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第一炮终于打响 一九八○年开春以后,天气转暖,我的气管炎哮喘休克症逐渐有所好转。 打倒“四人帮”三年来,百废俱兴,形势大好,人民生活逐渐提高,市场日见 繁荣,各地的农业生产也有了多种改革方案。我已经五十七岁,年龄不饶人,再不 打个翻身仗,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交待了。我不能坐等良机,更不能坐失良机。自问 身体健康状况还允许,就到胡源石料厂预支差旅费三百元,打算再次出征沪杭,争 取在花岗岩制品的推销方面一炮打响。 家里人当然支持我出去大展宏图,但又顾虑我哮喘病发作,一旦休克,没人照 顾,万一磕着碰着了要害地方,从此醒不过来,可就赔了大本了。为此,经过家庭 会议议决,让女儿小玲陪我一起出去。──从学做生意着眼,似乎应该带个儿子出 去,但从照顾大人生活着眼,儿子究竟不如女儿细心。何况小玲已经二十岁了,聪 明伶俐,我也不是老封建,并没有不想培养女儿的意思,不妨带她出去见见世面, 如果尚堪造就,通过沪杭两地的朋友们扶植她成材,不也很好嘛。 第一站先到杭州。为了节省旅费,父女二人,只好都寄宿在老友王宏章家中, 日食三餐,也都赖他供给。每天带着小玲四处探亲访友,连接多年来没联系上的老 关系。 第一个拜访的是同乡人丁子上。当时他还是浙江大学工学院的教授,后来才升 为院长的。他夫人就是我同班同学李继文。李继文原来在浙江省委给江华当秘书, 江华被斗期间,她受到牵连,通缉她的布告,在景云县贴得满街都是。现在她在省 乡镇企业局第一计划处当处长,是个有职有权的干部。经她提醒,得知同学李爱梅 也在杭州,赶紧去拜访。见了面,谈起彼此的情况,得知她丈夫姓莽,有个儿子, 在杭州龙山化工厂当技术员。我推销花岗岩制品,化工厂是主要目标,有这样一条 门路,当然不会错过,立刻向她要来姓名地址,第二天就专程到龙山化工厂去拜访。 莽技术员虽然从来没见过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我,但他是丁子上的学生,他 母亲又是我同学,有这两层关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话进入推销花岗岩制品 的主题以后,莽技术员透露厂里正在改建尿素车间,需要进一批花岗岩地板,已经 有一些厂家来联系过,只要胡源石料厂的产品质量过关,价钱能比别的厂家略低一 些,他虽然没有拍板权,但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从旁促成这笔交易。 既然大有希望,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当即留下详细资料,等待他的答复。─ ─那年月,推销产品主要靠关系,而且是帮忙性质,还不讲究分成或好处费之类, 办成之后,所谓的酬谢,也只是象征性的,微乎其微。 在此期间,我除了继续探亲访友寻找推销花岗岩的门路之外,看见省委省府联 合信访办公室门庭若市,许多人都在为自己的冤假错案申诉告状。我想想自己,反 革命帽子虽然已经摘掉,但是“文革”中我家藏几十斤白木耳,根本就没拿出去卖, 县“打办”不但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强行抢走,全部没收,而且强迫在烈 日下当众下跪,进行人身侮辱。这件案子如果能够得到平反、退赔,对我来说,数 目可不算小。于是慎重考虑以后,就利用等待业务进展的空闲时间,写出详细材料, 进行申诉。 我带着小玲在省委省府联合信访办公室门前排队领号,好不容易轮到我了,经 办人员看了我写的材料,态度非常明朗:如果我写的材料情况完全属实,当时县 “打办”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根据政策,应该退赔。我的材料他们负责批转,叫 我过十几天以后到景云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去联系。 我没有想到事情办得如此顺利。回到王宏章家把情况一说,大家都很高兴。都 说打倒了“四人帮”以后,风气完全变了。王宏章就说:既然信访办公室的人说十 几天以后到县里落实,在这十几天中间,不妨抓紧时间,到上海去一趟,看看季良 超那边是不是有了进展了。 我觉得此话有理,反正只有六个小时的车,往返都很便利,立刻去买票,赶到 上海。 当夜到陈佑华家,见到了季良超。没有料想这是一个嘴巴上讲得漂亮的“说客 儿”,这些天来,关于推销花岗岩制品的事情,连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一提起金山 石化,他支支吾吾的,这个原因吧,那个理由吧,总之是希望依旧很大,但都没有 联系上,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没去联系过。弄得我满腔希望,一下子完全落空了。 不过在他家里,凑巧碰见一个在上海市轻工业设计院工作的古丽荣同志。攀谈 之下,倒愿意与我交个朋友,也愿意帮我推销产品。她先介绍我住进了轻工设计院 招待所,这里交通方便,住宿、吃饭都很便宜,我们父女两人,总算在上海有了一 个落脚之所。 第二天上班,古丽荣给我介绍认识了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设计师,再通过他们 的关系,又放射性地认识了轻工系统的许多技术人员。