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理下台我撤退 这一批钢材运回景云,不但公司的职工人人夸我能干,陈经理也对我推崇备至。 我们两个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与陈经理的交谈,我对他的历史逐渐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前我只知道他是 个复员军人,却不知道他在部队里居然还是个模范指导员,得到过中央军委的通报 表扬,《人民日报》还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 但是,他在部队里带兵的那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到了地方上,到了商业系统中, 特别是到了不再突出政治这个中心而是突出经济这个中心的今天,却无用武之地了。 从前,他在部队里的时候,上级有什么号召,只要结合“阶级斗争”,强调一 下“敌人正在磨刀,我们不能麻痹大意,不能掉以轻心”,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什 么任务都能完成了。即便劳民伤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可以“只算政治账,不 算经济账”,成绩依旧是大大的。今天,他要领导一帮人做生意,哪怕人民群众十 分迫切需要钢材造房子、打农具,也不能再强调“敌人正在磨刀”,强调农民的需 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不顾血本,高价进来,廉价卖出。而只能利用有限的资金,以 最低的价格买进,加上一定的利润,卖给农民,求得资本积累,慢慢儿发展企业。 他要从一个军人变为一个商人,因此,一切都需要从头学起。在公司里,他虽然是 经理的身份,但却表现得特别虚心,愿意跟所有懂行的人学,也包括跟我学。 对于他这种“不耻下问”的态度,我当然十分欢迎也十分感动,甚至十分激动。 他态度和善,虚怀若谷,对上服从,对下团结,满腔热情地到处物色人才,充实公 司的力量,以求大展宏图。他曾经跟我说过,打算让徐尚云副经理坐镇公司,再组 织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管理,共同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他自己带头深入第一 线,随我到杭州、上海一带去组织货源,去开拓局面。 对于他的这些想法,我是既支持,又反对,既欢迎,又害怕。说实话,我哪怕 带一个能力差一些的助手出去跑业务,也不愿意带一个十分聪明的上级领导在身边 碍手碍脚。带个助手,大主意我拿,跑腿的事儿让他去做,我可以轻松些,得到什 么好处,只要分给他一点儿,他就乐得合不拢嘴了;带个领导人出去,有什么主意 都要他点头才算,赚了钱了,是他领导有方,功劳和成绩都是他的,生意做赔了, 当然是我出的“馊主意”坏了事儿,缺点和过错都是我的。更主要的是:得到一些 好处,是他拿大头还是我拿大头?如果他来一个“突出政治”,把应该得的回扣说 成是贪污受贿,我岂不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自找不自在么?与祝厂长一起出 差的教训,不能不记取! 因此,当他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支持他的时候,我十分果断地拒绝了。我使 了个金蟾脱壳之计,以上海的业务没有了结为借口,表示这一回暂时不能与他同行, 而是推荐万金有给他当向导和助手。我告诉他:万金有在二轻局工作多年,不但业 务熟悉,在杭州的熟人和关系户比我多得多,不妨可以在二轻方面寻求合作力量, 开拓新的市场。 陈经理军人出身,办事痛快,听我这样说,当机立断,就把万金有叫来,三人 一起商量。万金有得到经理的赏识,心里高兴之极,跃跃欲试,恨不得一下子在杭 州做出巨大的成绩来,自然满口答应。他只有一个要求:他听说省社队企业局第一 计划处处长李继文是我同班同学,要求我替他们引见一下,争取省局的支持。