。 我的案子,归蔡文杰小组清查核实。他们也曾经找我去谈过一次话,态度诚恳, 听我说了被划为四类分子的经过,也曾经明确地表示,我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范 畴,一定会给我平反。 在这以后,蔡文杰又向白云镇派出所殷所长详细了解我的戴帽经过和表现好坏。 殷所长说:“葛月庆从劳改队释放回来,确实没有戴帽子。后来他盲流到江西,被 天华山化工厂送回来,档案上的记载,也是按干部下放劳动处理的,并没有帽子。 是前任所长根据‘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逻辑推理,糊里糊涂把他划为四类分子的。 因为他一直不服管教,公开顶撞民警,叫嚷不拿出他反革命的人证物证来,无法使 他心服口服,态度十分嚣张,所以在‘文革’中多次被押上批斗台批斗。这个人对 付运动很有一套,斗他的时候他装死狗,斗过之后一切依旧,跟大队治保会对着干。 经大队上报公社党委批准,移卷法院,判了他管制两年,交群众监督生产。有了正 式手续以后,他还是不服,经常闹事生事,在社员中散布资产阶级反动言论,说什 么‘金元宝满街转,看你敢捡不敢捡’,煽动社员弃农经商,破坏农业经济。民警 对他批评教育,他那张利嘴,你说他一句,他反驳十句,开口中央政策,闭口北京 精神,目中无人,根本不把派出所民警看在眼里,常常搞得我们下不来台。在全镇 的四类分子中,他的表现最为恶劣。年年年终都要揪到大会堂去批斗,可是他这根 老油条不怕批也不怕斗,治保主任把他的头摁下去,一放手,他就抬起来;再摁下 去,他又抬起来,还冲台下做鬼脸儿。他在台上洋相百出,逗得台下的人哈哈大笑, 会场大乱,失去了教育的效用。这样的批斗会,他满不在乎,群众也觉得乏味,还 有人说他是个斗不倒的不倒翁。一离开批斗现场,他就迈着八字步昂着头慢吞吞地 走,弄得我们也哭笑不得。治保会给他做了块‘反革命’的纸牌挂在他脖子上,他 居然拿它当作光荣匾,带着纸牌进酒店,傲气十足地一碗接一碗地喝。他的这种做 法,增加了治保会的困难,管理四类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了。他是四类分子中表现 最恶劣的一个。要是连他这样的人也摘掉帽子,我们派出所的威信就从此扫地,再 也没人肯听我们的了。我们的意见,东门大队别的四类分子都可以摘掉帽子,独有 他的帽子绝对摘不得。” 蔡文杰听了所长的一席话,犹豫了好久。心想:按道理说,人家本来就没有帽 子,前任所长根据“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推理,愣给人家戴上一顶四类分子的帽 子,叫人家怎么心服口服?人家不服,就说人家态度不好,难道给人家定错了案子, 还要人家三呼万岁不成?实际上,葛月庆的案子,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不是摘 帽不摘帽的问题。但是现在派出所所长明确表态:绝不同意给他摘帽子,双方的反 差太大。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但要和派出所顶起牛来,而且必定会在这一件案 子上纠缠不休。为了不影响复查别的案子,蔡文杰对这件案子采取了回避政策,把 案子移交给了县公安局去处理。 案子一到了县公安局,也就等于到了白云镇派出所。所长的顾虑统统消失,一 下子又神气起来。他把我叫到了派出所,瞪着眼睛虎着脸问我:“你是个有相当文 化的四类分子,天天看报,消息灵通,当然知道政府要给四类分子摘帽子这件事情。 现在你说说:你对这件事情,都有什么看法?” 当时我已经跟蔡文杰谈过话,心里有底,却不知道蔡文杰临阵脱逃,把我的案 子推到公安局去办了,所以我毫不含糊,理直气壮地说:“最近中共中央决定要对 全国的冤假错案进行一次彻底复查,该平反的都要平反;绝大多数四类分子的帽子 也都要摘掉。这是一个大气候,大形势,照我看,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总不 敢违抗中央的政策吧?” 我这话一出口,殷所长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撇着嘴冷 笑说:“你这个人眼睛向天,开口中央政策,闭口北京精神,一向看不起我们基层 政府。今天我不妨把实话告诉你:中央政策,北京精神,都是靠我们这些基层政府 来执行的。你葛月庆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四类分子,既不是‘四人帮’骨干,也不是 卖国贼、大汉奸,还用不着江华亲自来审你。再提醒你一句:你也知道,摘除帽子 的,是绝大多数四类分子,不是全部四类分子。