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路通,路路通 杭州的事情处理完毕,我立刻转道上海,依旧住进了轻工设计院招待所。与古 丽荣一通电话,她已经与上海市钟表理化厂谈妥一批花岗岩地板及下水道业务,只 等我到后签订合同了。这一笔货款总价四万元,我只要签个字,就能够进账四千元, 相当于我在生产队干二十年的总收入。农村人常说“吃力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吃力”, 真是一点儿也不假。此外,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做生意主要靠人际关系”这一信条。 古丽荣办事,稳重而踏实,不像季良超,满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什么事 情也办不成。她这样卖力帮忙,我当然不能亏待了她,更不能象征性地“意意思思”。 一旦提成拿到手,我会跟她合理分成的。今后上海市的业务,主要还得靠她嘛。 一路通,路路通。我的心情舒畅,可想而知。一股“五十年代的局面即将回来” 的感觉在我的头脑中不断萦回。我在上海只呆了三天,就买了一张快车票,直达金 华,返回景云。 先到胡源石料厂汇报了上海市的这一笔买卖。陈厂长见我几个月之内成交了两 笔大生意,高兴得合不拢嘴,立刻给我预支了一千元的提成款。要我再接再励,继 续努力,为胡源石料厂的花岗岩产品打开销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怀揣着一千块钱,喜孜孜地回到家里,打算明天到县委探听省委信访办公室 的批文转过来没有。 吃过晚饭,在我家隔壁租房居住的县工商所干部李大智过来串门,告诉我说: “你到杭州上访的申诉书,省委批到县委,县委转到了白云镇工商所。你在材料上 写的姓名是葛新,我们所长不知道葛新就是你,正要派人下来查问,被我看见了, 我告诉他葛新就是葛月庆,他这才恍然大悟了。我帮你把七一年间被县‘打办’扣 押白木耳一案的原始记录查出来了,没收的白木耳,按供销社收购价售出以后共上 缴二百多块钱。所长让我通知你,明天到工商所写一张领条,把钱领回来,这件事 情就算了了,你也不用再找县委了。” 一件拖了将近十年的冤案,在省委的直接干预下,总算顺利解决了。案子虽然 不大,如果没有省委的支持,没有我第二次上访,这二百多块钱,就要被王书记 “向前看”了。实际上我领回二百多元钱本身就已经吃亏:第一,被打手白白贪污 了好几斤,第二,收购价格明显是被压低了的,第三,二百块钱的十年利息,也不 止二百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可真的只能“向前看”了:第一,说明党中央勇于承 认错误,并及时改正错误,第二,能退赔我二百,就是看得起我,对我一视同仁。 因此,精神上的收入,绝不止二百元。 我一下子有了一千二百多块钱的收入,腰包鼓了起来,精气神也提了起来,连 走路都比以前带劲儿多了。“柴米夫妻”,前提是要有柴有米,如今家里柴米油盐 都不缺,不但老婆对我的脸色好看多了,连大儿媳见到了婆婆,说话都一下子甜了 许多。我这个人,讲究的是有恩不报非君子,“文革”期间亲戚朋友们对我的点滴 之恩,我不但记在日记本里,也记在心里。如今手里有了钱,首先通过邮局给远在 江西、福建的陈永兴、芦品周和林玉华把当年支援我的钱汇还给他们,了却我心头 的一桩事情。 自从我摘了帽子又赚回钱来,人们又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文革”十年来门 可罗雀的境况为之一扫,六亲九眷,亲朋好友,也都跟着形势的转变而相应地转变, 明明没事儿,也要找个因由到我家里来坐坐聊聊。特别是像“馋猫”那样的大队干 部,以前是靠“以阶级斗争为纲”爬上去的,如今大队里四类分子一个也没有了, 失去了对立面,除了领导生产之外,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小。于是又磨磨丢丢地常往 我家跑,有时候也磨磨丢丢地坐下来喝酒吃饭。我抱着“上门不杀客”的宗旨,只 要你有那脸面进我的家门,我既不往外轰,也绝不再提从前那一笔账。 当然,对于什么是真朋友,什么是假朋友,我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对于什么 是真心话,什么是虚情假意,我心里也清楚得很。许多“文革”期间连我家门槛也 不踩的人,如今不但有事没事转三圈儿,而且吹喇叭,抬轿子,什么好听说什么。 对这种人我也绝不得罪,他们都是义务宣传员,既然有人愿意往我脸上贴金,我何 必表示不欢迎呢! 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渐落实,东门大队有一些人的户口从农业户迁出,改为非农 业户口,子女们也都分配了工作。解放前我父亲在县城开木器作,直到临解放才买 了三四亩地,却因此稀里糊涂地就全家人都入了农业户口了。于是就有人来劝我, 根据我解放前的身份,赶紧去申请农转非。尽管自己已经老了,至少也给孩子们争 一个“吃供应粮”的身份。 关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发明,不但中国以 前没有,世界各国没有,就连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中 国之所以要分农业户与非农业户,当时的理由是什么,至少我是无从查考的;但它 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后果,却并不十分愉快。由于政策规定新生婴儿户口随母不随 父,单是这一项,就给农村姑娘戴上了一道“紧箍咒”:任你再漂亮、再能干,就 是嫁不了居民户。为此而演出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也不知道有多多少 少。 解放后三十年来,农村姑娘们为了“农转非”,为了生下的孩子“有粮票”, 不惜用金钱、物品甚至贞操去交换。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查办县教育局局长, 有三十七个女教师上台控诉这个“不是人”的“四人帮”爪牙强奸了她们。