我只 要自己不卷进去,自然也满口答应。当时说定:他们两个先准备准备,后天就起程 到杭州;我则晚走三天,先到杭州,他们两个在出站口接我。 第二天,陈经理到局里征得了局长的同意,回来召开了全公司职工大会,宣布 以后由徐副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并决定由徐副经理组织成立职工代表委员会,与徐 副经理共同负责公司中的大小事务,他自己则摆脱公司的事务性工作,与万金有到 杭州去开拓新天地。 第三天,陈经理与万金有一起走了。再过三天,我也出发去上海。按照事先的 约定,先到杭州下车。一出检票口,看见陈经理和万金有果然在出站口等我,互相 招招手,就一起步行出站,到他们住的城站旅馆再要了一间房间。 我们三个正在聊天,突然一个人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用景云话对万金有说: “万大哥,不好了,刚才我们房间里进来了四五个义乌人,要强占我们的铺位,小 王跟他们戗戗了起来,他们仗着人多,把小王给打了,你快去帮个忙吧!” 万金有应声站起来就跟他走。陈经理说:“刚才进来的这个人姓赵,他和另一 个姓王的,都是景云一家社队企业的供销员,就住在隔壁。他们年轻气盛,修养也 差,为了铺位这样的小事,也会跟人家大打出手,简直不像话。我去看看。”说着 就走了。 万金有跟姓赵的到了隔壁,小王已经被几个义乌人打得趴在地下,鼻血也打出 来了,正在大喊“救命”。万金有和小赵立刻出面制止,双方各执一辞,吵得越来 越凶。服务员见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赶来劝了几句,见劝不动,就打电话到城站 派出所,把民警叫来了。 民警赶到,首先平息了武斗,然后就问事情的起因。小王、小赵说:“这间房 间是我们定的,都住了两天了。刚才这几个义乌人突然闯进来,说房间是他们定的, 要我们赶紧搬出去。我们当然不干,他们就动手打人。这不是,把我们的小王都打 伤了。” 义乌人则说:“我们在楼下登记了房间,上楼来没找到值班服务员,就自己先 看房间,发现我们定的房间里有人,当然要请他们出去。他们不但不出去,还开口 骂人,说我们是瞎子,这不是讨打吗?” 服务员在旁边就说:“10号房间的客人确实住了两天了。你们登记的房间是几 号?” 义乌人振振有词地说:“当然是10号啰,要不是10号,还能吵起来?” 服务员就说可能是楼下总服务台把房号弄错了,要义乌人把住宿单子拿出来看。 义乌人取出住宿单,服务员一看,笑了起来说:“你们的房间是16号,你们走错了 房间了。” 这一来,几个义乌人全都面面相觑,做声不得。万金有逮住了理儿,手指着义 乌人却对民警大喊大叫:“对了吧?他们连10号和16号都分不请,说他们是瞎子, 不算骂人吧?他们自己走错了房间,还无故打伤了我们公司的职工,这可不是一般 的小事儿。我们的经理、局长已经打电话到市公安局去了,肇事者是逃脱不了法律 责任的。请你先把这几个凶手送到市局去关起来,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和赔偿医 疗费用。” 听这个民警说话的口音,很可能也是义乌人,多少有点儿乡谊,很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如今一者理亏,二者碰见万金有逮理不让人,不依不饶的,又有经理、 局长在这里,更不好做手脚,只好说:“像这种打架斗殴的小事,我们派出所有权 处理也能够处理好的,没必要送市局了吧?” 万金有似乎有意要把事态扩大,一跳老高,用更大的嗓门儿反问:“可我们局 长已经给市局打了电话了,市局让把人送过去嘛!” 民警听万金有这样一说,就有点儿左右为难起来,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们 局长在几号房间?我去征求一下你们局长的意见。” 万金有吹牛,本意是想吓唬吓唬义乌人,没想到这个民警认了真,倒使他自己 下不来台了。好在他脑子灵,顺手指了指陈经理说:“这事儿用不着问局长,你问 我们陈经理好了。” 陈经理是个老实人,办事也比较婉转,见万金有把球踢到了自己这里来,也不 戳穿西洋景,只是模棱两可地说:“刚才我没在这儿,这事儿的经过情形我不太了 解,等我向局长请示一下再告诉你处理意见吧。” 