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好戏连台接着唱 第一节 落实政策忙告状 我陪莽技术员检验了他所需要的花岗岩产品,回到家里。屈指算来,已经是我 到省委信访办公室申诉的第十一天。第二天,我就到县委信访接待室去探听动静。 接待我的朱宝荣同志,是景云本地人。他满面笑容,态度和蔼,口齿清楚,又 善于开导,更主要的还是是非分明,懂政策,讲道理,很适合于做接待群众的信访 工作。 据他说:“你交到省委信访办公室的材料,已经批转到景云县委来处理,县委 王书记也看过了。他的批示是:‘文革’中遗留的问题,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落 实。关于当年‘打办’执行过‘左’政策无故没收群众财物的问题,凡是能找到根 据的,有钱还钱,有物还物;找不到根据的,要说服群众‘向前看’。根据王书记 的批示,我找过当年‘打办’的负责人蒋鹤鸣。蒋鹤鸣的态度是:‘葛月庆的案子, 是我调到”打办“以前发生的,不是我经手处理。事情太久远了,原始案卷查不到, 属于没有根据的案子,无法处理了。’你的案子,我是知道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同情你,支持你。可是蒋鹤鸣不支持,我不能从我个人口袋里掏钱给你落实政策。” 我说:“蒋鹤鸣的意思,是要我‘向前看’啰?我的案子,通白云镇谁不知道? 经办的人虽然有的处理了,有的调走了,可都还没死。当年的大队干部和我的四邻 八舍,都可以给我作证明嘛。‘打办’虽然撤销了,案卷一定都封存的,不可能都 烧掉。查找起来麻烦些是肯定的,蒋鹤鸣说原始案卷查不到,实际上是懒得查,不 肯查。” 朱宝荣苦笑一声:“你说的,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我们是县委的咨询机关,任 何案子,都不能插手,也无权插手,只能督办、催办。‘打办’是个已经撤销了的 部门,蒋鹤鸣又只是最后一任主任,现在已经调到物资局去了。他自己手头的事情 还忙不过来呢,能推就推,是他的一贯工作方法。我看你不如直接找他谈谈,逼得 紧一些,他觉得推不掉,自然就会给你办了。不过,这个人办事一向宁左勿右,思 想一时还转不过弯子来。你找他谈的时候,最好就事论事,只说你当年白木耳藏在 家里,并没有拿出去做投机卖高价,不应该没收,应该退赔;千万不要开口政策, 闭口落实,引起他反感,事情倒更不好办。” 朱宝荣作为信访办公室的人,能够把话说得这样明白,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应 该说确实是同情我、支持我的。再想想,像蒋鹤鸣这种干部,“四人帮”时代执行 的是极“左”政策,现在思想还没有转弯,根本就没有为冤假错案平反落实的诚意, 我直接去找他,他也不会理睬我,徒费唇舌而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不如把情况反映 到省委信访办公室去,让省里再给县里施加压力,问题也许倒更好办些。 主意打定,我就谢了朱宝荣,走出县委信访办公室。 胡源石料厂与龙山化工厂签订了花岗石制品的供货合同以后,考虑到从景云到 杭州的距离不太远,如果从胡源用大卡车装上石料,到金华卸一次,装上火车,开 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卸下火车装上汽车,不但耽误时间,装上卸下的,损耗量也大, 不如分期分批直接用大卡车运,当天就能够到达,损耗量也小。因此,近一段时间 几乎天天有车到龙山化工厂,我随便搭一辆车,就到杭州了。 一到武林门省府大楼门口,只见信访接待室前面,人们一个挨着一个,排着一 字长蛇阵,比半个多月以前人更多了。我只好耐着性子排队。好不容易轮到我进去 谈话,已经接近下班时间。我怕接待员急于下班,不耐烦听我仔细讲,心里非常着 急,直埋怨自己来得太晚了。接待员看了我写的申诉书,又去查看第一次上访谈话 笔录,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找过景云县委,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我说:如果问题 顺利解决,我也不会第二次上访了。我说了县委王书记的“有钱还钱,有物还物, 无钱无物向前看”三大政策,再说前“打办”主任蒋鹤鸣以“原始案卷查不到了” 为由,要把我的案子纳入“向前看”范畴内不了了之。 接待员一听就皱起了眉头:“能够落实的案件必须尽快落实,这是中央政策。 除非景云县委不是共产党领导,才会抵制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你的合法收入,省委 一定支持你追回来。