其中一个叫周仲良的,是上 海市食品研究所的工程师,从他的谈话中,得知杭州龙山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陈亚芹 是他同班同学。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请他给陈总写一封信,希望把尿素车间改建 工程中所需的花岗岩制品落实到胡源石料厂,周工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拿着周工的介绍信上陈家给季良超看,告诉他这都是通过古丽荣介绍的关系 所取得的成绩。季良超马上说:“要说认识人,我绝不比古丽荣少。你要是愿意, 我立刻帮你联系,把上海石化总厂的领导干部和技术权威都请来,跟你见面,大家 聚一聚,怎么样?”我一听他有如此神通,当然求之不得。他就给石化研究院的一 个黄工程师打电话,请他把石化总厂的头头脑脑儿请来,明天晚上七点,在外滩东 风饭店聚餐。 我一听,心里就不大高兴。第一,他事先既没跟我说要请人家吃饭,更没说要 在东风饭店吃饭。因为东风饭店是上海第一流饭店,一般南京路上的二三流饭店, 一桌酒菜有五十多元就差不多了,到了东风饭店,起码要一百二十元。第二,他似 乎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请客的,没有提到是我请客。我想:你这不是拿我当“阿木林” 么 季良超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察颜观色,已经知道我在想什么,马上给我解释说: “厂领导和高级技术人员都是大忙人,不说吃饭,是很难把他们一起请来的。上海 人讲究派头,特别是他们那些人,到小饭馆吃饭,会觉得降低了身份,是咱们看不 起他。为什么我不说是你请客呢?道理很简单,他们谁也不认识你,如果说是你请 客,保证一个也不肯来。现在由我出面,让黄工程师去请,保证统统都来。只要他 们来了,再跟你介绍,宴席上酒杯一端,还有什么话不好说?” 我见他已经把话放出去了,也无可奈何,尽管囊中不丰,硬硬头皮,这一餐饭 是非请不可的了。 第二天,我带着小玲到了外滩东风饭店,季良超已经先到,雅座、酒菜都已经 定好。客人们陆续到来,连黄工一共七位。没想到季良超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竟说 我是陈佑华的干儿子,是他的干大舅,却没说是我掏钱请的客。席上大家嘻嘻哈哈, 有说有笑,却把我和小玲干在一边,根本不提“花岗岩”这三个字。幸亏我外交上 还有一套,既然你说我是陈老的干儿子,我干脆也不否认,借着这条线和在座诸位 全都通了姓名,也亮出了自己从事花岗岩制品推销员的身份,建立了初步关系。 聚餐快要结束,我带小玲到柜台上结账,小玲一看一百二十八元八角的账单, 吃了一惊,用景云话跟我说:“爸爸,你一天的出差补贴只有八毛钱,这一顿饭, 就用了你半年的出差费;你预支的三百块钱,还不够你请两次半客的呢!” 小玲是吃白薯丝长大的姑娘,哪儿见过这种场面?一百二十八块钱,够我们家 里吃半年的了。这可真应了“豪门一席酒,穷人半年粮”这句古话了。我跟她说: “在上海这个地方,要做大生意,交际费用是省不得的。今天不过是见见面,认识 一下,要想谈生意,下次还得请。只要能谈成一笔上万元的生意,花个千把块钱请 客送礼是常事。小财不去,大财不来嘛。怕只怕整百整百的钱扔进水里,连个响声 儿也听不见,那才叫冤枉呢!” 小玲就一个劲儿地撺掇我赶紧离开上海,不然,带出来的钱可就要用光了。这 次出门,是小玲管账。她兜儿里还剩几个钱,不用报账我心里也清楚。上海确实不 能再住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回到了杭州。 下了火车,来不及先到王宏章家,搭上公共汽车,马不停蹄地就赶到龙山化工 厂,拿着周工程师的介绍信去见陈总工程师。陈总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到尿 素车间改建需用的花岗岩制品,她说主要由莽技术员负责,要先跟莽技术员谈。说 着,就带我们到尿素车间去找莽技术员。没有想到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莽技术 员那里。 莽技术员见我神通广大,居然把总工程师都搬来了,出于两方面的情面,他当 即表态:几家石料厂的价格,以我的价格为最低,只要质量合格,他倾向于购买胡 源石料厂的花岗岩制品。 听他这样一说,我心里就“笃定”了。因为景云所产的花岗岩,得天独厚,至 少在浙江一省之内,质量是最上乘的,用不着担心。当时我就提出:请厂方派一个 技术人员到景云胡源去实地了解一番,检验合格以后再签订合同不迟。总工程师和 莽技术员都同意了。这一笔生意如果成交,总价是两万多元,按百分之十提成,我 可得两千多元。 龙山化工厂就派莽技术员和我一起到胡源石料厂检验花岗岩质量。莽技术员从 来没有到过景云,这一次,顺便也可以到外婆家看看,因此他也很高兴。经检验, 产品当然是合格的,并不因为景云是莽技术员的外婆家而放松要求。 供货合同很快就签订了,三分之一的预付款也汇到了,我的两千元提成也预支 了六百元。我出马推销花岗岩制品,第一炮就算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