陈经理这样一说,民警更以为局长就在这里了,非要亲自去见见局长不可。万 金有见牛皮要吹破,急中生智,就用景云方言跟经理说:“葛月庆的仪表风度很像 一个局长,你就带他到老葛那里去打个马虎眼儿算了。” 戏演到了这一步,陈经理如果不配合,西洋景一拆穿,丢的可就不是万金有一 个人的面子。在骑虎难下中,陈经理只好点点头,让万金有把民警带到我的房间里 来。 万金有把民警带到我的房间门前,敲了敲门,喊了声:“葛局长,城站派出所 的民警同志想见一见您。” 我的脑子也不笨,一听万金有这叫法,就知道这小子又在出花花儿点子作弄人 了。我虽然没有上过戏剧学校,小小的即兴表演,倒也能随机应变,表演得活灵活 现,当即开门出来,端着架子,说了声“请进来”。这时候万金有成了“导演”, 生怕我不理解他的意图,没等民警说话,来一个先发制人,实际上是给我“说戏”: “局长,关于义乌人打伤咱们职工的事情,您不是打电话给市局,市局的意见不是 要把凶手送到拘留所关起来再说吗?城站派出所的这位同志,想跟您交换一下处理 意见。” 他把话说得这样清楚明白,我要是还不领会,我这个演员也就太“蹩脚”了。 正要动问民警持何意见,那民警就主动把发生误会的经过情形大概说了一遍,强调 了住宿单开得不清楚,义乌人把16号房错看成是10号房,而景云人又不善于解释, 讽刺义乌人是瞎子,双方一言不合,动起手来,义乌人多,景云人挨了打吃了亏。 然后说:像这种因误会和双方态度不好引起的争吵,事情不大,伤势也不是太严重, 派出所会按照治安条例处理的,没有必要送到市局处理,等等。 我心知这种事情只可点到为止,不可“得势便猖狂”,就宽容地笑笑说:“一 言不合,就动手动脚,进行武斗,完全是‘文革’余毒没有肃清的具体表现。如果 当时双方都讲文明礼貌,哪儿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像这一类案子,派出所能处理, 就请派出所酌情处理。我的意见,双方都有缺点,还是以双方多作自我批评为好。” 民警见我并不坚持送市局处理,说了许多“局长有修养,有水平,高风格,高 姿态”之类的恭维话。正要离去,服务员匆匆进来说:那帮义乌人怕把他们送公安 局,见民警不在,一哄都跑了,连预付的房钱也没退。民警听了,说声“我去看看”, 也就走了。──这件糊涂案子,当然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民警和服务员一走,陈经理进来,关上房门,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万金有指着 我哈哈大笑说:“你真不愧是个在大上海混了多年的老油条,装起老首长来,还真 像。”我说:“都是你这个万金油吹牛皮惹来的是非,把我逼上了梁山,你倒看笑 话!”陈经理也说:“老葛的风度,装个老首长倒是蛮像的。怪不得现在社会上政 治骗子那么多,原因就在于许多人只重衣冠外表,不问证明文件,一说谁是老首长, 是高干,各级政府都来拍马屁、吹喇叭,给犯罪分子一路开绿灯。” 说笑一阵之后,陈经理说到了正题上来。他和万金有住进了城站饭店,巧遇景 云县新建区工办主任彭在云也住在这里。这个彭在云,五十年代初曾在《杭州日报》 当编辑,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新建监督劳动。七九年改正后就地安排工作, 出任新建区工办主任。陈经理仰慕他资历深,声望高,打算与他联手搞合作经营。 这两天中,他们已经基本上谈妥,由万金有牵线,将杭州一家街道办的电风扇组装 厂接过来。这家厂子因为缺乏生产资金又打不开产品销路,产品积压,发不出工资, 濒临破产,只好廉价转让;再通过彭主任的关系,以景云县地方工业公司的名义, 与广州市电器批发站搞产销联营。陈经理问我对于这样的计划,有什么意见。 我真没想到陈经理和万金有来杭州才两天,就有了这样大的成绩。仔细想想, 所有这一切,估计都是彭在云打下的基础,只不过感到力量不足,想拉陈经理合作 的意思。因此,对于彭在云这个人是否可靠,对于组装的电风扇质量是否合格,是 否能够保证销路,都是必须认真了解的,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直言我根本就不认识 彭在云,对他经营工商业的能力更是一无所知,对电风扇的业务也完全外行,无法 参加意见。