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难产的个体企业 十二月四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新宪法,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自从一九五三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原 因,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修改,但没有一次说过“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 补充”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中,总把个体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范畴中的 东西,把它看成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水火不相容的洪水猛兽,唯恐它的存在会威胁、 妨碍社会主义的成长与发展,总想把它置之死地而后快。 回想自己经商近半个世纪来,解放前国家无所谓优先发展、大力扶持、坚决打 击之类的工商业政策,在“平等”的口号下,至少不公开宣扬阶级路线,谁愿意做 生意,只要你照章纳税,都可以或当行商结伴“跑单帮”,或当坐商开店开公司。 你那几个小得可怜的本钱,政府也不怕你会挤掉了国营企业或官僚资本。这些太久 远的事情,不去说它了。解放之后的五十年代,在“城乡物资交流”的口号下,共 产党也还允许私营工商业存在并得到发展。自从“社会主义高潮”到来,通过“公 私合营”手段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政策越来越紧,发展到史无前 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泛滥,越“左”的越革命,连农民卖 几个鸡蛋用来购买煤油、食盐,也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弄得人人贫穷, 家家拮据,最后不得不以“越穷越光荣”来自我解嘲──于是社会主义只能与贫穷 划等号,难怪社会主义在人民心中失去号召力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的。无视生产力的提高,无视思想道 德水准的提高,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改变,其结果必然是走向愿望的反面: 想改 善人民的生活,却把人民带向了痛苦的深渊。幸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碰了鼻子以后 能够转弯,重新认识到个体工商业对人民生活所起的积极作用,改变了固执地执行 了多年的现行政策。 我隐隐地意识到: 私营工商业,又将得到发展了。 尽管我四十多年来受尽了因经商所带来的苦楚,但我“贼心不死”,在中央政 策放宽的前提下,又有些“蠢蠢欲动”起来。 这时候,正好壶镇工办主任胡德强调任县工商局副局长,我曾经给壶镇工办当 过采购员,他知道我的能量,和我的关系也还算不错,我就借了个因由找他聊天, 试探性地摸一摸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胡局长很诚恳地动员我说:“现在的中央精神,很明显是允许私人经营工商业 的。只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中央文件,有的地区先行一步,已经大胆地干起来了; 还有许多人对这一政策既不理解,也不相信。如果你敢当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 勇士,凭你善于经营的才能和四通八达的人际关系,估计你一定能够做出成绩来的。 只要你肯贸然一试,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我不无疑虑地问: “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这一回,不会又是什么‘引蛇 出洞’的‘阳谋’吧?” 他笑笑:“你要是相信,你就破釜沉舟地干它一场;要是不相信,我也不勉强 你。用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世界上没有永古不变的政策;凡是政策,都有其时 间性。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总不能说到了共产主义 社会,连货币都取消了,还要保留个体工商业吧?” 我大笑起来:“不要说得那样远,允许个体工商业经营多少年,你能说一个大 概的时间吗?” 他也大笑起来: “这个问题,可是谁也无法答复的,只能走着瞧。不过像老 兄这样的年龄,在你的有生之年,恐怕用不着担心你富了起来会有人来共你的产吧?” 经他这样一说,我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反正我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爬上来的,是 个一无所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事业成功,我也许会从“无产阶级”变成资产 阶级;失败了,大不了依旧当我的“无产阶级”,有什么可怕的? 我下了决心, 打算以我原来的采购业务和关系户为基础,在景云地面办成第一家以商业贸易为主 的个体企业: 景云县贸易货栈。 要办企业,首先得有地方,于是我就四处寻找店面房屋。 消息传出,县城街面上有铺面的人家,居然主动找上门来,要把房子租给我。 