景云是个穷县,可不能因为穷就赖账。再说也还不至于穷到这 个程度吧?你先回去,我们再把你的申诉批转给景云县委。过半个月以后,你再找 景云县委。如果他们还不处理,你只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不必亲自赶来。来来回 回的,劳民伤财,也犯不着。”说完,就收拾案卷,准备下班了。 我回到王宏章家中,说起二次上访的经过,我们一致认为省委信访室的接待员 办事既认真,也负责。只要申诉书再次批转景云县委,比我直接去找蒋鹤鸣要强十 倍。估计半个月后再去找景云县委,他们就不敢再推了。 接着我们就谈我在杭州的房产问题。坐落涌金路41号的房产,是我与宝宝打官 司以后从她手中“挖”出来的。以前一直由我收房租。“文革”中把房产主也划为 资产阶级,并以资本主义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理由,将杭州所有出租的私房都交 给房管局接管,也就是统统没收了。现在落实政策,是不是也包括落实房屋政策, 有可能由房主收回呢?我与王宏章讨论了多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我去拜访李继文,她是省府社队企业局的官员,了解政策,脑子也灵活。 我一提这件事情,她就说:这是一个政策性问题,不是什么冤假错案。对于原有的 私房,中央持何政策,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文件。不过中央对房产主的政策不同于对 地主,从政府继续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出发,没收的房屋,估计有可能落实发还。 不过现在每天到房管局去闹的人太多,即便你排了队见到了接待员,无非是千篇一 律的一句“等待中央政策下来”,不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她认为找房管局是没有 用的,要么先等一等,等中央政策明确了再说,要么就通过法院解决。 我吓了一跳,问她:“你要我到法院告房管局呀?” 她笑了起来:“民不与官斗,你告房管局有什么用?他们理都不会理你。” “那我到法院告谁去呀?” “你的房子,不是一直租给房客住着吗?‘住房国有化’的时候,你不在杭州, 房屋大概是房客替你交出去的。这样,经过房管局重新核价,房租可以便宜得多。 从那以后,你当然收不到房租了,可是房契很可能还在你手里。现在你就给他来一 个‘假不知’,到法院告房客多少年不交房租,要求补交。只要法院判下来让房客 交你房租,这房屋不就是你个人的了吗?现在你的房屋都是谁住着?” “我的房子,一部分原住户被轰到乡下去了,一部分被红卫兵强占。现在占着 我房屋的,是个丢了官削了权的革命造反派。” “那就更其好办了。只要法院受理,保险一告一个准儿。” “法院要说这是已经交公了的公房呢?” “法院是讲法律的。‘私房国有化’是造反派的一种主张,不是政府政策,没 有法律依据。这跟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是不一样的。再说,你不是还有房契么? 那是经过法院公证的,有法律效果。” 真是高明的主意,不愧是给江华当过秘书的聪明人,脑子就是好使。 回到王宏章家,他也称赞李继文的头脑确实不简单。我决定按她的主意办事。 当即写了一张状纸,状告房客陈志芳,“文革”中是个打砸抢的造反派,依仗势力 轰走了我的房客,强占了我的房屋,至今已经有十四年之久。现在政府拨乱反正, 落实政策,请求算清房租,归还我的住房,伸张正义,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等等。 诉状送到上城区人民法院,负责接待的人员并不因为是房屋案件就推托不收,而是 当即收下,答应立案侦查。 五天以后,我接到了上城区人民法院上民(80)字第41号通知: 葛新同志: 你的来信收悉。关于涌金门直街41号房产一案,经查不属我院管辖范围,应由 房管部门落实政策。为此,有关事宜,请你直接与上城区房管所联系。此复。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章) 抄送上城区房管局 我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儿。五天前法院接待人员明明说可以立案的,怎么忽然 又踢开皮球了?王宏章说:一定是法院原以为陈志芳强占了你个人的住房,把你从 杭州轰走的;经查证,发现陈志芳每月向房管局交房租,不存在强占问题,所以案 子性质就变了。你不用管他,既然法院叫你找房管所,你就找房管所,且看他们怎 么说。 