陈经理就带我到彭在云的房间去,让我们先认识一下,再交换一下意见。 彭在云青年时代是个中学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被国民党抓去蹲了几年监狱, 出来之后,反正书也教不成了,干脆就上了四明山参加土八路打游击。浙江解放以 后,出任《杭州日报》副总编辑,却又因为思想“右倾”,五七年卷进了那场政治 漩涡,被开除了党籍,下放劳动,实际上就是送去劳改。二十多年的基层生活,面 目虽然苍老了,身体却很健康,多年不摸笔杆子,文字也许荒疏了,思想却依旧很 活跃,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十分健谈。他的想法是: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畅通的销 路,就可以暂时利用街道办的电风扇厂原有的设备和人员,继续进行生产,等到产 品市场完全稳定以后,再考虑把机器设备搬到景云去。 我一听,这完全是不顾现实的空想:组装厂是代加工工厂,没有自己的商标, 产品怎么销售?即便申请到了商标,不是名牌产品,在价格上销路上处处受人制约, 怎么谋求发展?作为一个县的社队企业,怎么能把厂子办到杭州来而且雇用高价的 城市劳动力?即便这是暂时的,一旦有了足够的资金,就可以把厂子搬到景云去, 但若计算一下,是购买新设备合算呢,还是买这些旧设备合算呢?在景云办电风扇 组装厂,原料、技术、运输、销售、经营管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看起来,彭主 任办报纸也许有两下子,从事工商业则一窍不通,是个大外行。但是共产党使用干 部,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政治”,只问是不是党员,不问是不是内行,强调斯大 林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自以为没有共产党人学不会的事 情。一旦失败,则以“交学费”自我解嘲。“文革”以后,这种风气虽然好得多了, 但还没有根绝。至少在任命彭在云当工办主任这件事情上,我看就是如此。 彭主任充满了自信,陈经理对彭主任绝对相信,而万金有又急于求成建功,他 们三个,全都热火朝天,基本上已经决定全力以赴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斟酌再 三,如果泼冷水,第一他们不见得听得进去,第二如果接受我的意见不办了,而改 办别的事业偏偏又赔了本,那时候他们肯定要指责我。权衡利弊,从自己的生存出 发,我只是唯唯地应着,强调自己对这方面业务一无所知,因此不置可否,一言不 发。 陈经理只以为我当真外行,再三鼓励,要我参与,说他自己也是外行,只要钻 进去,很快就能变成内行。我就以年纪已大作为推脱,说什么也不参加。陈经理见 我这个榆木脑袋油盐不进,也不再勉强我。 那天深夜,陈经理都已经上床了,我还在看电视,彭主任忽然来敲门,说是有 几句知心话要跟我谈谈。我关了电视机,请他坐下。他开门见山,说是白天的一席 交谈,虽然我对办电风扇厂的事情不置可否,但是他一眼就看出我不但是个具有经 济头脑的能人,而且城府颇深,轻易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他深夜来访,是一定要我 答应跟他合作,他愿意出高薪聘请我当他们新建区工办的高级顾问,当务之急,是 要我谈谈对他筹办电风扇厂的主意是否可行。 我见他利用高薪为诱饵要从供销公司挖墙脚,对他的人品先有了几分怀疑。我 们做生意的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学商先学德”,生意人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这个“道”的标准,生意人跟共产党人又是很不相同 的。例如把货物屯积起来等待高价,是合法的;在平等的前提下互相竞争,也是 “合情合理”的;甚至压价钱、拿回扣,也是应该的;但是给对方“上烂药”,向 对方“挖墙脚”,则认为是“缺乏商业道德”的无赖行径,正经的生意人,是不屑 为之的。