只有确实改恶从善的人,才能摘帽。 换句话说,什么人摘除帽子,什么人不摘除,是要根据其本人的表现经过评议、甄 别的。说得更具体点儿,这个甄别的权力,就在基层政权手里,也就是我的手里。 中央政策虽然宽大,但也不是宽大无边的。你大概没有想过,像你这样表现得十分 恶劣的人,不但不能摘除帽子,还要从严管制吧?” 他冷笑,我也冷笑:“你提醒我一句,我也提醒你一句:请你也别忘记,中央 政策,一方面是摘除绝大多数四类分子的帽子,另一方面是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 凡是处理错了的冤假错案,一律要加以平反。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自己处理错 了,不深自检讨,反倒计较被处理者的态度好坏。冲你这一句话,你就没有吃透中 央精神,没有正确掌握政策。” 他被我指出错误所在,老羞成怒起来,竟恶狠狠地说:“不错,中央精神,冤 假错案是要平反的,不过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处理的案子,都是按照毛主席最 高指示办理,都是绝对正确的。更具体地说吧,别人的案子都有可能处理错了,你 的案子是证据确凿,铁案如山,绝对不会错的。别人都有可能平反,你也要翻案, 休想!” 这简直就是要一手遮天了。在目前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倒还真有点儿不相信, 就再次刺激他一下说:“你的观点,恰恰又错了。现在复查的,恰恰正是‘文化大 革命’期间的案子。‘文化大革命’固然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但是‘四人帮’假 传毛主席的指示,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现在要平反的,首先就是这些错案。 我的案子,虽然不是你办错的,也是你们派出所办错的。我就不相信你们小小一个 派出所,竟敢违抗中央的政策。” 也许我的话过份刺痛了他的心,也许是他当时就已经得到不给我摘帽的决定, 总之是他皮笑肉不笑地“嘻嘻”一笑,似乎胸有成竹又十分自信地数落我说:“既 然你这样相信中央,不拿土地爷当神仙,那你就上北京去申诉吧!最后我再提醒你 一句:你就是有孙悟空那样的本事,一个筋斗也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儿去。不 信,你就走着瞧。” 我也“嘻嘻”一笑,还冲他点点头:“我还是相信党中央,不相信你这个如来 佛。只要你不死我也不死,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吧!” 说到这里,我也懒得跟这种人斗嘴皮子,站起来管自走了。 不久,各大队又开始一年一度的“四类分子评审”,由生产队社员对本队的四 类分子表现好坏进行评议,作出是否摘帽的鉴定。还是那些人,也还是那样的表现, 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表现好的,总能提出一大堆原则性问 题来,今年政治气候突变,社员们也都知道中央要给这些四类分子摘帽子了,于是 人人都说拜年话,这个老实,服从监督,那个积极,生产带头,这也好,那也好, 美得就像一朵花儿,浑身上下,几乎就没有一点儿缺点似的,个个都成了“完人”, 都够模范、标兵的水平了。 又过了一个来月,景云县槐花街路口的墙上贴出了白云镇全镇四类分子摘除帽 子的名单,轰动了全城,都纷纷涌去看。特别是四类分子本人和家属亲友们,全都 关心这件牵连到六亲九眷的大事情,横着看,竖着找,唯恐看漏了。最后,人们掰 着指头算了半天,终于得出结论:全镇的四类分子,除了李钟才和葛月庆之外,全 都摘了帽子了。 消息立刻不胫而走,全镇都在议论这件“特大新闻”。为什么这两个人不摘帽 子呢?就因为一个是穷得叮当响的坏分子,一个是最不老实的反革命! 李钟才是个死了老婆的光棍儿,有个女儿,嫁出去了,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什 么都凑和,饭懒得做,水懒得挑,地懒得扫,连被窝儿都懒得叠,走到哪儿,偷到 哪儿,也不大偷,够他吃喝穿戴的就行。干活儿他最懒,工分儿他最低,地里出什 么,总是他先尝。他今天偷张家,明天偷李家,大家也不与他一般见识,譬如打发 叫花子,骂他两句,自己再注意点儿,也就算了。一偷两偷,偷到了大队仓库里, 大队干部对他本来就讨厌,如今逮住了他的把柄,还能饶他?