我谨依宏章兄所教,找到了上城区房管所私房科,由李科长接待。李科长是一 位五十多岁的北方女性,估计是个南下干部,办事非常痛快。她一见到我,就说: “前一段时间,有个叫李蕴玉的多次来所,要求发还涌金路直街41号的房屋。她本 人既拿不出任何证据,我们查对原始档案,房主明明是葛新,就没有理她。昨天接 到上城区法院的抄件,今天原产权人就出现了。这件案子,我们一定本着实事求是 的精神给你落实解决。现在我就陪你一起去看一看房屋、房客的情况。” 李蕴玉就是宝宝的母亲。看起来,她已经回到杭州,也已经落实了她的那半座 房屋的产权,却又人心不足,见我不来过问,居然还想侵吞我的这半座房屋。真是 无耻之极了。 到了41号房,只见我的房屋一二两层全部被陈志芳所占,三层还有两间,住着 姓沈的一对老夫妇。看过房屋以后,李科长当着陈志芳的面向我交待三条:一、房 客陈志芳准备搬走,退出所占房屋;陈志芳的住房问题,由房管所统一调配;二、 住房内部的结构,由陈志芳恢复原状后移交;三、房屋租金,统一由房管部门按规 定结算,陈志芳搬走之前,必须把应交房租付清,然后由房管所向我支付。 她问我这样处理有什么意见,我说没什么意见。又问她三楼的房客如何处置, 她说:这个沈九如,是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文革”中受到冲击,现在没有单位, 但属于统战对象。两口子无儿无女的,反正年纪也大了,希望我能够继续与他保持 租赁关系。我想想“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同病相怜,就答应了。 我随李科长回房管所办理了手续,又回到涌金路41号,仔细查看房屋的情况。 二十多年没有修理保养了,房客们也不尽心保护,尽管房顶还没漏,墙壁、门窗, 都已经相当破旧,等陈志芳搬出以后,不论是另租给别人还是作为自己的落脚点, 都有必要重新翻修一下。 既然来到这里,出于礼貌,我也不能不到宝宝他父母房间里坐一坐。进了他们 的家,才知道宝宝的父亲已经在“文革”中故去,她母亲也老得不成样子,走路都 弯着腰,估计是在批斗中落下的病根儿。她哥哥解放前是个旧军官,解放后当个小 职员,虽然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倒是让他挺过来了,并没有丧生。只要留下 了一条命,又有原单位,打倒“四人帮”以后,就有落实政策的可能,所以他倒是 没来侵占名义上属于父母实际上属于妹妹的这半座房屋,而是想方设法找单位要房 子。 关于宝宝的近况,我没问,她娘也没主动说。我见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走 进走出的,长得机灵而漂亮,模样儿跟巧巧别提有多像了。我立刻就猜中这是巧巧 的女儿,当然要问她的父亲是谁。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趁小姑娘走出去的时候,悄 悄儿告诉我说:“六七年,宝宝被里弄积极分子批斗,巧巧这个没良心的,已经上 大学了,不但不护着她母亲,为了她自己好当红卫兵,还带着同学来批斗。可就是 她怎么积极也当不成红卫兵,后来她就和一帮父母被批被斗的大学生也成立了一个 红卫兵组织,跟他们一起到全国串联去了。六八年回来,怀上了这个孩子。问她孩 子是谁的,她自己也不知道。宝宝要她去做人流,医生说胎儿已经太大,不方便了。 为这事儿宝宝跟她大吵了一场,下决心不认这个女儿了。她就跑到杭州来,住在我 这里。我总是她外婆,也不能撵她。生下这个孩子来,她就扔给我,她自己连一天 也没管。在那个年月,我们一会儿被轰,一会儿被斗,饥一顿饱一顿的,过了今天 不知道明天,帮她拖这个孩子,真不容易呀!不管怎么说,总算都活过来了。如今 我身边就这一朵儿眼前花儿,要是没有她,这日子还真不知道怎么过呢!” 真叫冤孽!巧巧是个私生子,私生子又生了个私生子,难道这私生子也有遗传 不成?宝宝她娘也许至今都不知道巧巧是我的种子,因此我不能显得过于关心。好 在如今房屋政策落实,她们祖孙两人靠这半座房屋维持生活,大概也不至于太拮据。 我在她房间里坐了足有半个小时,照我想,她总会说几句宝宝和巧巧的现况的。 但是她除了讲她自己身边的事情之外,宝宝和巧巧的情况竟一个字也不提起。我知 道她是下定了决心不打算跟我说的,也就没有发问。从这一心理现象分析,我估计 宝宝的现状一定不是太好。她也已经五十多岁,而那个小杨才四十多岁。两个人能 不能继续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好?恐怕都是问题。当然,所有这 一切,我都无从过问也无权过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