其原因,第一是他们深知我自小从商,既有经验,也有门路,与我合作,不会吃亏; 第二是房子租给我,房租多少并不计较,但都有一个附带条件: 那就是不但要求 入股,而且还要安排一个人上班。经过各方面条件的比较,我选定了胜利街一号的 房子。一者这里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区,房子也比较整齐,二者房东的太太是个老 高中毕业生,入股以后,可以让她当会计。 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我去找胡局长谈申请登记和领取营业执照的事儿,不 料胡局长也提出来要以他老婆的名义入股,还要来上班。我当然懂得: 在我们这 个社会里,私人企业的最佳组织就是“官商勾结”,往后借重他帮忙之处还很多, 何况他老婆是供销社的退休职工,不但懂业务,还以能说会道、办事泼辣闻名,这 样的人才,当然用得着,这个人情,也落得送给他,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再说, 如果我不答应,我的这家私人企业,还想办得成功吗? 条件谈妥,胡局长当即带我到镇工商所去领取申请的表格。工商所刘所长也是 个消息灵通人士,早就听说我在筹办景云县第一家私营贸易货栈,正要找我,目的 是他也想伸一腿。──中国的大小官员们,上自中央一品大员,下至比“七品芝麻 官”还小的不入流品的佐杂,全都很会“用权”。当时流行的口头禅,就叫做“有 权不用,过期作废”。特别是像胡局长、刘所长他们,身为工商干部,按政策规定 是不许经商的。不过他们当然不会傻到亲自出马做生意的份儿上,而是让老婆孩子 出面,他自己身居幕后,或通风报信,或假公济私,指挥若定,一本万利。他家发 了财了,而他“个人”,反倒落一个“廉洁奉公、为官清正”的美名。──既然你 当所长的愿意与我一起“和浑水”,在“同舟共济”的前提下,我当老百姓的总不 会吃什么大亏,落得大方些,就装出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来,表示“十分欢迎”。 我的欢迎,立即换来了所长大人的面露喜色和大力协助: 当即拿出一大摞文 件和表格来,叫我带回家去认真填写。 “八”字有了一撇,我先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出席的计有: 胡局长夫 人、刘所长小姐、房东太太、我和葛虎共五人。经过象征性的讨论,议决每人一股, 除工资外,一律平均分红。本来,我和葛虎作为发起人,至少应该占有股金百分之 五十一以上;但是因为有两位“当官的”掺和在里面,怕他们多心,只好来一个 “平均主义”,利益均沾,但求和睦相处,和气生财。 关于职务,我是负全责的经理,没有我这个“舵把子”,所谓“货栈”,不过 是空房子一间,什么利润也“生”不出来,因此我也就当仁者不让;虎儿是理所当 然的业务员,他是唯一的一个小伙子,全国各地,要靠他跑腿联系;剩下的三员女 将: 房东太太是个老高中毕业生,当年她丈夫开店的时候,她就是管账本子的, 让她当会计,完全能够胜任;局长太太年纪虽然不小了,可是文化极低,她自称有 中学水平,实际上恐怕连小学都没读几年,《人民日报》也不一定念得下来,但因 为是胡局长的夫人,又得罪不得,好在她在供销社当过业务员,对于货物验收进出 有些经验,钞票面额大小也认得,只好委屈她一些,请她当现金和货物的出纳兼业 务员,只要货物收付不错,不把十元大钞当一元钱付出去就行;至于刘所长的小姐,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的中学,除了《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之外,别的本事 也是没有的,尽管字写得歪歪扭扭,也只好让她当开票员,再跟局长太太学学货物 验收进出的业务,只希望她坐得住,不到处乱跑,不把价格开错,就算是好开票员 了。 股东会议开过,分工明确了,资金到位了,一大摞申请书和表格都送到工商所 转了上去,该拜的菩萨也都烧了香、上了供,就等着营业执照批下来,择吉开张, 大展宏图了。 但是左等右等,等了十天半个月,执照还是没有批下来。我有些沉不住气儿, 就跑去问胡局长。他夫人是股东之一,对货栈当然也比较关心。一谈之下,才知道 胡局长似乎比我还着急,申请已经转到局里,他也已经催办过好几次,但是遇到了 阻力,而且问题就出在正局长李瑞全的身上,所以连他这个副局长一时间也无能为 力。 李瑞全是个南下的老干部,在景云县主管商业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文化大革 命”期间,造反派们找了他许多不是,挨过批斗,住过牛棚,还让他戴着高帽子游 过街。打倒“四人帮”,他官复原职,从此就以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贯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干部自居,相信建国后的前十七年路线绝对正确,对改革开放 以来的一系列做法总持怀疑、否定态度。他的思想一时间扭不过来,实际上已经成 为“凡是派”的代表人物而不自觉。 关于创办景云县第一家个体企业的事情,胡局长已经跟他讨论过不知道多少次 了。他唯恐又犯右倾错误,从“左比右保险”的认识出发,坚持“宁左勿右”的立 场,怎么说就是思想不通态度不变。胡局长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他还反过来劝胡局 长办事要慎重,中央红头文件下来之前,最好再观望观望,等别县邻县都有了先例 以后,再开这个口子也不晚。他还语重心长地开导胡局长:“不论办甚么事情,都 不要跑在最前面,也不能落在最后面,这样, 既不会冒进,也不会落后。千万千 万不要为了别人的事情,去犯方针路线性错误,把自己的前途搭了进去。” 胡局长没了办法,又去找企业股疏通。巧的是: 这个企业股股长,是李局长 一手提拔上来的,从性格脾气到观点立场,几乎与李局长一模一样。真是有什么样 的将,就有什么样的兵。不过他终究年纪比较轻,不像李局长那样“顽固”。