据知道 内情的人说:“奸污”是真,“强奸”是假。因为她们原来都是农业户口的民办教 师,局长大人下乡来“视察”,而且就住在她的学校里,只要巴结上局长,很快就 能争取上转为正式教师的名额。而这个名额,却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争取 的。于是那一晚上,除了好酒好菜招待之外,或主动或半主动地就把贞操也作为 “礼品”之一献上去了。 因为户口问题而引发的故事,多得可以写十部像《红楼梦》那样厚的书,只是 即便写出来了,在大陆也没地方可以出版。大陆有那么多“明眼人”,也不是没人 给中央就这个问题提过意见,但是这些人不是被打成右派,就是被打成思想右倾, 或扣上“破坏工农联盟”的大帽子,送到农场去劳改,立刻就从居民户变成农业户 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却有自己的看法:自从二月下旬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 撤销了八届二中全会的错误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不但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极 “左”路线,连华国峰紧抓不放的“两个凡是”,也彻底被否定了。邓小平复出以 后,致力于清除积弊,振兴中华,首先从生产队着手,要把生产队所有制改为连户 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民盼望已久的事情,顺应民心,谁也阻挡不了。农业所有制一 变,生产方式必然也要随之而变。现在景云县也成立了社队企业局,发动农民以社 队为基础大搞乡镇企业。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成功失败,全在各人的本领。预 测十几年以后,农业户口跟城镇户口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如此,何必要 礼下于人,向人家苦苦求情去转什么居民户口呢! 新成立的社队企业局,副局长姓胡,也是胡源人。他当然最关心自己家乡的企 业发展,有胡源人找上门去,总要特别关照一些。我有个搞建筑的朋友叫胡一章, 也是胡源人,想办个胡源建筑工程队,到社队企业局找胡局长。闲谈中胡局长问起 胡源石料厂的销售情况,胡一章就趁机为我锦上添花,吹嘘我怎样能干,沪杭地区 门路怎么熟,仅仅两个月时间,就给胡源石料厂拉来了六万多元的生意,所以近一 段时间厂里老有活儿可干等等,给胡局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不久,我又要到上海去。那时候,凡是到上海去跑供销的,一般都要有县级介 绍信,大单位甚至要省级介绍信。住旅馆也要工作证和县级介绍信,称为“双证齐 全”。我成了胡源石料的推销员,也算是厂里的人了;胡源石料厂是一家社队企业, 我要开介绍信,理所当然地要去找社队企业局胡局长。胡局长已经从胡一章口中听 说过我,对我也特别客气,递烟沏茶,又亲自带我到人秘科去开来了介绍信,然后 坐下来聊天儿。 他先随便地问了我一些上海的情况,接着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上海很熟, 关系也多,局里有些事情,还要你大力帮助。最近我们开了一个会,打算办一家绣 衣厂,目的在于解决剩余妇女劳动力的出路。可是从技术到销路,还都有问题。听 说上海有一家绣衣厂,专门生产出口的绣衣,规模和效果都挺不错的。这一次你出 差到上海,局里想请你抽点儿时间,到绣衣厂去跑一趟,帮助牵线搭桥,尽量搞好 生产销售两方面的协作;实在不行,哪怕引进一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是好 的。” 胡局长这样器重我,我当然义不容辞。尽管出发之前我连绣衣厂在什么地方都 不知道,但是凭着我的善于钻头觅缝,我有信心一定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挺好。 一到上海,依旧住进轻工设计院招待所。当天就把古丽荣请到房间里来,除了 还她一份人情债,请她继续联系花岗岩的销售之外,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她查找上海 绣衣厂的地址和厂长、书记的姓名。绣衣厂属于轻工业系统,查找起来不是难事, 不过半个小时,就替我办妥了。我可没有想到:产品远销海外、名声显赫的“上海 绣衣厂”,原来也是一家社队企业,地点在六林塘,离市区有二十多里路,不过有 公共汽车直达。厂长、书记那里,她都已经托人打过电话通了气儿了。因此,一切 水到渠成。 我到了绣衣厂,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跟厂长、书记交谈,感情上先近了三分, 事情也就更加好说了。没费多大力气,就当场拍板,愿意与景云县社队企业局协作, 先由上海方面派师傅到景云培训,然后先搞来料加工,按照订货规格统一制作,统 一销售,等到具有一定条件以后,再集资发展,联合办厂。 我在上海迅速联系了几家有关花岗岩的供销业务,立刻返回景云,向胡局长汇 报了联系经过。胡局长大喜过望。连他都没有想到上海方面肯这样帮忙。当即发动 白云镇公社各大队联合创办了一家“白云绣衣厂”。先办绣衣学习班,由上海方面 派老师傅来教授指导。 绣衣学习班办在东门大队社屋──也就是大队部的楼上,学员是由各大队选派 的,条件是年轻,干净,心灵手巧。不久就集中了二百多人,公社、大队、生产队 三级干部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当然占主要比例,我的女儿小玲,也在入选之中。 学习班开学的那一天,胡局长到厂讲话,会后又暗示厂长:要饮水思源,没有 葛月庆,绣衣厂也许到今天还停留在“说说而已”阶段,不可能这样快上马。厂长 领会局长讲话的精神,指定我女儿当学习班班长。上海来的师傅,常夸我女儿既聪 明伶俐,又积极能干,也格外喜欢她,照顾她。就这样,尽管我不是绣衣厂的人员, 却义不容辞地更加关心绣衣厂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