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无形黑帽摘掉了 不久,“文革”中被批被斗的“臭老九”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 所谓的“牛鬼蛇神”都纷纷得到解放,逐渐恢复了工作;大批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 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的四类分子大都摘了帽子;全国五十多万“右派分子”中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得到了解放;我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信访办公 室的回信,说是我的问题,他们已经责成景云县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落实中。 我相信,如此大潮,他小小一个派出所所长,是怎么也抵挡不住的。 据说这一次落实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直接肉体被解放、间接精神被解放的人, 不下两亿之多。随着“第二次解放”的不断开展,被解放的人越来越多,我的信件 也逐渐多了起来。有的朋友是向我报告“官复原职”的消息,有的朋友以为我也得 到解放、获得新生了,因此纷纷来信询问我下一步的计划与打算,有的干脆就来动 员我出去工作。到我家里来走动的人也多起来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见了我,也 不像以前那样面孔铁板、一副要吃人的样子了。特别是“馋猫”队长,又经常到我 家来走走,装着关心我的生活,问长问短。甚至连派出所的殷所长,见到我居然也 给个笑脸,有时候还向我点点头。──我心里在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信访办 公室的批文,恐怕已经到了他的手上,不然,他绝不会给我这样的好脸色。 但是我不动声色。我要稳得住劲儿。在我的身份问题没有明确之前,我绝不轻 举妄动,绝不给他们以新的口实。 转眼到了八月中秋,是我五十六岁生日,有几个过得着的亲戚朋友,到我家里 来祝贺。那一天,丽水地区物资局书记王指仁正好到景云县来,丁上明告诉他今天 是我的生日,把他拉来我家一起喝酒。在酒席上,胡源石料厂厂长陈成川谈起要我 出马跑供销的事情,我说帽子问题没有解决,暂时不往外跑。现在全白云镇就我一 个四类分子了,不能让人家抓把柄。王指仁大为惊讶,问我是怎么回事儿。我大体 上一说,他连连摇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饭后他立刻到公安局找局长陈连福。 半个小时以后,他就回来了,说是陈局长听说我的帽子还没摘,也吃惊不小。因为 早在今年三月底,县公安局就以(79)撤字第4 号通知书通知白云镇派出所撤销了 我的反革命帽子,等于彻底平反了,怎么事隔半年多,通知书居然还没送到我的手 上?这事儿,陈局长答应明天一上班就亲自过问一下。 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殷所长说的“现官不如现管”,“红头文件下来了,我往 抽屉里一锁,看你怎么办”的话兑现了。 大家都在议论:像这样的派出所所长,分明是“四人帮”的爪牙,到了今天这 样的时候,还胡作非为,以权代法,再继续下去,他的所长只怕也当不长了。 王指仁叫我不要理睬他们,今后该怎么干就怎么干。陈成川就提出正式聘请我 为供销员,专门为石料厂跑供销。王指仁积极鼓励,认为不论什么工作,先干出成 绩来再说。 在陈成川的再三要求和王指仁的鼓励之下,我只好答应下来。当时谈妥:明天 上午跟陈厂长一起到胡源石料厂去报到,办理各种手续,顺便也熟悉一下产品,以 便开展业务。 第二天下午,我从胡源回来,出了汽车站,正往家走,经过白云镇派出所门口, 一眼看见殷所长在窗户里面向我招手。我装作没看见,没理他,继续向前走。殷所 长急忙打开玻璃窗,把脑袋伸出来,大声地喊我。我不得不站住脚,回头一看,只 见他满脸含笑地说:“阿庆,请你到所里来一下,我有事正要找你。” 我走进派出所,今天所长特别客气,先请我坐下,接着沏上一杯茶,递了过来。 我走得正渴,也老实不客气,咕嘟咕嘟一口气儿喝干了。他这才拉开抽屉,取出一 张“撤销管制通知书”来,“嘿嘿”地奸笑着,递了过来。 我一看,打字油印的通知书上,写的是“摘除反革命帽子,撤销管制”,下面 盖的是景云县公安局的大印。再看看日期,果然是1979年3 月28日。 他见我注意 日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又“嘿嘿”地笑着,似乎生怕我要发作,质问他为什 么要压这么久。不料我根本就没把这当一件事,也“嘿嘿”地笑着,只问了一句: “就这一张?没别的了?”他连忙说:“就这一张,摘帽,撤销管制,都在上面了。” 我再次笑笑,说了声:“那就谢谢了。”算是给他留了个面子。──不管他扣留多 长日子,最终他还是得拿出来,不敢撕毁,这就是我的胜利。再说,经过昨天王指 仁的质问,陈局长很可能还“训”过他一顿了,我又何必多此一啰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