经胡 局长几次说服动员,告诉他:发展私营工商业、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并纳入社会主义 经济轨道,是党中央在新时期的英明决策,不是哪一个人的异想天开,作为基层政 府,只能大力支持,不能用任何借口表示反对。企业股股长一看“景云贸易货栈” 的股东名单中有胡局长老婆和工商所刘所长女儿的名字,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大半, 终于思想上、口气上都有所松动了。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来,跟胡局长 商量:“尽管允许私人办企业是中央的决策,可究竟还没有红头文件下来。咱们的 局长办事一向稳重,多一步不肯走,你是知道的。这事儿要想他点头,跟他讲理没 用,跟他硬顶更没用。唯一的办法,是要‘讲得过去’。你看这样行不行?既然‘ 景云贸易货栈’是由五个股东合伙儿创办的,咱们就来一个瞒上不瞒下,把‘景云 县贸易货栈’改作‘景云县白云联合货栈’,按‘集体所有制’企业核批,你看怎 么样?” 事情说到了这一步,非得要他按‘私营企业’批,也实在太难为他了。胡局长 来一个见好就收,让企业股股长签署了意见,这才亲自捧着案卷,到李局长办公室 去请他画最后一个圈儿。 但是李局长是个认死扣的人。他仔细地看了申请书,没有注意到股东中有胡局 长和刘所长的夫人,却看出了这个货栈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的“内涵”来。 关于什么叫“集体”什么叫“个体”的界线,李局长有他自己的认识论。在社 会主义社会中,只有两种经济成分,一种是国营的,一种是集体的。而“集体”两 个字的解释,并不是所有者人数的多寡,而是“人民公社”的代称。一切属于公社 系统的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人数多少,统统称为“集体所有制”。除此之外, 根本就没有属于若干个人联合起来的“集体所有制”。 七十年代后期,温州、永嘉一带,出现了一批私人合资创办的小工厂。政府批 准这种小工厂的前提,第一是所有的人员必须都是股东,这样,就不存在“劳资关 系”也就是剥削关系;第二是必须有三名以上党员,这样,就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 就可以体现“党的领导”,就不会“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但就是这样的做法,仍被批判为“资本主义泛滥”。如今葛月庆等人所要创办 的“联合货栈”,虽然是五个人的合资,却既没有党员,也不属于公社或生产队领 导,这不分明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体系么?他为官多年,自称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所依靠的唯一法宝,就是“牢牢掌握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实际上就是“宁左勿 右”这四个字。因此,他拿起笔来正要批,犹豫了一下,又放了下来。 于是,正副局长之间,一场关于“方针路线”的争论,就热烈地展开了。 说到经济理论,两个人其实都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来,争论的焦点,一个说是 “中央有此精神”,一个说是“没有红头文件”,争来争去,最后李局长绷着脸说: “既然你认为符合中央精神,你是主管企业的副局长,你批好了。”胡局长呢,也 当仁者不让:“我批就我批,出了问题我负责。反正这事情咱们是讨论过的,你只 要说你知道就行。” 胡局长接过笔来,果真批上了“经集体讨论,同意核批”字样。于是,景云县 第一家私人合资企业,就这样在“集体所有制”的掩护下出台了。 一切手续具备,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了一块“景云县白云联合货栈”的牌子先 挂出去,所有规章制度,都按“集体所有制”的模式办理,一面向农业银行开了户 头,立了账号,向邮电局申请安装电话和电报挂号,一面油漆粉刷,内外装修,张 贴广告,招引客商。到了正式开业的那一天,鞭炮齐鸣,贺客盈门,胡局长代表政 府当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股东与主要宾客们举行会餐,座上主客频频干 杯,嘻嘻哈哈,足足热闹了一天。 联合货栈的营业室内虽然也有烟酒饮料土产之类零售批发,但是主要还是靠外 地客户大宗的委托收购业务赚钱,不然联合货栈就变成一家杂货店了。景云是个偏 僻的浙南山城,单靠在县城街道上张贴几张广告,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那时候 《景云报》还没有创办,而《浙江日报》是党报,还没有商业广告。因此,开张以 后,我自己早出晚归,坐镇货栈,派虎儿出发到江西、福建去联系我的旧关系,务 求做成几笔大生意。 不久,福建省莆田县粮食管理所委托代购大米的三万元汇款进了农行账户,接 着平潭县委托代购黄花菜的汇款也到了。我手持委托书,郑重其事地对三个女股东 说:经商首先要讲究商德,坚持信用第一,绝不能随便挪用客户的货款。这两笔生 意,大家必须全力以赴,争取得到客户的好评价,给自己建立起一个好名声来。于 是我四处打电话找货源,亲自登门看货样、定价格,以最低的进价、最快的速度把 货发走。 这两笔买卖,不但给货栈赢得了第一笔利润,也打响了开门之后的第一炮,名 声逐渐传了出去。各地的供销社、食品公司、贸易信托公司纷纷汇钱来委托代购山 货土产,营业额直线上升。为满足本地居民兴建住房的需要,我又打发虎儿到上海、 杭州等地联系我的关系户,增加了钢材和水泥的零售批发业务。这是当时的紧俏物 资,很受欢迎。货栈开张仅仅几个月,生意十分兴隆,天天顾客盈门。大家都说: 联合货栈做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葛月庆坎坷一生,受苦受难,如今老了老了,赶 上了好时候,又要大发了。