今天彭主任背着陈经理说出愿意出高价聘请我这样的话来,在他固然以为 是在高抬我,在我却认为是在贬低我了。 我心里对他不满,表面上并不得罪他,只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成熟,今天 夜深了,以后有工夫再说。他见我不愿深谈,也无可奈何,只好告辞离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彭主任深夜来访的经过及内容告诉了陈经理,只从人品方 面提请他要注意。陈经理军人出身,一向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说“千军 易得,一将难求”,像彭在云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是五七年的历史遗留,决不可能 在景云县当一个小小的区工办主任;还说经商也和打仗一样,有胜利的时候,也有 失败的时候,只能作胜利的打算,作失败的准备,不可能每战必胜。 我见他对彭在云的相信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多说无益,也就不再多啰嗦。按 照预定的日程,带他去见省社队企业局第一计划处处长李继文。 李继文性格爽直而健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深知景云的农民生活困苦,鼓 励陈经理多多出谋划策,为农民多办好事,多办实事,把农村经济搞上去。陈经理 汇报了景云县社队企业局对建设新山区的远景归划,除办好现有的几个企业之外, 还打算在谢山村办一个茶厂,在东方村办一个水泥厂。李继文听得很入神,当场含 笑表态:景云县要办的这两个厂,如果在资金方面有困难,省局可以无息贷款给茶 厂十五万元,给水泥厂四十五万元。 得到了省局的大力支持,我们欢欢喜喜地回到了旅馆。关于彭主任的事情,就 不再提起。第三天,我就按原计划到了上海。 我到了上海,照例住进了大方饭店,通过各种关系,与上海物资市场签订了五 十吨钢材的合同,又落实了发运的车皮等等。这一次,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关节,一 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这时候,接到万金有从杭州来信,说是“景云县地方工业公司驻杭州办事处” 已经建立起来,暂时由他负责;电风扇组装也已经上马,陈经理和彭主任现在在广 州;杭州办事处人手不够,要我赶紧结束上海的业务,提前到杭州配合他工作,等 等。 我没有陈经理的明确指示,只凭万金有的一封信,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回信 给他,借口上海的钢材正在申请车皮装车发运阶段,无法分身,一俟钢材运出,立 刻赶到杭州。 仅仅过了三天,还没等我把钢材运出,万金有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中说:杭 州方面已经运出十吨货位的电风扇到广州,但是遭到需方的百般刁难,以商标不符、 质量不合格等等理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陈经理和彭主任在广州有如热锅上的蚂 蚁,进退两难。杭州方面,从原料到设备、加工、运输等等环节都急需付款,但是 广州方面没钱汇来,而公司账号上的钱早已经支空,如今是火烧眉毛,处在水深火 热之中,他连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要我赶紧到杭州去商量如何挽回残局,否则整 个公司就要垮台。 尽管他的信写得言词恳切,可我并不为之感动。这种局面,其实早在我的意料 之中。我作为公司的一员,责无旁贷,理应与公司、与经理同舟共济。于是我把发 运钢材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立刻上车赶到杭州。 万金有被许多债主团团包围着,确实已经焦头烂额,不是他的“万金油”所能 起死回生了。