到派出所挂了个号, 给他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监督他出工劳动,这一来,倒收敛多了。 这一次年终评议,社员们都说形势大好,李钟才劳动比以前积极了,小偷小摸 也改多了,大家送他一个人情,给他的鉴定,本来是“一致同意摘帽”的。但是群 众饶了他,大队干部还不想饶他,怕他一旦恢复自由了,又会故态复萌。因此对他 的摘帽,增加了一条“附带条件”:必须退赃二十元,方才给他摘除坏分子帽子。 李钟才是个“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身体力行者,别说二十块钱了,就是两 块钱,他也拿不出来的。所以派出所找他谈话的时候,要他赶紧交出二十块钱,他 倒哈哈大笑地说:“我要是有二十块钱,我还打酒买肉呢,干嘛自己不花要送给别 人花?”就这样,他的帽子没摘了。 有那好心的人跑去告诉他女儿,要她关心一下父亲的政治前途:人人都摘了帽 子,留着他一个总不好。她女儿急忙跑到派出所去求情,表示甘愿替父亲退赃,当 场拿出二十块钱来。所长听了,“嘻嘻”地笑着:“早拿出这二十块钱来,不是一 起上榜了么?”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早就写好了名字并盖有公安局大印的“摘 除帽子通知书”来,递给了她。 于是,全镇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是“四类分子”,我成了全镇唯一的一个反革 命了。 好心的人也来劝我,要我赶紧到派出所去认个错,先争取把帽子摘了再说。不 然,我这一辈子就完蛋了。这一次如果还不能争取把帽子摘了,往后再也没有机会 了。我说:“我的案子跟李钟才可不一样。他是有小偷小摸的事实,花二十块钱买 张‘摘帽通知书’,倒也值得。我根本就不是反革命,却要我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然后由派出所来向我表示宽大,这事儿可办不到。错的是他们,要认错的话,也应 该由他们向我承认错误。” 我这样一说,大家都说我有神经病,说的句句是疯话:千错万错,当官的不错, 要想他们承认错误,恐怕你只能戴着反革命帽子进棺材了。我笑笑说:“现在我是 全白云镇唯一的一个四类分子了,以后派出所那么多民警,只管我一个,该有多好! 以后召开全镇四类分子大会,台上坐着镇政府干部、公社干部、派出所所长和民警, 由大队治保主任主持会议,台下就坐着我一个,那才叫有意思呢!物以稀为贵嘛, 以后公社召开阶级斗争会,也是台下上千群众,台上就我一个,还不威风啊?” 大家都被我说得笑了起来。我没有听从大家的劝告。我没有错的事情,绝不把 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 开头,我确实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场戏。中央政策如此明白地在那里搁着, 我绝不相信小小一个派出所竟有这样的胆量,敢于违抗中央命令,对我这个明明搞 错了的“反革命”不予以平反。等到布告贴出来,方才醒悟到“天高皇帝远,水深 王八多”的真正含义。小小一个派出所所长,他居然就敢一手遮天! 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与解放初期陈亦祥的胡作非为是一脉相承的。那年月, 陈亦祥仅仅因为我破坏了他的“好事”,就胆敢公报私仇,带领武装人员来抓我, 而且发出了“格杀勿论”的命令,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在刚刚解放、法制还不 健全的情况下,小小一个县武装大队长,就可以扣我一个“反革命”的帽子向我开 枪,我没有办法,为了活命,只好外逃。也因为此,方才造成了我一生的坎坷遭遇。 现在,派出所所长仅仅为了维护他的前任对我所作的错误分析,仅仅因为我不服这 种错误的处理,他为了自己和前任所长的“面子”,竟不惜拿我做牺牲,明显是违 背中央政策的。好在现在不是解放初期,小小一个派出所所长,即便我戴着反革命 的帽子,他既不敢无故将我枪杀,也不敢无故将我逮捕,我长着脑子长着手,一定 要告他!往哪儿告呢?他不是说叫我告到北京、告到中央吗?行,我听他的,就告 到中央,还要把他这两句原话也写上! 经过两昼夜的字斟句酌,一份申诉书飞往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信访办公室。 我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景云不会例外,在我身上更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