据他说,景云方面传来的消息:公司内部有人心急如焚,也有人幸灾 乐祸,还有人落井下石,墙到众人推,更有人居心叵测,天天在局长面前吹“耳旁 风”,想趁陈经理摇摇晃晃的时候推他一把,再踏上一只脚,或企图取而代之,或 打算另有拥立。如今陈经理已经遭到内外夹攻,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看情形,杭州 办事处维持不了几天了,可当前这个烂摊子还不能立刻收起来:几十万元资金冻结 在广州,而杭州的欠款数目又如此巨大。公司是所谓“白手起家”的,实际上就是 占用客户货款加上银行贷款在周转。一旦周转不灵,不但陈经理要下台,公司要破 产,树倒猢狲散,公司职工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听了万金有的一番话,尽管我没有回天之力,难挽狂澜,但也不能不说说我 的意见。我认为:做生意确实有如打仗,因此必须运用孙子兵法,做到进可以攻, 退可以守。为今之计,只能快刀斩乱麻,从速行动,全面结束,越快损失越小,越 拖损失越大;首先集中力量结束杭州的业务,然后全力对付广州方面。事不宜迟, 迟则生变。 我让万金有把我的意见用加急电报打给陈经理。但是他们两个,一个只懂政治, 一个纯粹是书呆子,根本不懂商业。特别是彭主任,还相信他与人家的“战友交情”, 磨破嘴皮子与需方周旋,幻想得到需方的谅解,既不采取积极行动,也不给我回电。 我一见他们是这样的态度,无法继续进言了,只好赶回上海,先把钢材装上车皮, 发回景云再说。 陈经理在广州举棋不定,时间一长,损失更重,于是公司内部人心惶惶,众叛 亲离,连他自己培养的亲信和骨干分子,尚且到县委去告他的小状,他的对立面趁 机进行无情打击,更不在话下。公司职工反对,局长就有了将他撤职的意思,县委 组织部同意局长的意见,三方面口径统一,局里就发急电把他召了回来,由局长主 持,召开全公司职工大会,名为帮助经理改正错误,实际上是一次变相的批斗会。 开会之前,就有人提醒他不要当傻瓜,要把新建区工办主任一起拉出来共同承 担责任。但是他抱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态度,不愿株连别人,把一切责任都揽 到了自己身上。“帮助会”开到最后,局长宣布了撤消他经理职务并留党察看一年 的决定,同时宣布了新领导班子的名单。──这一回,他算是重重地摔了一个跟头, 幸亏还有同情他的朋友帮忙,在县生产资料公司给他安插了一个供销员的职务,从 此倒可以安下心来,从头学起了。 陈经理被撤职,我心里颇感内疚。每次碰见他,尽管他依旧热情待我,我却总 觉得欠了他一笔账一般。如果在杭州第一次见到彭在云的时候,就坚决反对他们合 作做电风扇,哪怕他们听不进去,依旧走上了这条道路,至少我自己的心理上可以 得到一些平衡。可惜那时候我自卑心严重,只拿他当上级而没拿他当朋友,以至眼 看着他犯错误。他的失败,在于上级把他放错了位置。他根本不懂得做生意,党却 偏要把他放在商业岗位上担任领导,其结果,必然是官儿当得越大,党和国家的损 失也越大。平心而论,像他这样不推卸责任、勇于承担过错的干部,现在真还不多 呢。 公司里新经理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以改正陈经理在任时的错误路线为 名,处处与陈经理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更可怕的是:新任经理,也是个商业的外 行,而个人品质,则比陈经理要差得多得多。在下属们的吹捧之下,心安理得,踌 躇满志,任用亲信,安插亲友,专横独断,飞扬跋扈,无所不用其极。胡局长几次 向他推荐,要他遇事多与我商量,他总认为我是陈经理的亲信,口头上唯唯诺诺, 却连一次也没找我。我见他妒贤嫉能,只知抓权抓钱,是个很难共事也不可能把公 司管好的领导,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决心激流勇退,另谋出路,就向新经理递了 辞职报告。新经理表面上挽留几句,辞职报告却很快就批了下来。 不久,万金有也因为是陈经理“线上的人”而被撵回了二轻公司。这一来,倒 应了他在杭州说的那句话:树倒猢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